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一种说法，是香港研究正在衰落之中，甚至正迈向死亡。本地议题不受大学教授重视，这是客观现实，但这种提法有趣的地方，是似乎在说香港研究曾经有过辉煌一刻，又或者今不如昔，这就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从事香港研究的学者人数是否愈来愈少？以本地为题的学术专著数量真的大不如前？我作了一个粗略计算，发现客观情况可能和很多朋友的感觉并不一样。就以香港大学为例，过去十年间（2005－2014）以香港为题的社会科学、历史、法律、教育和地理的博士论文共有282篇。再看20年前的情况，在1985年至1994年期间，同一范畴的博士论文却只有23篇。再看学术成果，简单看看专门出版有关香港专著的香港大学出版社多年来的目录，同样发现上述领域的出版刊物数目，1985年至1994年间便只有32本，而2005年至2014年间却有181本。从这两组数目来看，从事研究香港的人士数目，不单没有大幅减少，反而在不断上升。就以个人学习经验来看，1980年代读香港政治，可供本科生参考的学术专著，来来去去就是迈乐士教授（Norman Miners）、刘兆佳教授和金耀基教授的几本“天书”。相比之下，今天的学生却幸福得多，不仅选择更多，而有关的学术专著也在不同的范畴有着更深入的讨论，而非只限于导论入门性质的读物，内容的更新也更贴近时代转变。
单一国家为本的地域研究近年渐被轻视
这当然并不是说香港研究正处于大热大盛的黄金年代。正如很多学界朋友指出，近年大学沉迷国际排名，着意大学教授要在国际重点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并以此来决定他们在的晋升机会，这就令不少学者对西方兴趣有限的香港问题望而却步，因而严重影响了香港研究的发展。我也粗略统计了几本相对对香港研究较有兴趣的国际重点学术期刊（注）近年刊登香港研究文章的数目，结果情况相当明显，这些学刊对香港的兴趣确实有限，在1985年至1994年间，这几份期刊加起来，大概一年只会刊出一篇香港专题文章。近十年的情况稍有改善，但也是一年只有两篇左右。就是说，重点研究本地问题的大学教授要在这些重点学刊成功抢滩，异常困难，这当然会严重窒碍香港研究的发展。不过，这种情况，也非香港研究独有，而是一种学术潮流趋势使然。对以单一国家为本的地域研究（Area Studies）近年逐渐为学界所轻视，国际学术界也普遍要求地域研究向学科研究（Discipline Studies）转型。主流的观点是不管以任何一个国家为案例的专门探讨，也不能只从本地角度、当地具体情况去作实证分析，而是应该把它提升到一个更具跨越场景（Cross Contextual）意义去分析问题，以求能和更多读者和专家产生共鸣，引发更广泛和深入的讨论。这种潮流下，重点学术期刊编辑对所有投稿者的一个标准问题是：那些对你文中着眼的国家的发展完全没有兴趣的人，如何可以从你的文章中有所得益受到启发？这个考虑，已成为了一篇文章能否跻身世界顶级的学术期刊的最重要因素。能否满足这种对理论层次提升的要求，是决定香港研究会否茁壮成长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
研究香港博士多 土产出路窄
不少朋友感觉从事香港研究的人数愈来愈少，其实是因为具这种专长的人士得以在本地大学取得教席的机会愈来愈少。回到我先前提到的情况，过去10年间单是港大已造就了181个研究香港的博士，再加上其他大学，香港其实有足够的人材去发展一支实力雄厚本地问题研究团队。但问题是，这些人才之中，可以顺利在毕业后在本地大学取得助理教授教席，却是寥寥可数。这当中大部分人，被多间大学以廉价劳工的形式聘用为导师或讲师，这些职位以教学任务为重，授课工时实在与中学老师相差无几，要兼顾研究又谈何容易？这种情况，自然并不理想。但大学的招聘政策，却完全以争取国际排名为主导，具有海外知名大学博士学位，自然优先获得聘用，管理层却对太多“土产土炮”放在教职员名录觉得“有碍观瞻”。在这种崇尚名牌的心态下，这批研究香港、本地出产的博士出路大大收窄，这种人才的浪费，令本来大有可为的香港研究的新生力量白白流失。
学院应与智库合作创双赢模式
不过，近年在大学以外，也出现了另外一种香港研究的平台，令人欣喜，这就是智库的出现。本地智库发展时间短，资源有限，人所共知。但这些年来，这批朋友埋头苦干，确实弄出了一些成绩，就不少香港的政策问题提出颇有见地的分析和建议。例如思汇政策研究所在研究环境和保育政策上，一直建树良多，智经研究中心于逆按揭、退休保障的问题上，也有不少具创见的评议。其他的如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汇贤智库，以至新力量网络，各自在边境管制、科技创新，以至公共财政等讨论上，各自各精彩，大大丰富了公共政策讨论的内容。这批力量，不管背后有何政治计算，客观上，也推动了香港研究。学院假如能与这批新的科研力量作有机配合，创造出一种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大有可能会为香港研究的未来发展闯出一条新路。
香港研究，确实困难重重，前景如何有赖各方有心人的共同努力。可幸的是，这个领域上却是卧虎藏龙，人才潜力雄厚。只要有平台有机会让这股新血可以全情投入发光发热，香港研究依然大有可为，说香港研究已死，未免太夸张了吧？
（叶健民，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兼助理系主任、智库新力量网络研究总监）
注：这几本期刊是China Quarterl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