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在2014年三中全会中，提出要发展民间智库，为国家的发展提出建言，鼓励对制度创新提出理论支撑。中国的公共政策越来越重视专家意见，讲究科学决策，严惩“拍脑袋”式的公共管治方式。近年，香港的政治两极化情况持续，社会内耗升级，直接影响了特区政府的施政和北京政府在香港的威信。当前对港部门似乎暂时尚未有一套完善的政策制定机制，以应付香港近年的各种政治、社会问题。因此北京政府这些年来投放大量资源在研究之上，尤其近年港澳问题在学术圈中成为“显学”。参与港澳研究的人员众多、资源投放庞大，那到底现时作为北京的港澳问题智囊是提升了对港部门决策效能，抑或是添乱？
在北京政府的重视和政策下，中国内地现时有不少学术单位设有专门与港澳事务相关的研究中心（图一），除了在国家机关下属的两个研究所以外，还分别有19个隶属高校和7个隶属各地社科院或智库特地设立港澳相关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据笔者估计，在这些研究中心内从事港澳研究工作的学者约有80人。然而这80名以港澳研究为专长领域的学者，实际上每年在中国期刊发表的港澳题材学术文章只占不足三成。由此可见，还有大量“业余式”参与港澳研究工作的学者；近年更有大量年轻学者加入行列。尤其在港澳问题成为北京政府一大关注的情况下，资源大量增加，吸引众多分一杯羹的人。人多不一定是坏事，但问题是怎样确保研究质素是否有建设性、熟悉港澳，成为决策层一大困扰。
研究结论过度政治正确
中国内地的港澳研究的第一类常见问题，就是“过度政治正确”。这些港澳研究的观点（尤其定性方法或法学类研究）常常以带有中国特色政治（如坚决、遏制、加强、巩固）等字眼诠释观点。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学者在主张国家主权或强调中央政府地位的论述是有其观点及理据，而在学术辩论上观点辩论也无可厚非，但假若这类观点常以中国内地的用词习惯表达，对很大部分处于在另一文化背景及学术训练的港澳学者而言，则充满着沙文主义（chauvinism）的压迫感。长期下来，这种观点不但不利于两地学界互动，也无助于对港对澳部门的政策制定工作。
同时，当中港两地出现矛盾时，就会出现大量政治表态式研究，铺天盖地重复同一种立场观点。在“宁左勿右”的风气之下，他们也鲜有考虑研究是否有实质意义；所谓的“加强”、“巩固”的空泛建议又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值得我们从事港澳研究工作的学人们共同深思的是，研究目的应是厘清事实本质、解读社会现象，为特区、对港部门、社会各界在应用及掌握社会脉搏上提供支持及分析。长期把过多精力讨论“应否”的应然和价值讨论，根本无助缩窄及理解两地价值认知差距，实际上只是各自表述。笔者发现两地有不少学者，都会有言“几近不用阅览对方研究成果，也能知道对方结论”。 表态式文章每当发表后，有时会被香港传媒过分解读是北京政府释出的信号，更使对港部门的联络及沟通工作带来额外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