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國家是那麼的不同，它們彼此對立卻又糾結在一起，難分難解。承接拙文《中國和香港：國家和城市的探戈》，本篇「前傳」旨在解答一個問題：中國與香港探戈前，歷史上它有過怎樣的與城共舞經歷？前文說到，國家是內向、保守和封閉的。反之，城市則是外向、多元和開放。彼德．泰勒（Peter Taylor）說，國擔當的是「守護者」（guardian）的角色，而城則肩負商貿開拓的責任。國要守護，要先劃定領土範圍，使國内與外有所區別，然後才能安内攘外；城要開拓商機，則要致力構築貿易網，以匯聚各方人、貨、財，因此它力圖衝破國所設定的政治邊界。用政治地理學形象化的理解，國的空間呈固態；而城，則是無數條線聚合的「點」，是流動的。
取得國家政權的西方城市
城市在西方歷史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熟知的西方文明搖籃古希臘，是城邦文明。古雅典（公元前508至公元前322年），其科學、哲學、文學乃至社會政治制度，影響西方文化二千年。孕育希臘文明的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文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539年），也是城市文明。今日商業社會賴以運行的會計、簿記等知識，始自兩河文明。到羅馬帝國早期（公元前27年至公元200年），城市化達空前的程度，二百年間帝國就建成由意大利城市、希臘城市與外省城市組成的龐大聯合體。此時期的城市化，一方面是經濟發展使然，但更重要，是奧古斯都、哈德良等統治者推動的成果。統治者營建城市，以之統御地方，並作為帝國擴張和文化傳散的前沿陣地。帝國強盛時，羅馬城市皆聽命中央。
羅馬帝國衰落，歐洲踏入中古時期，蠻族入侵、戰亂頻仍，城市不再是政治和經濟中心，城市數目和人口銳減。至11世紀，手工業興起，城市再成為商業中心。城市行會（同業公會）漸演變為業者保護其利益的政治性組織，城市擺脫封建領主的制約而步向自治，成為自由市。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說「城市空氣使人自由」，說的就是這時代背景中的歐洲城市。
資本主義萌芽於晚期的中古城市，它最終導致歐洲封建制瓦解。其一，因交通之便，農產品在城市買賣，資本主義的市場交易在城市形成，城市漸成中心而鄉郊為其腹地。其二，市場交易壯大，奴隸能到城裏尋找生計，逃離地主貴族階級的剝削，地主貴族權力消減。其三，中古城市的自由風氣也為現代民權觀念的孕育提供了條件。
隨後，城市新興的資產階級取得經濟的主導權，他們進而染指政治。西歐諸國的民主化，就是城市資本家及中產階級奪取政治權的過程。此後，王權、教權衰落，在民主制下，政體改為共和或君主立憲。傳統的地主、貴族、教士階級失去昔日的權力，平民在社會中地位由屬民轉變為公民。現代以來發端自歐洲城市的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也因城市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而成為當地主流價值觀，其後更傳遍世界。這漫長的革命，是西方城市與國家探戈中深刻的一步：城市的勢力取得了國家的政權。
中國經濟學家厲以寧說，在西歐封建社會中，「城市就是體制外的權力中心，市民就是體制外的異己力量」。這是很準確的描繪。城市這體制外力量既然佔了主導，國家便要與之相適應。國家化身為市場秩序和財富的守護者，也保障資本家的利益。因資本主義講求人、貨、財，甚至知識、觀念等的自由「流通」（circulation），國家的空間規劃有了新思維，城市空間被改造，城門敞開、城牆拆去，使城市更開放。法國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傅柯）更指出，18世紀的歐洲，人口已成國富的根本，是財富創造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勞動力的基礎，所以國家治理的重點已由往日君王所重的「領土安保」（safety of the territory），轉為「人口安全」（security of the population）的管理。
在「流通」的大前提下，國家不能再處處強調領土主權，領土治理反而要服務於經濟的運行。隨後，西歐的城市資本向外開拓，國家以又以炮艦為其開路，遂建成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
中國城市化的興衰
在中國，有較完備功能的中國城市，出現於西周。此時市場已成為城市的固定場所，定時交易。《周禮》裏「司市」一詞，是指政府對市場的管理，包括「平市」、「均市」、「止訟」、「去盜」、「除詐」等，這說明城市已有相當頻繁的經濟活動。春秋時期，諸侯國林立，國與國之間的商貿往來促進了城市的發展，城市人口大增，不少都城也演化為重要的經濟中心。秦統一中國，自此，城市成為中央集權政府控制地方的據點。行政城市成為中國城市中最重要的類型。歷朝布局地方行政城市時，往往也選已成經濟中心、交通樞紐之城市。因行政管理較森嚴，官和商之間社會地位懸殊，商業活動長時間在政府的嚴密監管之下。
中古時期，中國城市發展達到高峰。史學者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指出此時期的城市革命，形成了重商、外向型的城市。由盛唐及至晚唐，由於人口自然增長、商業活動擴展，中國官方漸漸意識到它對商業無法壓制也無法有效管理，於是索性放手不管，而把商業作為國稅的來源。政府的限制解除，城市的商業化也隨之加速。中古城市革命下的中國城市，有了與過去城市不同的特點：政府放鬆了每縣一市集，市集設於縣城的規定，市集數目大增；官方市場管理組織瓦解；坊市制度被廢，代之以更自由開放的街道規劃；城市規模及其對郊區的輻射範圍迅速擴大。
在沿海地區，城市革命促進了對外貿易。登州（今山東蓬萊）、明州（今寧波）、泉州、潮州、廣州等，皆是中國對外海上交通門戶，單是定居廣州的外國人達十萬之眾，廣州城遂設番坊。至宋，海上貿易更加發達，於是廣州、杭州、泉州、溫州等處設市舶司管理外貿和稅收。
然而，中國的城市發展，在經歷唐宋的高峰後便反復步向衰落。元朝政策傾向減少與外國貿易，東南沿海、嶺南乃至西北的城市受到打擊。明初，鄭和下西洋促進了東南亞一帶的發展，朝廷乃在寧波、泉州、廣州設市舶司。其後，因海疆不靖、倭寇侵擾，中國遂行海禁，只留廣州作對外交通門戶，其餘貿易大城，漸漸沒落。至清，南明反清勢力盤踞東南沿海，為清剿之，清廷多次頒布禁海令和遷海令，使沿海貿易城市處境更嚴峻。康熙統一台灣後，重開海疆，沿海港口城市再得發展機會。惟至乾隆年間，因西方勢力漸至，清廷又再封閉沿海城市。
再往後，中國因戰敗而與西方諸國簽訂不平等條約，門戶再開，但因此而對西方開放的商埠，對中國而言卻象徵着它的帝國沉淪。孫中山的《建國方略》有重振門戶城市（設北方、東方、南方三大港）的計劃，但因民國短祚而未得落實。1949年建國後，原已具資本主義城市雛形的沿海商埠陸續被改造為社會主義城市，其對外聯繫被切斷。
大約在中國帝國晚期，中國和西方走上了大不同的歷史路徑。西方的國家與城市探戈開展了新篇章，創造了新的世界格局。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以一個個遍布世界各地的城市為節點，它們之間由密集的航運通訊網絡連結起，城市又支配其腹地的資源，並把之納入到體系當中。可以説，城市是西方稱霸世界的矛，而國家則是其背後的盾。國與城雖對立，但它們的探戈，卻展現張力與和諧的統一性。
反之，此時期中國門戶封閉，城市化退潮，面向世界的貿易城市更一一沒落。中國城市中較大規模者，如北京、南京，人口仍有增長。以人口計，它們穩佔世界大城市前列。但它們都是國都或重要的地方行政中心，以行政為主要功能，服務於國家的大一統。它們雖是區域經濟中心，為國內經濟效勞，但儒家的重本抑末思想主導，城市的貿易、金融等活動受政府排擠；城市的行會與衙門關係密切，與其把行會理解為自治組織，倒不如說它們代表政府行使其部分職能。
唐宋以後的中國城市，已不具體制外的特質。自此，中國演的是國家的獨舞，城市充其量是它的伴舞。國家沒有體制外城市這舞伴，舞不起國與城的探戈，中國也告別了世界舞台。
一國兩制是國與城探戈的設定
香港，是19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往全球擴張在中國沿岸建立的自由港。在英國殖民管治下，它避過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城市改造運動，走過一百多年的路，到九七回歸時，已是具世界性精神的全球城市。它位處中國南疆，是中國的門戶城市，人口構成以華人為主。然而，它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東亞的重要節點，經濟、文化外向，市民價值觀西化。它是中國真正的體制外城市，和中國的國家本質有根本區別。
英殖時代的香港，已和中國共探戈。這時，它們互相凝視、有交流互動，也摸索着對方。香港回歸中國，這場國與城的探戈進入高潮。過渡期，中國熱切期待香港回歸。港人對於九七有顧慮，八九六四更加深了他們的恐懼，不少人選擇移民。但在民族大義旗幟下，加上本地經濟得益於大陸改革開放，普遍港人也漸漸接受回歸。可是，中港雙方都未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去迎接這場舞的高潮。
一國兩制是香港回歸後中港關係的制度安排。筆者剛重溫過《鄧小平文選》中關於香港問題的一些文章，對鄧口中一國兩制的概念做了簡單梳理。它包含四個主要内容：
一、一國兩制首先是處理主權問題。主權問題不容談判，它是中英協商的前提。若不收回香港，「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人民交代」。
二、它是為解決國際爭端。要解決香港問題，有兩個選擇，一是武力解決，另一是談判方式。用談判方式，要「中國和英國，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
三、它設定中港的關係。香港行高度自治，但當香港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使香港利益受損，或危害國家利益，中央得要干預。
四、為確保香港繁榮穩定，它訂明九七後香港仍行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這不只是為了安定香港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密切的關聯」。
鄧小平的睿智，在於他深明中港之間因制度不同而存在的矛盾，因此他提出一國兩制，理想是兩種制度「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然而我們也得認識到，一國兩制的內在有難以消解的張力。一國與兩制、主權與授權之間的緊張，若不懂拿捏，就很容易以零和思維對待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中國唐宋後未學會與城市探戈，九七後面對香港時，它的舞步顯得生硬，缺了點靈巧。它要麽就強調香港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當一國兩制施行不暢，或中國有感地緣政治形勢不利時，它就高喊國家主權、國家安全優先。近幾年，一國兩制有被簡單詮釋為中央與地方授權與被授權關係的趨向，制度走向僵化，原有的創造力與包容性，被大幅局限了。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啓步。香港在19世紀後期以來在中國發展中的重要角色，鄧小平都看在眼裏，因此他很明瞭國家與城市的共生關係。他提出要在内地多造幾個「香港」，即在中國沿海多建立幾個能與國際溝通的口岸城市，以借助外力拉動中國前進。以深圳為首的經濟特區，乃朝這方向開發。到他推動上海浦東開發時，他對城市於國家發展貢獻的思考，就表述得更清晰了。他說「把上海抓起來」，是中國發展的「一條捷徑」；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中國在金融方面的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因此，上海浦東是面向世界開發的。鄧小平從香港得到啓發，再把香港經驗推廣到深圳、上海。他知道，外向型的世界性城市的建立是中國的出路。
我會這麽看：一國兩制本來就是國與城探戈的設定。若說它是個創舉，我認為原因在於它把矛盾至深的國家與城市拉在一起共舞。今日所見，中港間的矛盾更主要就是國與城因本質的不同而生的矛盾。如何面對這困難？我認為最重要是平常心，不能因舞者間有張力而放棄探戈，因為張力是探戈的精粹。
香港看中國，不妨視之為國家守護者，安内攘外是它的職分。但香港也要讓中國明白，把守護的責任看得太高太重，必會窒礙外向型城市的發展，對國家本身沒有好處。中國看香港，與其把它視為外部勢力的地盤，倒不如把它理解為線聚合的「點」，外向、開放、多元同時又充滿不確定性。地緣政治因素存在當中但也不必誇大之。中國共產黨經常講要「辯證的看問題」——即要認識「對立面的統一規律」，城與國探戈的奧妙，他們應該懂的。
（李家翹，政治地理學學者，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系講師）
老师好！哈哈哈 在端看到老师的文章😬
哈哈哈哈哈
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