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其要面对的问题，而学术研究一直担当一个重要功能──为社群思考时代提供知性资源，使大家可以对身处的社会有认真的理解与深刻的反思。
在身处政治与经济转型漩涡的香港，“香港往何处去”重又成为人们心中的天问。而在民间如火如荼讨论“本土”，试图从本地历史与思想的经验中挖掘一些资源时，学院却在此时显得尤为乏力。香港有8间公立大学，高薪与优越的科研环境，吸引了世界一流的学者进驻，但这些大学的著名社会科学学者却普遍承认，与此同时的现象是：香港研究在这里逐年衰落──越来越少的人研究香港，研究香港问题的学者面临明显的断代，而似乎，从1996年开始踏上“国际化”列车的大学制度鼓励了它的发生。
“离地”的学者
“在香港，整个大学制度就是要求学者‘离地’”，做了20年本地政治研究的香港学者马岳叹道。
“制度要求你写的东西有global impact，但这些只不过是国际学术圈子内的影响力，我们的研究却无法在本地社会发酵。”马岳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学系系主任，评论文章常见于本地报章，是香港公共讨论中最活跃的学者之一。
他带我到他的书架，指给我看一系列书：“我举个简单例子，从1991年有（立法局）直选起，香港亚太研究所就常办学术会议，找来一班研究香港选举制度的学者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然后编辑成书。直到2004年，我已经知道会议是‘夹硬埋班’（勉强凑数）的了，因为已经没有多少人在做香港选举研究。后来，甚至不够人办会议了……”
“那怎么办？我自己做（香港选举研究），还是不做？没有人做了，难道等外国人来做吗？”一直开著玩笑的他忽然沉默，泪眼盈眶，几乎哽咽。
一味追求“国际卓越”？
何以如此？一如马岳所言：学术研究“国际化”。
香港现时有8所受政府资助的大专院校，当中的资助是透过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简称“教资会”）负责分配。教资会每3年发放1次“整体补助金”（Block Grant）。现时，这笔补助金平均占每间院校的整体收入超过40%，个别院校甚至可达60%。
1996年，教资会改革，宣布采用“新的财政模式”作审核和分配拨款之用，标准是强调“国际化”与公众问责，期望院校的“知识基础能与世界其他地方并驾齐驱”。
“整体补助金”这个“新的财政模式”便首次出现在1996年教资会的报告里面。其中75％为按学生人数及课程成本而定的教学拨款，相对固定。另外，约有25％为研究拨款，主要取决于“研究评审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简称RAE）”。换句话说，RAE这变数成为各大专院校竞争的参考数。
对于“国际化”的要求，RAE每次刊出指引文件时，就一直提高。从1996年“或许显示有迹象可达致国际卓越水平”到2014年甚至将“国际化”的要求再细分，在“国际卓越”之上再定出一个所谓“世界领先”。
评审标准的字眼变更并非小事，每所院校的主管会根据这样的讯号去鼓励学者的研究方向更加接近评核准则。马岳直言：“大学为了这些会影响拨款的指标，然后强迫院系不停做‘世界领先’的研究，再压到去个别学者。”他说：“作为学者，有时会问自己，这到底有甚么意义。”
被忽视的香港──理论上不会发生的事
“世界领先”也好，“国际化”也好，原本不是坏事。但在香港学界却变了味。
教资会多番强调RAE评审准则内，“世界领先”并不等于学术研究必须刊登于国际学术期刊，以及“国际标准”并不等于忽略香港本地研究议题。但学者坦言，在实践上这并不是实况。
“理论上，教资会及大学亦无明文规定文章必须在国际期刊发表，即是我可以写任何文章，在任何地方任何期刊发表，只要我的研究具水平，同样能够得到RAE的认可。”著名公共政策研究学者，香港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主任李咏怡说。“可是，我们发现文章刊登的地方与最后RAE的结果有莫大关系。”
“实际上，对于那些RAE评审小组的成员，文章刊登在哪里是‘资讯捷径’，意思是：假如文章刊登在国际顶级期刊，大家已经假定这篇文章是具质素的。”
国际学术期刊之所以是“国际”，来自于其Impact Factor（即最近很流行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是量度一本期刊的计算指标，以一年内该期刊里的文章被国际学术同行引用的次数而定。愈高Impact factor，愈有国际影响力。而同时，在学术世界里，英语主导，最好的学术期刊几乎全是英语期刊。
这样的制度，对于香港研究来说有先天的不利。
“很简单，如果你想做本土研究，让香港人对一个议题更加了解的话，自然会考虑用中文写作，譬如说我写《香港民主运动口述史》，怎会用英文写？”马岳反问。
除了写作语言外，李咏怡认为更重要的是国际学术界与香港本地所关注的问题有落差：“做香港研究的学者需要花更多的证据去『证明』香港的案例有特殊性，对国际学界的某些争辩有贡献。”
对于这个说法，马岳感受尤深，他举例引证，在1997年前，经历十多年中英谈判，加上当时国际性学界仍然是“冷战视角”，英美学界对香港即将被共产主义中国收回很感兴趣。“但后来主权移交后的头数年，没有发生如八九天安门的镇压，他们对香港的兴趣就消减了，香港研究也自然不受‘国际’关注。”
香港研究凋零，中国研究兴旺
李咏怡续说，“香港研究的学术社群太小了，如果整个研究社群里有一万个人在做研究，就同一个议题大家互相引用，那个期刊的impact factor就会很高。但是香港研究，可能全球在做的都不过几十人，那么引用率低，impact factor一定不高。同时，由于研究社群小，研究也自然少，变相令香港研究没有足够的资源让学者相互借鉴。比如说，在国际学术会议里我常无法回答香港有多少公民社会组织这个问题，因为香港连这些基本的资料也没有人整理过。我现在正在做有关香港公民社会的研究，就是要花很大的气力做这种基本的资料搜集。”
地方细小，学术社群亦细小，导致到香港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衰落。与此同时，是中国研究的兴旺。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日趋重要，带到国际外交关系；而当有外交关系，就有政治上的关注，这亦直接影响到国际学界的对地区的兴趣。
“如果我有一套研究的技能，研究中国议题当然比起香港议题来得更容易获得国际学术期刊出版，因为国际学界比较关注中国。于是近十几年，就算是香港出身的学者，做中国研究的却很多。”马岳说出学术界里的情况。“做香港研究未必不能出版于顶级国际学术期刊，但假设研究技巧相近，研究中国、做地区比较或者做国际研究，出版会更稳阵（容易）。”
“国际化”的学术游戏
教资会一直声明，RAE结果不应被院系用作内部个别教员升迁的准则，院校亦不应要求教员倾向研究。但在实践上，由于RAE直接影响院校的拨款，加上院校日趋强调国际排名，因此不断要求学者要有研究刊登于国际学术期刊。从学校管理层，到学院，到学系，再到每一个学者，一层压一层。
“其实我觉得岭南文学院算是比较迟才感受到压力了。”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叶荫聪这样说，“2015年初，当时岭南大学的文学院院长直接约见同老师，要求我们多投稿顶级国际期刊。”
他坦言，岭南大学高层及校长认为岭南个别的系及教员在2014年的RAE表现不好，这不是秘密。但他认为不同的院校，理应有不同的定位。“过往两任校长岭南的定位是教学型，强调博雅教育，陈坤耀校长甚至认为岭南大学作为教学型院校，应在拨款政策与其他定位的院校有所分别。亦因此他们对校内的研究没有施加太大压力，但现任校长却很在意。当校长视野及目标不够清晰，只要外界有所压力，就会急于回应，变相整所大学都要回应。”
研究的压力，对于准备取得“终身教职”（tenure）的学者来说影响尤大。终身教职意味着除非教授严重失德，否则院校不可解雇他们，用意保障学术自由，免得权贵可以任意解雇。一般来说，学者成为“助理教授”后，他们要在兼顾教学与行政之余，在6年之内于研究上取得过人的成绩，而且要成功向教资会底下的研究资助局申请研究经费，才能获取终身教职。如果6年后拿不到终身教职，制度规定必须离职。
“这个制度本来就是要给予教员适当压力，但是现行的情况是规则根本就不清楚。什么的研究水平才叫卓越？当院校强调国际水平的时候，为了在6年后成功获得终身教职，总得要花点时间去投稿排名较高的国际学术期刊。”刚踏进争取终身教职轨第2年的叶荫聪坦言。
叶荫聪活跃于公民社会，回想自己是否太低估终身教职轨的压力，他给予了肯定的答案。“我也没有想过，身边很多人原来也过不到关，不能获得终身教职。”不久前，叶荫聪在明报撰文批评大学的评核制度，形容系主任、院长或校长软硬兼施地叫学者“按游戏规则多做‘国际化’研究”已成日常。
“其实这个学术游戏，坦白说根本不是服务香港的，只不过是服务英美主导的学术架构。当大学学者的研究是服务香港，本土思想的物质条件就不具备啊。每年纳税人花如此多的钱资助大学，但制度上却最不鼓励学者在研究及出版上关注本土，怎能这样？”叶荫聪生气地反问。
“国际化”的趋势一直在加剧。“我在学术界多年，其实我好明白体制里的局限。”出道至今，一直坚持做香港研究的李咏怡叹道，“你总不能以个别学者的成功去证明制度毫无问题。其实在大学里面的人，大部份都不甘做制度的奴隶。”
同样投身香港研究公共政治参与多年的马岳，曾经有过不少挣扎。“到底我还要不要把这样多的心神放到香港研究？”说到这里，他再次哽咽。
这个不断缠绕马岳的问题，在现行的学术制度下，也一直困扰着香港学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