这是一个不太罕见的情境：警察局的桌边，稚幼的孩童正在接受询问。处在一个未经遮掩的空间，身旁嘈杂的人声不时钻进孩子的耳朵，打断他的思绪；路过的员警好奇的问：“这是在问什么案件？”“性侵。”记录的员警稍微抬眼回应一句。问话的人瞄了孩子一眼，“喔，这个予性侵喔？！”（台语：这一个被性侵喔），孩子涨红脸，不愿再多说一句。
在台湾，儿童遭遇性侵害的新闻不时浮现在社会新闻版面上，引发一阵议论。但事实上，有更多的案件并没有被公众注意到。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2015年一年中，0岁至未满6岁儿童性侵受害者有235人；6至12岁的儿童，则有903人遭到性侵。每一桩遭起诉的性侵疑案里都有一个秘密，但探询秘密的过程，却可能因为方法不对，例如检警询讯问过程粗糙，询问技巧错误，或是询问环境让当事人无法安心等，反而让真相深埋土里，或者因此制造了冤假案件。
在美国，便曾经出现因为询讯问过程的瑕疵，造成严重的冤案。专长司法心理学的台大心理系助理教授赵仪珊以美国著名的McMartin审判为例，1983年，美国加州一所学前儿童学校的老师，被一位学童母亲指控对自己的儿子性骚扰。其他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到儿童治疗机构进行询问，在工作人员“诱导”下，其他孩童纷纷提出遇过类似的性骚扰情形。
性侵疑云爆发后，共有近350名曾经就读过该学校的儿童表示曾有被性侵经验，学校负责人与教师全数列为被告。在经过7年的调查、诉讼过程，被告才终于获得无罪判决。
未经训练的询讯问 孩童二度伤害
性侵案件本身就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它发生在隐密空间，缺乏目击证人；不一定有其他物证。因此被害人证词成为唯一证据。一旦证词遭到“污染”，后续的司法程序上可能出现难以定罪或是冤假错案。因此如何保持证词真实性，成为儿少性侵案件中特别重要的议题。
在前述的McMartin案里，凸显了儿少性侵案件的首要问题：儿童或智能障碍者在口语能力上，相较于一般成人，较无法逻辑流畅的完整诉说，且环境压力与询讯问方式，再再都影响了孩童回答的真实程度。
这几年，台湾司法体系内也逐渐发觉，询讯问过程的“诱导”提问，让证词本身蒙受许多质疑。例如过去台湾警政单位对于儿少性侵并没有特殊的警察讯问流程，孩子疑似遭遇性侵或猥亵，经通报后带到警局做笔录时，不但得在开放、人来人往的空间被问话，问话的也往往是未经训练的男警。这样的环境，影响了笔录本身的真实性。
担任社工6年的小琪（化名）接受端传媒访问时无奈地笑着说，“男警不是问的很露骨，直接问说：‘那你讲一下你是怎样被性侵’；要不然就是问不出口，嗫嗫嚅嚅半天。”
翻了翻白眼，小琪说，每每遇上这种只会问“人事时地物”的警察，社工就得不时的协助引导孩童说出细节。“我们社工陪同做笔录，一方面就是去跟警察吵架，维持孩子可以在没有压力的环境讲出事情。”
另一方面，社工要协助用孩子可以理解的方式来问问题。小琪举例，“像警察常常会问：‘你有没有反抗？为什么不反抗？’孩子可能根本不理解什么是‘反抗’，这样的问题他答不出来。那我们可能会协助问孩子：‘爸爸进去你房间时你觉得怎么样？会不会害怕？’来帮忙厘清孩子面对性侵或猥亵时的情绪反应。”
意识到儿童或智力障碍者在询讯问过程需要更耐心对待，这两、三年下来，在社工与民间团体的努力下，笔录讯问方式已逐步改善，尽量会选在私密的空间进行，另外不论男女童也规定得要女警执行，同时必须有社工陪同。
而除了“硬体”上的改进，警政单位也开始注意到软体方面——询讯问技巧的精进。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司法心理学（forensic psychology）的应用引入办案过程。
“如果能够在一开始的讯问中就保持证词的品质与真实性，不但可以减少被害人上法庭接受讯问的机率，也不会有因为多次讯问，导致前后不一的情形。”
去年12月，立法院通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其中便要求儿童及心智障碍被害人在司法审查阶段，得由经过司法访谈员训练者协助讯问。修法后1年新规定将正式上路。
其实早在国外，司法心理学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十九世纪的英国曾发生一起著名案件：Doniel Mc Naughton宣称自己因恶魔指使，企图射杀英国首相。英国法庭邀请心理师为其评估心智状态，这起案件成为有纪录的第一起将精神医学融入司法判决的案例，也成为第一起因“心智失常”而判无罪的刑案。
精神医学与心理学融入司法程序，也慢慢成为犯罪防制与改善司法诉讼的工具，并找出传统诉讼过程中不为人知的缺陷。1895年美国心理学家J.M. Cattell的研究发现，一般人在重复陈述证词后，会出现前后不一的状况；德国心理学家L. W. Stern也提出，情绪与记忆都可能影响证词的真实性，且在重复陈述后，失误机率将会提升。
另外美国研究“虚假记忆”的心理学家Elizabeth Loftus也发现，人类的记忆建构类似“维基百科”，除了自己可以撰写外，其他人也可以，她在1970年代进行的实验发现，“提问”的方式会引导他人如何描述记忆场景，并建构虚假的记忆。
而偏偏性侵案件时常只得依赖被害人证词作为唯一有力证据，也因此证词需经过反覆检视，验证其正确性。但当每增加一次询问或讯问，证词出现误差的情况也将提升，虚假记忆被建构或强化的机率也随之大增。
2014年起，台中地检署开始进行检察官“司法访谈”培训，精进检察官在第一时间讯问的技巧。台中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李翠玲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解释，会注意到得要改善讯问技巧，便是发现在性侵案件中，因为证词出现前后矛盾，让法官难以判断。“如果能够在一开始的讯问中就保持证词的品质与真实性，不但可以减少被害人上法庭接受讯问的机率，也不会有因为多次讯问，导致前后不一的情形。”
开始进行“司法访谈”培训后，李翠玲才发现过去的询讯问笔录中，有多少“诱导”问话的争议。她举例，像是“许多小孩会使用‘弄’这个字，当孩子说出：‘爸爸弄我’时，大人往往下一句却是问：‘爸爸摸你哪里？’”李翠玲说，“弄”不一定代表“摸”，也可能是“戳”或其他行为，但大人以自己的逻辑去补强故事情节，却反而让真相难以重现。
加上笔录往往是“简式记载”，导致问话过程与笔录内容有出入。像是问话的过程中，检警问的是：“有没有人摸你？”小孩回答“有”之后，检警接下来一个问题：“爸爸是不是在浴室摸你？”但实际情况却不一定是“爸爸”摸小孩，而小孩接收到这个问题后，有可能不知如何回应，也有可能只回答了“嗯”，可这个“嗯”，应对的是“浴室”，而没有把“爸爸”包括在内。但笔录上的呈现，却会记载成：“小孩表示爸爸在浴室摸他”。
笔录被“污染”层出不穷
虽然“性侵害案件减少被害人重复陈述作业要点”上路后，明文规定询讯问过程一律录音录影，但案件到了法庭，法官却不会回头重新检视录影内容，依靠的是前端检警的笔录，因此一旦笔录遭到“污染”，案情将会一路朝错误的情节发展下去。
协助台中地检署进行“司法访谈”培训的赵仪珊在检阅许多询讯问光碟后指出，上诉这类提问中“带有许多自以为是的细节”，其实就隐含“诱导”性质，将加害人在前提上就指向“爸爸”，再透过问话合理这项前提。但多数检警人员在询讯问过程中并不自觉。
另外赵仪珊也在询讯问光碟中发现，许多笔录制作过程，往往是陪同的亲属发言比孩子更多，“明明不是小孩自己说的，但笔录里却会写‘小孩表示……’。”而询讯问的同时，亲属也可能透过肢体语言来影响孩子的发言，“像是不时用手触摸小孩等，都可能影响孩子的回答。”但光看笔录，却看不出这些问题。
也因为不少笔录在制作过程中出现“污染”的情形，让许多被定罪的案件当事人纷纷喊冤。“冤狱平反协会”律师蔡晴羽就发现，性侵案件几乎是他们接触到第二多的案件。“像我们遇过一个案子是一位少女跷家，找回来以后学校辅导老师问她有没有跟人发生性行为。少女推说曾经被继父性侵，但社工同时发现，少女本身交友关系有点复杂。”蔡晴羽说，类似这种只有双方说词，可能的性侵时间点又已距今很远，加上少女有男朋友，无法从生理检查上判断是否被性侵的个案，法官唯一能判断的只剩下证词，如何判，也只能凭法官心证。“像这案子一审无罪，二审判10年。”前后落差极大。
蔡晴羽也有遇过个案是当年的被害人如今回头喊冤，认为自己当初是被母亲诱导，才说出父亲有性侵的行为。“但当事人去自首说当年那是伪证，法院却不采纳，觉得你现在这样讲是因为同情爸爸。”蔡晴羽叹了口气说，如今爸爸早已入监执行，而究竟有没有性侵，这真相也难以还原了。
目前法院遇上有疑义的案子时，会嘱托赵仪珊协助鉴定询讯问光碟，判别笔录的真实程度有多寡。另外民间团体也透过司法心理学来分析个案的证词，企图为喊冤的当事人找到一线生机。
至于为什么出现“诱导”提问？赵仪珊解释，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有时候小孩说出一句奇怪的话，妈妈或其他家人听到后会很紧张，急着想要找出一套合理的解释，同时也在询问孩子的过程中，加入太多细节，绘声绘影的塑造出一个故事。”当故事形成后，后续的调查可能就顺着这套故事脉络进行，同时在询讯问的检警心中，也已悄悄认定了犯人是谁，这时的提问，就会掺杂许多“诱导”。
当检察官改变询讯问方式后，即便询讯问时间与过去进行笔录的时间差不多，“但你会发现，小孩可以给你的资讯丰富很多，也比较能让小孩说出事件的细节与全貌。”
另一方面儿童对于环境压力相对敏感，当他们意识到空间里的权力关系时，很容易屈从于这样的关系。目前正协助冤狱平反协会处理一桩性侵害冤错案的黄致豪律师举例，当他刻意以错误讯息询问小孩，例如：“我们刚看到的是黄色布偶装的人，对不对？”但事实上明明是“紫色恐龙装”，可是孩童却会屈从于有权力的那一方，选择回答：“对啊！”同时回过头修正自己的记忆，再向第三人覆述时，说出：“我们刚刚看到一个穿黄色布偶装的人”。
或者检警不断重复同一个问题时，孩童容易以为他一开始的答案“是错的”，而倾向调整成对方“想要的答案”，因此当检警问“爸爸有没有摸你？”，重复问了五、六次后，孩童的答案会从“没有”变成“有”。
另外当家庭中的成员可能因为争夺抚养权，或者成员关系出问题时，儿童便有可能“被教导”说出某种性侵的情节。“像我遇过一个案子，小孩指称奶奶和爸爸对他性侵。后来才发现，是因为母亲觉得奶奶和爸爸对她不好，所以在询问的过程中，刻意导向奶奶和爸爸是加害者。”李翠玲说道。
司法不只要能“找到人”，还得“找对人”。如何“找对人”，仰赖侦办过程中的科学专业协助。台中地检署在经过“司法访谈”培训后，渐渐学会在询讯问之初先和当事人建立关系，并使用“开放式”问题询问。“例如小孩说‘有人摸我’，那我们就会顺着他的话继续问：‘可以跟我说摸哪边吗？’”李翠玲说，当检察官改变询讯问方式后，即便询讯问时间与过去进行笔录的时间差不多，“但你会发现，小孩可以给你的资讯丰富很多，也比较能让小孩说出事件的细节与全貌。”
担任检察官17年的李翠玲分享，询问技巧的改进，让过去顶多只能掌握“事发状况”的笔录内容，如今可以呈现出更多事实，“像我之前遇到一个案子，当事人透露姊姊也有被性侵，但姊姊一直不愿说，再改善询问方式后，姊姊终于吐露真相。”
不只是办案 更是处理人
另一方面，这几年社政与警政的合作，也逐步改善儿少性侵案件的侦办审理过程。“像检警不会去深入了解一个家庭的状况，但是社工会，社工的责任是要找出这个家里的秘密，厘清隐藏在家庭里的关系问题。现在法院开始会重视这一块，也会找社工去协助。”小琪说道。
尤其发生儿少性侵案件的，大多数会是“高风险家庭”，本身就存在着许多困境亟需援助，“‘司法’只是性侵案件处置中的一部分，后面还有一大块是被害人怎么回到正常生活、怎么回到一个正常的家。而这些部分，不是司法有能力介入的。”
而司法鞭长莫及之处，正是社政得要递补上的地方，随着社工逐步协助修补家内成员的关系，降低家庭风险，才能真正化解受害者在家内受到的伤害。“我曾经遇过一个个案，小女生被妈妈同居人性侵。一开始妈妈不相信女孩说的话，经过我们介入协助，妈妈才慢慢愿意相信。之后我们建议母女两人做家庭谘询，改善两人关系。因为小女生很需要母亲的情感支持，而母女关系，正是他们家庭里的核心问题。”小琪说道。
意识到儿少性侵案件，还牵涉了家庭成员错综复杂的关系后，“现在我们检察官讯问时，也得注意孩子不愿说出真相，是否背后有什么原因，像是爸爸可能是家里经济支柱，不能让爸爸被抓去关；或是妈妈有忧郁症，孩子担心说出真相妈妈无法承受。”李翠玲说，当询讯问的内容呈现越多细节，检警也慢慢发觉自己不只是“办案”，而是在处理“人”；不只是缉拿真凶，还得学会连结资源，去改善一个“人”的生活。
“即使有经过‘司法访谈’培训，但实际经验还是很重要，如果人力一直轮调，每次接手的都是新进女警，笔录品质还是难以维持。”
台湾去年底将“司法访谈”机制纳入，重视司法心理学在诉讼程序中的功用，藉此回头改善询讯问技巧，企图让真相更有机会被说出。
谈起这两年推动“司法访谈”培训，李翠玲的语调变得缓慢柔和。“一个好的诉讼过程，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我们之前有个个案，两姊妹被父亲性侵，每天晚上姊妹俩人都不敢睡觉，怕父亲又进房对她们做些什么。两个孩子只敢在课堂上睡，因为那是她们唯一能安心睡着的时刻。”
后来学校老师相当敏锐，察觉孩子整天在课堂睡觉，似乎有异状。经过通报后才发现有家内性侵的问题。为了协助两姐妹重新回到正常生活轨道，社工找到之前离家的妈妈，同时为母女三人申请辅助金，协助她们做点小生意。“两姐妹在情感与经济上获得资源，渐渐觉得自己的人生似乎变得有各种可能。”
“但我现在担心的是人力问题。”对于修法，赵仪珊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目前台湾司法心理学领域的人才并不多，修法后1年要正式上路，大批的司法人员是否能得到完整的培训，还是个问题。
第一线妇幼队的女警人力，同样也会因为职务调动而难以让经验延续，“即使有经过‘司法访谈’培训，但实际经验还是很重要，如果人力一直轮调，每次接手的都是新进女警，笔录品质还是难以维持。”李翠玲也同样透露出对于人力资源的忧虑。如何让人力资源补足，成为下一阶段的考验。
20年来，司法与社政共同编织着安全网，让它更加绵长。但如今还需要更多资源投注，这张网才足以承接坠落的人们。更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伤痛过后，回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安心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