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总统日前（2/5）在海基会举办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上表示，将以“新思维展开两岸互动新模式”，并表示“希望能突破目前两岸困境，下半年可能是比较好的政策宣示时机”，虽然具体内容尚未得知，但一如预期，北京随即以“了无新意”作为基本的官方回应。
深入观察，蔡英文目前的大陆政策显然采取“守势”与“不挑衅”的态度，借此换取对内推动各项改革的战略机遇期。
蔡英文的“新四不”，仍难让北京松口
就政治论述而言，蔡英文的说法保守而持稳，去年国庆讲话，以“负面表列”的提出“新四不”：承诺和善意不会改变、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也不会走回对抗老路。
若再探究，即可发现维持现状为“新四不”的核心，其基础是由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中的法律要件（包括宪法本文、增修条文、大法官释宪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与两岸民间交流客观条件与“九二历史事实”所共构。除了结合民进党《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基本精神，同时继承了陈水扁执政时期“主权、民主、对等、和平”的大陆政策内涵。
多数绿营人士都认为，这样的论述兼顾政权合法性的延续，以及制度的创新，而这也已是民进党大陆政策调整的底线。有论者认为“这是没有九二共识的一种新诠释”，党内自由主义论者与独派人士亦勉强可接受。前者认为蔡英文已经可接受“九二共识或是统一也是个选项”，这符合多元主义与主权在民的精神；对台独基本教义派而言，蔡英文的说法则是“保留了台独的可能”。
面对蔡英文的政治论述，北京的反应不言而喻。不管民进党论述如何调整，“一中原则”仍是北京的底线。习近平早在2016大选前扬言，两岸关系若无以九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则将“地动山摇”。国台办在蔡英文就职演说后，随即提出“未答完考卷”的政治定性，意味北京仍期待民进党在“两岸同属一中”的立场上多加阐述。
在2016年11月1日的洪习会中，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提出“求一中原则之同，存一中涵义之异”的说法，获得北京当局的赞赏。与会的中国涉台学者认为，该说法除了是蔡英文论述的“对照组”，更超越了马英九时代以“一中各表”诠释九二共识的框架，朝北京的一中原则方向位移。
即便被视为是对台温和派的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周志怀也指出：“大陆并不反对在‘九二共识’之外，建立具有创造性的替代性共识，在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问题上，形成新的共同表述”，但前提仍是民进党必须承认“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国家”的立场。
蔡的两岸论述，缺位的“中国连结”
仔细探究，蔡英文与当前民进党的两岸论述，花最多力气的地方是在琢磨“台湾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为何”。因此，对中华民国的法理承认，应是蔡英文带领民进党从党外路线走向体制内的战略突破，彻底落实“中华民国是台湾”的法理与政治现实。这也意味台独路线逐渐成为葛兰西主张的“文化霸权”所主张的阵地战或公民社会运动，而非革命夺权的政治运动战。
其次，2011年举办的“ECFA双英辩论中”（蔡英文与马英九），蔡英文透过“由世界走向中国”与“东亚战略平衡”的观点，将民进党的两岸论述推向国际层面。其意图在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下处理“台湾与世界的关系”；战略体系、权力平衡与国家安全则是基本内涵。这种进路，与国民党所主张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有很大的区别。本来两党针对“两岸关系与国际关系”孰轻孰重就有本质上的争议，但经由蔡英文的诠释后，两党差异只在于“竞争大于合作”或是“合作大于竞争”。用民进党的语言来说，“两岸经贸关系不是带刺的玫瑰花，而是遍布荆棘的仙人掌”。
相较蔡英文与民进党积极处理“台湾与中华民国”与“台湾与世界”这两层关系，“台湾与中国”关系反而始终呈现“中空”与“缺位”的状态。早期许信良担任民进党主席时，虽然有“新兴民族/大胆西进”的说法，但中国政策辩论的后所出台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虽然有“强本西进”的折衷版本，但也未成为党内的路线主流。
在陈水扁执政时期，尽管初期有所谓“未来一中”与“两岸统合论”的观点，但随著台湾与诺鲁断交，以及“一边一国”说法的出台，民进党内的“中国连结”或“一中议题”的相关论述成了冷门市场，除了因为政治需求薄弱、合法性不足，更惧怕陷入北京框限的“一中陷阱”──而这点这也是北京自己需要负责任的。在民进党认知中，一中原则的定义权与诠释权都在北京手中，而北京也据此自行设定了两岸关系的前提与结果。
民进党的政党文化、北京的封闭思维，以及陈水扁时代蔡英文身为陆委会主委的政策阐述，导致蔡当选之后，仍然只能透过“中华民国法理”的路径，尝试去弥平民进党过去所断裂的“中国连结”。
两岸僵持，终将损及执政基础
“欠缺中国连结”恐怕是北京始终不能接受蔡英文两岸论述的主因，因为这不仅涉及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同时也是对台政策的底线。台北虽然以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作为维持现状的基础，但对习近平而言，这样的现状并不稳固──台湾内部仍有各项法理程序（修宪、公投或是大法官释宪）能将此推翻，这对北京而言这反而趋近法理台独的内涵。
由于台湾与北京对于“九二共识”与“两岸同属一中”的立场南辕北辙且各执一词，遂造成两岸关系现阶段冷和或僵持的状态。虽然不至于立即产生“地动山摇”的后果，但是不免带来国际空间与外交的封杀，以及两岸经贸关系的绞锁。
就两岸经贸关系而论，由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互赖甚强，在新南进政策尚未奏效，日益萎缩的经贸交流将直接冲击台湾的经济成长。纵使两岸关系仍可维持现状，但经济衰退的后果将使得民进党政府的国家能力与政府治理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在面对社会资源重分配与公平正义的议题时。
由于欠缺中国连结与政治互信，导致民共交流始终停留在个人层级。现实来说，如果民进党希望开启“制度性的对话机制”或是“智库交流”的模式，就必须建立与北京的基础互信条件，除非北京与台北之间，能够寻求类似美中两国在1970年代因共同对抗苏联所产生的破冰诱因，否则就只能选择逐次、累积性的政治宣示，从中建构欠缺的政治互信。然而难度在于，这样的政治作为又不能抵触民进党既有论述与路线的内在逻辑，否则派系共治的权力结构恐将发生倾斜，特别是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反作用力。
台湾对中，软实力的三个轴线
在保持权力政治平衡的同时，展现台湾自身的高度，民主人权、文化价值与历史脉络，应是蔡英文政府调整大陆政策时可考虑的主要面向。这也是丰富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具体内容，以及建构一中议题的初始条件；重要的是，这些都是台湾拥有的“软实力”优势。
第一个轴线是民主人权。去年北京高调纪念孙中山一百五十年诞辰时，对民进党而言其实是政治喊话的绝佳契机，可惜当时镁光灯的焦点，都在台湾赴陆退将出席引起的争议。
相较于蒋介石的负面形象，孙中山应是台湾大众较能接受的政治图腾。为了延伸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象征合法性，民进党应主动澄明孙中山的理念价值在“天下为公”与“博爱”，其政治实践为三民主义。相较于北京选择性接受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只著墨民族与民生主义，民进党应凸显民主与人权，更可积极表明对中国相关议题的关切──例如六四、08宪章、维权。
第二个轴线则是华文传统文化的诠释。相较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台湾不仅让人本文化底蕴有更好保留，同时也在现代化过程中，让传统思想有了新的诠释或“再现形式”，远比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基于经济发展需要才重新拥抱的“传统文化”深远。由于中国大陆面对市场转型遗留的严重经济社会问题，自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喊出所谓“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等口号，让“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诉求更有著力点。
尤其是民进党政府对内推动转型正义，也可将视野放在中国内部的资源分配的问题，因为中国扭曲的政经制度，同时也产生严重的“三农”与“三差问题”，北京自己也坦承所谓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特别分配与社会稳定问题。
儒家与传统价值不是四书五经的八股教育，而是对人文精神尊重。蔡英文本来有意，让准备接任文化总会的林锦昌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与对话，这说明民进党政府已有初步的战略规划。
第三个面向则是历史诠释，先前在《抗战史观的争议中，自处边缘化的台湾》一文中，笔者已论证中共修改抗战史与“历史让利”的政治动机，其目的在釜底抽薪地否认民进党主政下中华民国的合法性。今年的7月7日是国府对日抗战八十周年，只要蔡英文仍以总统身份赴忠烈祠进行中枢春秋祭典，只要教育部的高国中近代史课纲仍以“国府领导抗日”作为官方解释，只要仍接受中华民国法统，那么民进党政府不该在历史的诠释中缺席。
民进党已从法理论述、民主实践与逻辑关系彻底否认了“九二共识”的存在，因此自无可能接收北京所定义的“一中原则”与“两岸同属一中”概念。同时，鉴于民共之间欠缺足够的政治互信，要建立制度性的协商对话机制有其难度。但这不意味，蔡英文政府就丧失了两岸关系的战略主动权──在不失自我立场的前提下，民主、人权、文化价值与历史脉络应是可以多尝试的方向。
（张宇韶，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