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香港研究是靠一班仍然有心的人去撑着，而这群人多多少少都是旧一辈的人。他们那个年代（九十年代），压迫感没有那么大，也普遍有种公共知识分子的心态，想参与社会。到了今天2015年，世界变了。”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峯如是说。
李立峯才40岁，以这年纪，在规定的6年内可以取得终身教职，获得副教授职级，并再晋升为正教授，算是学术界的罕有例子。但他坦言，不愿多提这些事情，不想被描述为所谓“成功”例子。对于这个不利香港研究的大学制度，他其实有点悲观。
在狭缝中做香港研究
李立峯明言，在现行香港学术界极端追求“国际化”的气氛下，要研究香港议题并不容易。（编按：详见端传媒早前报导）。十多年前他在美国攻读博士时，曾经试过研究香港烽烟节目（phone-in，即听众致电电台发表意见）的发展，投稿予一本美国的政治传播学学术期刊，当中经历却让他印象尤深。
学术期刊收到投稿后，通常会找来相关领域的学者作评审，决定是否采取该文章。一般来说，评审员不得与投稿者有过合作关系，以免影响中立。由于香港研究的社群细小，在排除与投稿者有合作关系的学者后，很多时候国际学术期刊就无法找到合适的人选，难免只能找来期刊所在地的“国际学者”，然而只要一个评审者不认同，投稿的文章就不会被接受。
当时有三位学者作为李立峯的投稿文章的评审，其他两位评审都很喜欢他的文章，“但另外一位学者问我为什么不讨论Fairness Doctrine，天啊，Fairness Doctrine是美国曾经很重要的广播法规，后来在八十年代取消了，对美国传媒影响很深。可是我的文章是讨论香港烽烟节目，这有什么关系啊？”李立峯说来仍有气，“你怎会想到，原来个别的国际学者可以有这样偏狭的地方观念？”
在这种学术氛围下，忽略本地研究的问题已经不是香港独有。“不要说香港，只要不是研究英美世界，举例说是台湾，新加坡，亚洲也好，要找到相熟这个领域的学者评审都不是易事，结果研究地区议题，自然难以出版。”李立峯无奈地说。
李立峯如何面对这个制度？“你问我如何面对，虽然我今天做研究也尽量把香港的脉络置入其中，但因为我的学术传统关系，面对的出版困难其实不算太大。”
他所说的传统在学术界被称为“实证主义”，强调理论的普遍性，放诸四海皆准，不受地域影响（acontextual）。“这些理论如果要验证，作为香港的学者自然在香港进行调查，香港只不过那个研究进行的‘场所’。整个研究议题不是从本地社会的关怀出发，而是由国际学术研究领域所给予的，香港本身并不是关注。”最近常在明报撰文讨论民意两极化与媒体关系的李立峯强调，香港研究与国际学术圈所关注的议题重叠并非必然，甚至根本不常发生，“刚巧这个议题是美国政治传播学近年最热的讨论，同时香港亦面对社会撕裂的问题而已。”
薪火相传 抱着不灭的火游到岸上
“但在过去两三年，我也开始多做香港研究，其中一个原因是好些前辈邀请我，既然他们找我，我亦乐意，所以就这样了。”不过李立峯都坦言，他知道这些研究无法刊于国际学术期刊，“我们最近做一个关于香港人如何看待社区的研究，以地区做单位，比如说沙田啊、太古城、西贡，是非常有意思的，但你会知道这些好难以英文去写作的，而且你研究香港都‘死啦’（国际学术期刊没有兴趣），何况更小的地区？”
很多年轻的学者并非立心避开公共参与，只是制度不鼓励的时候，就没有动力。
李立峯不讳言，更重要的原因是获得终身教职后，自身压力稍松，因此可多做香港研究。“我为什么起初强调世代，是因为整个大学制度里的压力十几年来加剧得好厉害，到今天仍在变化之中。”他回忆起十多年前刚入职的时候，研究能刊于国际学术期刊会换来奖励，但今天只要没有国际学术期刊的文章履历，就已经会招来制度的惩罚。
“现在的气氛就是这样。”李立峯感叹，“很多年轻的学者并非立心避开公共参与，只是制度不鼓励的时候，就没有动力。”他半开玩笑，“读完博士（PhD）后，己经是Permanent Head Damage了。在读博士时他们已经捱了4、5年，入职大学后在终身教职轨底下仍要捱6年，换句话说，很多时候那个人已经（在思想上）死了。”
现时李立峯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部门主任，他希望在利用现在拥有的职权，鼓励下一代学者为香港研究尽力。每年研究生新生入学，他都会问大家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读研究院？在学术体制内经历多年的他希望新生们不要放弃最初的理想。
只要大家的火（对香港的关怀）没有熄灭，假如一天成功上岸（拿到终身教职），是不是可以多做一点制度不鼓励而又重要的事呢？
“如果做学者只是跟随游戏规则行事，做来干什么？学者工时长，压力大，收入不比专业人士高，其实最终大家不过都是对香港抱有关怀。”李立峯说，“只要大家的火（对香港的关怀）没有熄灭，假如一天成功上岸（拿到终身教职），是不是可以多做一点制度不鼓励而又重要的事呢？”
“异数”的年轻学者
在李立峯看来，年轻一辈做香港研究的学者，现时少之又少，方志恒算是其中的异数。
现今，大学制度只讲求“国际化”，只拥有本地博士学位的方志恒本来已“先天不足”，他自己也承认可以进入学院，到现在仍能处于终身教职的第3年，算是“奇迹”。
方志恒，36岁，是香港教育学院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助理教授。大学毕业后，他相信研究政治需要理解政府运作，于是投考行政主任。2007年，他称无法接受政府沉闷的工作环境，兼职读书，后更辞去工作，在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全职讲师及兼职博士课程，投身学界。
“我想我能够生存的原因在于我能够发表很多国际学术期刊的文章。”方志恒有点尴尬。
方志恒一直着力香港政治研究，却能成功地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他的方法是“理论包装”。他举例，其中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把香港与中国并置。“举例China Quarterly是行内比较顶级的期刊，现在国际学者关注中国，我把我博士论文其中有关中共与香港资本家的一节分拆投稿，梳理八十年代至今两者之间的政治互动关系，反映香港商业市场背后被控制的问题。由于文章有中国因素、中国视角，自然就有足够『国际视野』，也自然被接受。”
方志恒这篇关于北京与香港商家互动的文章，甚至获The China Quarterly 颁发 2014 Gordon White Prize 奖项，表扬该文的原创性及学术价值，对推动中国研究发展有所贡献。
在学术游戏之外
我其实只不过想研究香港，但为了足够‘国际化’拿到拨款，唯有搭配其他地区。
方志恒分享，另一个“有助”香港研究刊登“国际性”学术期刊的方法，就是以香港作为中心去与其他地区做比较。“比如我今年拿了一个研资局的研究拨款，研究香港、澳门及台湾三地的财政预算过程比较。我其实只不过想研究香港，但为了足够『国际化』拿到拨款，唯有搭配其他地区。”方志恒说得有点无奈。
他在传统的学术游戏里玩得成功，才可以做制度不鼓励甚至限制的事情。方志恒称那些学术游戏以外的事为“不务正业”。
什么是“不务正业”？他最近与一群年青学人编了一本《香港革新论》，马不停蹄地宣传。这本书是香港的政治分析，写本土思潮，不属刊登于国际学术期刊的论文，没有Impact factor，不够“国际”，又不是以英文作写作语言，在学者的升迁条件中，是属于完全不被考虑的类别。他说之所以要做的原因，是出于对香港的感情，“可能好戆居（天真），我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学者有独特的角色，能够在社会舆论发挥影响力。在今时今日的环境里，如果学者都不做点事，难道每次等待学生挺身而出抗争？”
现在，方志恒“打两份工”，白天教书，做研究，申请研究拨款，晚上或者周末做新书推广，分享理念。他说自己几乎没有私人时间，连陪伴女儿的时间都少了。
方志恒坦言：“这是一个trade-off（交换），唯有尽量去平衡。”
香港研究学院，重新聚焦香港
做学术与公共参与，最理想是同一回事，可是今天的学者只能以工余时间去作公共参与。这个问题一度被认为只会继续恶化下去，但最近正式成立的香港教育学院“香港研究学院”（The Academy of Hong Kong Studies）可能为学界带来一点曙光。
香港研究学院是全港首间专注香港研究的大学研究所，由从事香港研究超过28年的学者吕大乐任学院总监，方志恒为常务副总监。吕大乐曾在香港教育学院的新闻稿中说过“张（仁良）校长曾表示希望推动香港研究，我为此深受感动，遂决定加入教院，尽一分力。”
曾经有报导认为香港研究学院的成立是要配合香港教育学院申请正名为大学的要求，发展多元学科。这是否实情有待证实，亦非重点，问题也许是为什么其他大学如此不重视香港研究。
香港研究学院在其网页上声明，学院的发展策略是“聚焦香港，超越香港”，注重“跨地区比较的、以至全球城市之未来发展为研究议题下的香港研究及相关教育活动”，矢志成为一所“世界级的研究学院”。
时代虽然哄动，却也需要知识的沉淀。
“我认为香港研究的意思是以香港为本位，借鉴全球城市的经验解决香港的问题。以这样的框架作『理论包装』的话，就可以有『国际性』，却又是在解决香港正面对的困难，”对于方志恒来说，“理论包装”香港研究是一条可行的出路，“说到尾，我们最终的焦点也是在香港，可这就算学者要在国际学术发表研究论文也会更容易。”
方志恒说，他希望香港研究学院可以成为一个枢纽，支援各大院校有心做香港研究的朋友。他们打算聘请博士后，主力做香港研究，培训香港本位的学者；同时打算从两岸四地甚至其他亚洲地区招收研究生，每年暑假办暑期学院；亦打算每年办Asian City Conference（亚洲城市会议），就不同议题把香港的经验与其他地区参照，互相借鉴。
“当有一定的人数在做香港研究，critical mass（临界量）就会出现，或许届时香港研究可以有所起色。时代虽然哄动，却也需要知识的沉淀。”方志恒这样总结。
香港研究会否有所起色，这也许一直困扰着香港学界，更理应困扰整个香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