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湾因发生酒驾撞死烘培师事件，再次引起民众对于酒驾的热议，甚至有部分人主张用鞭刑治酒驾，其理由多略为：一、立法委员不敢修法用鞭刑，是因为怕鞭到自家委员、政府高官；二、如果鞭刑会让人失去工作、受到羞辱，那酒驾用鞭刑会让民众更加思考严重后果；三、用鞭刑的缺点只有对喜欢被鞭的人无效；四、用鞭刑作为刑罚的成本比自由刑来得低；五、用鞭刑没有侵害人权问题。据报载，因超过1万人在“公共政策网路参与平台”对酒驾累犯用鞭刑的提案附议已顺利成案，法务部表示行政院政务委员将于今年12月1日召开协作会议，讨论对酒驾案件是否增加鞭刑作为处罚手段。目前该提案附议人数已超过25000人。
行政部门积极回应，展现政府愿意倾听民意而非将之排拒于门外，固然立意甚佳。不过，若回顾台湾针对酒驾行为的刑事处罚（刑法第185条之3），历来每当媒体大力放送酒驾撞死民众的报导，激起民怨，台湾政府都会以加重刑罚作为消弭民怨、回复民意的手段。因此，立法者分别于2008年、2011年、2013年间逐次回应民意，持续地采取重罚化的策略，并于2013年“提高该规定的法定刑度上限及下限”、“删除原有罚金、拘役”、“调降成立犯罪之门槛”。然而，迄今仍未能大幅减少台湾民众酒后驾车的案件发生，此情况众所皆知。相较于部分人主张用重刑治酒驾的看法，专家学者则对屡屡加重刑罚的修法策略提出质疑，甚至认为这样的策略已是黔驴技穷。
重罚化修法无明显预防效用
从以上统计数据可知，2013年修法后人数上升虽或许是因犯罪成立的门槛下降所致，但即便立法者分别在2008年、2011年、2013年加重对酒驾行为人的刑罚，宣示采取重刑化的修法态势，但2014年至2016年间的酒驾案件数量及人数始终居高不下。立法者或者是支持治酒驾用重典的民众，往往以加重刑罚后酒驾造成死伤的人数有所降低，作为主要论据，但这样的说法不仅曾被学者认为统计方式有问题，必须投入更多研究及更精致的分析才能实证（注一）；仔细思考亦不难察觉：这几年台湾警方有非常多全国同步取缔酒驾专案，以及有不定期酒驾大执法来加强第一线执法强度，可预见死伤人数会相应下降，但这其实是员警取缔严格所致，而与立法者宣示重刑化的修法态度未必有很大关联。
对一般人而言，自是希望重刑化后不会再有酒驾事件发生，才能确保用路人的安全。如果立法者历次重刑化的修法宣示能有效阻吓，且在员警零容忍地执勤的前提下，酒驾案件数目及人数应该会大幅下降。然而，自2014年至2016年间数据虽有略微下降，但没有呈现明显、大幅下降的趋势，可见此重刑化策略无明显预防效用，应该寻求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