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在“国际化”的大方向下，中文学界被逼参与英美的学术游戏，中文书写及地区研究备受歧视。两岸四地的32所大学最近签署了协议，称将推动中文学术。然而，《香港社会科学学报》创刊至今22年的经历告诉我们，在教资会“国际化”潮流下推动中文学术，路漫漫而多曲折……
2015年11月18日，香港中文大学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及台湾大学作为发起院校，两岸四地共32所大专院校的管理层，在“中文学术”四字的朱红印章标志下签署合作协议，指将共同推荐一个中文学术期刊名单，推动中文学术的发展。
这协议的背景，其实就是近二十年，中文学术世界投入到国际学术游戏，追求以英美为主导的国际学术认可，催逼学者投稿国际学术期刊。由于没有“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和“影响指数”（Impact Factor），中文作为学术书写语言缺乏国际学术界认受性，备受歧视，而以中文书写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着地区性学术研究亦受到限制。（编按：有关这些，可参考“大学走向国际，香港研究却走向死亡？（上）”）
香港中文大学的新闻稿指，近年两岸四地的大学校长已经开始讨论如何“优化人文社科领域中文期刊的评鉴指标”。
不过这几年的讨论，似乎并没有充分肯定香港本地学术。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在会上提到，原拟今天公布共同推荐的中文学术期刊名单，因为希望更多参与院校可以提出意见，所以暂时没有公开。然而据悉，在这份名单当中并没有一本来自香港的学术期刊，更不要说中文大学自己出版的中文学术期刊。在端传媒记者多番追问下，中大校方都没有正面回应。
香港本地的学术期刊受忽视不是今天的事，当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在90年代中推行“国际化”的时候是为开始。中文作为写作语言，跟本地研究的关系密切。《香港社会科学学报》（下称《学报》）创刊于1993年，至今经历超过20年，其兴盛衰落见证着大学制度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中文学术期刊圈子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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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再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了。我们希望掌握这个历史契机，在这里开垦一块园地，为愿意克尽知识分子天职的同行们提供一个自由学术广场。愿各位有志之士齐来参与。”
这段是《学报》当年在1993年创刊辞里的话。
《学报》作为一本中文期刊，创刊至今一直强调“恪守正规审稿制度的国际性”，创办人之一罗金义说，自己本来没有想过办一本正规如此的学报。他当年在香港城市理工学院（现香港城市大学，下称城大）念博士，最初与几个同学只打算搞本学术文化杂志，后来他接触到当时城大的社会科学院院长郑宇硕，在他的建议下，《学报》最终以正规学术期刊的格式创刊，设有双向匿名同行评审制度（Double-Blind Peer Review System），即投稿者及学者评审互不署名以求公正，是正规的国际学术标准。
《学报》1993年到1996年的首六刊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下称《牛津》）负责出版，罗金义笑说那是最风光的年代。这也不为过，在早期的《学报》，供稿的作者有周永新、曾澍基、费孝通、甘阳、王绍光……都是中港两地有名的学者文化人；另外每期皆设专辑，聚焦议题。在其中一期编后语里，当时雄心壮志的罗金义引述一位台湾教授的话：“一份学报没有十年八载的经验累积，难有风格可言。我们希望，在编辑构思和具体内容上，每期学报都作些新尝试，再总结经验，冀能对社会科学界有所贡献。”可见当时他的乐观，已经想到十年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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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期许，在1996年首先遇挫，《牛津》不再承印《学报》。罗金义回忆指，《学报》的运作模式与《牛津》的想像存在差异：“坦率地说，《牛津》大规模的高质素中文学术出版销量不好，而且对于何为高质素也有很多争议。”
“必须说当时我们双方（《牛津》与《学报》）都很不成熟。”牛津大学出版社学术及普及出版部总编辑林道群说。1992年，出于市场考虑，本来只做英文出版的《牛津》开始办中文学术出版，然而《学报》不论在人手或资源上都非常有限，林道群忆及：“所有的制作费都由《牛津》负责，而且很多好文章都是由我来帮忙邀稿，再加上学术期刊在书店一般都销量不好，长远来说，《牛津》蚀不来。”
就是这样，《学报》与《牛津》的合作关系因市场问题告一段落，《学报》改由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承印出版。
虽然换了出版社，但《学报》仍然在学术界有着重要地位。其中一个原因是教资会在1996年开始推出“研究评审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简称RAE）作为分配大学资助的指标。RAE要求学者研究具“国际化”水平。结果，曾经是《牛津》出版的《学报》因为有双向匿名同行评审制度，合符国际学术规范，就变成大学制度下学者投稿的好地方。
“当时的大学制度仍未演化到完全不计算中文学术出版于资源分配及升迁考虑之中，不过……”不过这个阶段很快过去，罗金义及后发现，当1999年RAE结果出炉后，很多学者及大学管理层从RAE的评审结果得知“国际化”的要求又再加剧，以中文书写及刊在中文期刊的研究，相对于英文书写及发表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的研究，往往得到很差的评分。罗金义语带唏嘘，“这次之后，《学报》的辉煌才真正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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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22期后，罗金义不再在每期的文末写编后语。
“我要承认当年我开始觉得好沮丧，那个时候RAE踏入最‘疯狂’的年代，我办了这么多年中文学术期刊，结果有关香港的研究却少之又少。”罗金义口中的“疯狂”，是指大学制度愈趋“国际化”，忽视本地学术。教资会在2002年的《香港高等教育报告》中提到“各院校要抛弃以往专注于香港的狭隘观念，力争达至国际水平”，以及“加强RAE的成效”。这实际意味着，院校管理层出于大学资助的考虑，给予更大压力着令学者以英文作“国际研究”。“那时候，大家（同行）都不愿写中文学术论文。”
罗金义作为教授，除了因为期刊的经验，置身大学体制当中，自然也要面对这个“国际化”压力。在那个时段，他试过在升迁的评审过程中，被上司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道：“金义，你的那些中文写作的研究，其实可以不用列出来。”罗金义回想，上司的意思是反正中文的研究也不会被考虑，倒不如省掉大家的时间。
结果他失去了那段拼劲，自己也很少写文章，不再主动办专辑，《学报》走到低潮。
讽刺的是，正当香港学术界为了配合教资会的“国际化”方向而忽略本地中文学术期刊，《学报》却变成其他华文学界的地盘。差不多那段时间，《学报》曾经被中国学界承认为核心期刊，台湾的学界亦一度视《学报》为“海外期刊”，拥有一定的“国际性”。“这样一来，大部分稿源来自大陆与台湾，我心目中的香港稿，没有。那么既然自己不用动手也有来稿，就这样吧。”罗金义不讳言《学报》变得很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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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起，《学报》的网页停止更新，资料停在那个时间以前。
没有更新的原因很简单，其实就是没有钱，更平凡的原因是一个协助罗金义多年的研究助理离职。“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大理由。”罗金义耸耸肩。这样看似不起眼的理由，其实反映更大的学术环境。
2010年，教资会在“展望高等教育体系报告”中提到要“坚定推动教育国际化”，加强RAE的评审标准。实际状况是，大学“国际化”愈演愈烈，学者不再研究香港，中文写作变成“工作以外”之事。
虽然《学报》的网站暂时停止更新，但仍然有继续出版，“准时出版与文章质素，是我唯一可以保证的事，没有其他了。”罗金义收起从容，一脸认真。有关学术质素，在近年就有一例。《学报》最近因为文章质素不佳之故拒绝了一篇有关香港地区新移民研究的投稿，那位投稿者致电编辑部发难，表明自己这篇文章（英文版本）在西方某国际学术期刊已经刊出了，质疑《学报》作为中文学术期刊的要求有什么可能会更高。其实一稿两投此事，评审者早已发现，因为早已在国际期刊读过该文，只是没有明言。
更重要的是，这种对中文学术期刊的歧视，即使不在管理层，在大学教员之中亦相当普遍。但罗金义对此不以为然：“如果说研究外国议题，那么外国的学术期刊自然更为权威，但是如果是研究香港，我们的要求比所谓国际学术期刊的要求更高，更严谨不是正常吗？这可正正是我们当初要办本地中文学术期刊的理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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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创刊至今，已达47期，从无间断，即将迎来第50期，期间与大学体制交缠20多年。这些年来，在这个走向“国际化”的大学制度下，以中文作为写作语言的本地研究愈来愈少，当中罗金义也见证过不少个别学院学系尝试制定一个被承认的中文学术期刊名单。这个做法最大的争议，在于当出现冲突的时候如何处理。在社会科学之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引文索引就是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里面全是英美学术期刊。当90年代末SSCI以其“国际性”而在学术界盛行之时，那些承认中文学术期刊的既有名单很快就被放弃。
因此，两岸四地共32所大专院校共同推荐中文期刊名单比较大的问题在于，如何处理SSCI与中文期刊的等值问题。对大陆与台湾的院校来说，这问题或者不大，因为他们在SSCI以外都有自己一套认可中文学术的普遍制度：大陆有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台湾有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TSSCI，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但是香港没有。
香港学术界在教资会的主理下追求“国际化”，SSCI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唯一标准，到头来这让中文学术期刊几乎无法生存。尽管院校尝试承认中文学术期刊，但只要教资会继续坚持以“国际化”为标准分配财政补助，中文学术能否被肯认仍然是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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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文学术”被提到上两岸四地大学管理层的议程。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在会上指出，最重要的是，这四个字不是空谈。但推动中文学术，似乎还有一条崎岖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