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发生桥底奸劫案，“性侵”和“强奸”成为网民热切谈论的关键词。不过，在“谈论”性侵害时，我们到底是加剧还是减省了压在幸存者头上的制度重担？
从处理个人伤痛到走进制度讨回公道，性侵害幸存者可能因着家庭、社交圈子、学校、工作场所、社会服务机构、执法机关或司法系统的不当安排，而受到二次伤害，加剧身心创伤。是故，减低及避免幸存者承受二次伤害，一直被各公共机构或民间组织奉为重要任务。预防制度中的二次伤害，必须小心翼翼，从程序安排、前线人员的态度措辞，及至对幸存者私隐的保密等，均需要各个环节的参与者在执行工作时怀着同理心和性别平等意识；而敏感度的建立，往往来自数以年计的倡议培育。
然而，当二次伤害来自无远弗届同时又难以调控的网络，我们要如何应对？
性暴力的重量，源自制度
性暴力是暴力的一种，但对幸存者而言，其影响总比一般非永久的身体暴力更为复合。性本是中性的，但性之所以能加剧暴力带来的创伤，却是根源于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在中国传统的宗族和婚姻制度中，女性的身体和性往往被视为家族的财产，受家族支配及运用，同时被赋予家族荣辱等价值象征，把女性的性与其价值挂勾，推祟“贞洁”与“完整”，一旦“损毁”，便会失却价值，也令家族蒙羞。
其次，社会忌性同时嗜性的倾向，把“好的性”和“坏的性”（注一）的分野持续再制分层。“忌性”（注二）意指把性视为禁忌，处处忌讳，并把性——特别是被界定为坏的性，连系至厌恶、恶心、罪恶等的情感倾向；“嗜性”即指大众的情欲渴求，但欲望却也受着在地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脉络形塑，例如哪些是可欲的情欲对象、哪些性行为能被允许，甚或鼓励，都产生自并再制了性的“好坏”与“高低”之分。
最后，则是展现在性别身份和情欲互动中的两性不平等。在两性的刻板印象下，男性的欲望是“自然”和受鼓励的，女性的情欲却被轻视和规训。在如此制度源流下，性侵幸存者往往置于最边缘的位置，承担着制度的重量，艰难地疗伤。
“指责受害者 VS善意提醒”的错误对立
以奸劫案为例，事件曝光后即被网民广为谈论，当中有两个议论方向尤被热议，分别是“保护论”和“神探论”。先说前者。“保护论”实是性侵案发生时惯常出现的争议。保护论者认为只要女性好好保护自己，如“三不”——不夜归、不暴露、不喝醉，或学自卫术，就能减低被性侵的机会；反对者却认为保护论者的言论是怪责受害者（victim-blaming），表面保护女性但骨子里也是父权思维。前者认为后者妄顾现实，后者则认为前者再制了强奸迷思（Rape Myth，注三），双方争持不下。
如此论战的确令人惋惜，网络互动中的简短回应或定调归边模式，把沟通的空间消减，从而令两者看不到彼此的共通点——防止性侵害。实在，我肯定保护论者对维护女性的善良意图，也同意“三不”某程度上或可减低个别性侵个案的发生，但我必须强调，“三不”是限制女性的个人自由和活动空间，并把防止性侵害的责任置于女性身上的治标方法，无法撼动甚至再制了固有的性别不平等制度。
其次，“三不”真的能令女性不被性侵吗？根据社会福利署在2005至2016年新呈报性暴力个案数字，性侵者为陌生人占所有案件的四至七成，但与受害人有关连的人也占四至五成（注四），当中以朋友最多、其次是雇主／雇员／同事，再来就是近亲；自2013年新增现任和前任异性情侣后，后者的数目一直与近亲并置。不少支援性侵幸存者的团体亦指出，实际的性侵数字，特别是被相识者侵犯的案件，必定比政府呈报的数字要高得多，只因许多受害人面对多方压力往往不敢上报。在一份针对性侵幸存者的研究中，超过八成的侵害者都是相识的人。
而最重要的是，反对者对保护论的批评，往往是为了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因为强奸迷思会减低女性和男性对性侵害的防范——以为性侵犯是个人可预防的、性侵害只发生在女性身上、做足“三不”就能不被性侵……但性侵的现实往往超出迷思。而且，强奸迷思不只造成了社会对性侵犯的误解，更会直接影响公共机构（如警察、社工、平等机会委员会）及司法系统（法官、陪审团）的前线人员，在执行职务时作出偏颇的判断。
既然保护论者对女性福祉如此关切，何不跳出“保护”框框，根据性侵的现实情况思考防治方式，分担遏止性侵的责任？
网络白目的集体厌女狂欢
另一网民议论方向“神探论”，倒令人叹为观止。桥底奸刧案发生后，网民在讨论区热烈讨论案情，当中一些人以“神探查案”的方式谈论事件，你一言我一语地抛出“疑点”，质疑受害人根本没被强奸，并以“劳资”形容事件，揶喻女生从事援交，因金钱纠纷才谎称被性侵。其后，一些网民谣传受害人是兼职女友（part time girl friend, PTGF），更征求受害人的相片，更甚是把她“起底”。除了针对女事主，网民又乘兴讨论与强奸有关的话题，例如保护论、会不会娶一位曾被性侵的女生，或“强奸犯只做左全世界男人想做既野”。当中的言论，不但强化了压在幸存者头上的制度重担，更肆意的施加二次伤害。
网络白目（Internet Troll），又名网络小白、网络巨魔，是西方社会用以指称爱在网络上冷嘲热讽、口不择言得使人反感，并经常攻击他人的网上怪客。研究网络白目的学者 Whitney Phillips 形容，此等白目行为起源于1990年代，白目透过极奇挑衅、冒犯、无意义，甚至愚蠢的言行，激起其针对对象的负面反应而自娱，而大多数存在于英文网络世界的白目都是具优越地位的白人男性（注五）。
根据 Philips 的定义，上述本地网民的言行恰恰呼应了“白目”的行为模式：在不断质疑、贬抑、嘲笑受害者继而是整体女性的网络行为中，满足权力欲从而得到快感。这种渲泄是安全的，因为白目身处的正是一个同性社交（homosocial）的网络次文化空间，各参与者均是匿名留言，在同声同气及真实身份受保护的情况下，白目并不需要为其言行负责，更不用考虑其言论对受害者本身，及其他性侵幸存者所造成的二次伤害。
针对这些全球可见的网络白目厌女言行，学者 Karla Mantilla 提出 "Gender trolling" （注六）一词，指出网络白目行为跟现实世界普遍存在的、针对女性的骚扰性质相同，目的是透过羞辱、要挟、仇恨和暴力维持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打压女性自主的意图和行动。
有人说，要不被网络的恶劣留言影响，不浏览那些网站就可以了。这种说法，跟“三不”的保护论调如出一辙，是限制女性在网络的空间和自由作为“保护”，但却同时延续了网络和现实世界的性别不平等制度，只因两者相通共生。在生活世界中不敢表述的性别偏见，在网络上却得到同伴“给力”，并透过肆无忌惮的展示和社群簇拥在网络世界建立话语权，而网上的话语亦强化了生活中的厌女文化。
网络能否消减幸存者的重压？
如何抑制网络白目对性侵幸存者的恶劣行径？加强对网络言论的审查绝非良策，而依仗限制的方式只会令当权者借机打压网络自由，加强监控。积极批判白目行为当然是必须，而我们更应把网络作为个人和社群连结和充权的场域，以防治性侵。2013年，美国俄亥俄州史杜宾维尔（Steubenville）高中轮奸案中，轮奸短片在社交网站上曝光后，黑客组织 Anonymous 连结女性主义者及性侵害幸存者们，展开了反性侵黑客行动（Anti-rape Anonymous Operation）为案件搜证，包括疑犯在社交网上的相片和留言，最后成功揪出侵害者（注七）。
除了“神探”式的揭发外，要消减性侵幸存者的重压，还是要改变不平等的性别制度。网络的社群文化和匿名性，可提供一个相对私密而安全的空间，在此建立让性侵幸存者与目击者表述、分享和回应共同经验的平台，例如外国网站 Project Unbreakable 就让性暴力幸存者分享自己的经历；而网络上的开放信息，亦可令网民检视自身的“强奸迷思”，学习如何与幸存者相处，例如有什么说话不宜跟幸存者说，或思考新的介入方式，阻止发生在生活中及网络上的性暴力。
我不能寄望网络白目良心发现，有所自制，亦不认为此等厌女的白目行为能够被完全铲除。要抑制他们，必须更积极的介入，在网上建立舆论阵地，并于各个关注性别和社会议题的群组和媒体之间，组织更强的连结，随时准备应对网络白目的攻势。虽不能消灭伤害，起码要留下温柔。
（阿离，关注性别议题的自由撰稿人，来自香港）
注一：女性主义理论家Gayle Rubin在“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中提出“性阶层”（sexual hierarchy）的概念，分析社会如何把性分为“好的性”与“坏的性”（good sex and bad sex），前者意指存在于异性恋一对一婚姻之内、以生殖为目的、健康合法、在私领域发生，并不涉交易的性，后者指其他一切不在前列的性，例如婚前性行为、同性恋、BDSM、开放式关系，及于公众地方发生的性等等。
注二： “忌性”（sex negativity）一词出自Gayle Rubin，台湾学者何春蕤于《性别治理与情感公民的形成》把它翻译为“忌性”，此文引用了何氏对“忌性”的定义。
注三： Brownmiller, S. (2013). 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Open Road Media.
注四：包括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姻亲、亲属、朋友、照顾者、雇主／雇员／同事、老师/导师等。
注五： Phillips, W. (2015). This is why we can't have nice things: Map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trolling and mainstream culture. Mit Press.
注六： Mantilla, K. (2013). Gendertrolling: Misogyny adapts to new media. Feminist Studies, 39(2), 563-570.
注七： Rentschler, C. A. (2014). Rape culture and the feminist politics of social media. Girlhood Studies, 7(1), 6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