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兩岸博弈

張宇韶:抗戰史觀的爭議中,自處邊緣的台灣

中共何以有恃無恐的推動史料修改?「強者解釋歷史」恐怕不是唯一答案。


人們在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裏參觀。
人們在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裏參觀。攝:龍巍/ImagineChina

近日,北京當局強化「十四年抗戰史」論述的大動作,台灣方面除了郝柏村有所批評外,輿論反應居然出奇冷淡。回想2015年,當連戰、秦金生與郁慕明等人參加中共所舉行「慶祝抗戰勝利七十週年閱兵」時,總統府、國防部、藍綠政治人物與媒體幾乎口徑一致的大加撻伐。對比於目前輿論的冷漠,所謂「中華民國領導對日抗戰」的話語權正在快速崩解中,最終恐將走向邊緣。

何以北京選擇此刻出手?為什麼台灣各界反應如此疲乏與蒼白?其後的政治效應為何?這值得深思。

國共抗日的「雙核心」史觀

平心而論,中共對於國府抗戰史觀的修正一直不遺餘力,只是策略上隨着國際情勢、兩岸關係與內部政治發展的變化而有所調整。如果以歷史制度主義的概念切入,北京的政治作為,鑲嵌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的政經情境中,其將兩岸關係的本質,設想為國共內戰的延續。隨着國共關係的變化,這不免最終造成某種「路徑依賴」的後果。

改革開放之初,中共陸續端出《告台灣同胞書》與《廖承志致蔣經國先生信》之類的文本,其目的在於「經濟現代化」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經需要下,寄希望於國民黨當局能改變「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或接受「三通四流」。然而在中共長期意識形態的政治宣傳下,國民黨已經徹底被貼上階級敵人符號,為了達成前述的政治目標,國軍在對日抗戰中的「角色再現」,成為北京的重要任務。

重建國民黨軍形象的邏輯在於:高舉民族聖戰與衛國戰爭的大旗,將對日抗戰進行「戰爭型態」(正規/游擊)與「戰場空間」(正面/敵後)的區別。這樣的歷史詮釋有其複雜的政治意義;其在不挑戰中共傳統的官定合法性外,同時也能賦予「他者」(國民黨軍)存在的空間場域,同時也讓本身欠缺史料的敵後游擊武裝型態,得到了與正規部隊比肩而立的地位,也稀釋了史學界對於中共在戰爭中「不在場」的疑慮。

這意味國軍所主導的淞滬會戰、台兒莊大捷、武漢會戰、雲南遠征軍等正規野戰,與共產黨所宣傳的平型關或百團大戰的游擊戰,彼此平行存在且相乎輝映。重慶與延安,儼然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雙核心」,暗示了國共合作的歷史價值與時代意義,無形之間也為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埋下伏筆。

抗戰影視作品中的「歷史讓利」

前述「雙核心」史觀,可從官方所主導的抗日劇中看出線索。八十、九十年代所拍攝的《血戰台兒莊》(1986) 與《喋血崑崙關》(1995),雖然貶抑蔣介石及其嫡系將領湯恩伯與邱清泉,相對肯定日後陣亡的張自忠、投共的李宗仁,以及被俘的杜聿明,但該片對國軍在正面戰場的角色已有積極的詮釋。類似概念,也反映在近年許多關於抗戰的影視作品──例如以遠征軍為背景的《我的團長我的兵》(2009)與《中國遠征軍》(2011)、重現常德會戰的《喋血孤城》(2010),以及《遠去的飛鷹》(2011)中的孫立人、余程萬與高志航的角色與劇情。

但必須理解的是,這種詮釋具有強烈的「去蔣介石中心」與「英雄主義」的性質,甚至只是以此作為客體作為證成「延安—毛澤東正核心」的動機。因為,中共也在敵後戰場的抗日劇中,深描且強化中共正統的意識──例如劇情必然內化與鑲嵌毛澤東思想中,對「統一戰線、持久抗戰、群眾路線、矛盾論與階級鬥爭」的精髓,並且對於八路與新四軍的軍事貢獻,有着戲劇化與不成比例的歌頌。《亮劍》(2005)、《雪豹》(2010)、《我的兄弟叫順溜》(2009)、《我的故鄉晉察冀》(2013) 都是這類題材中的經典。

深入觀察,有着「後設敘事」性質的歷史詮釋,顯然與兩岸關係有着互為因果的辯證關係。至少在2005年國共開啟第三次合作,以及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出現了大量反映前述史觀的影視作品。只要國共合作與九二共識下所引領的兩岸關係,發展方向符合北京的預期,在一個中國邏輯與民族主義的號召下,這種「歷史讓利」其實也讓北京巧妙迴避處理「中華民國」的尷尬。

後太陽花:從歷史讓利到掏空中華民國

然而這一切的和諧,終於出現了裂痕與危機。太陽花學運以來,台灣的政經情勢與社會意識的轉變,讓中共驚覺既有的統戰方式有了巨大的斷裂。這也促使北京亟欲回收過去「歷史讓利」的統戰思維,取而代之的,則是釜底抽薪與二元對立的作法,直接從歷史論述中,掏空中華民國的政治合法性地基。

北京赫然發現,台灣在民主化以來,中華民國的內涵已經經歷了典範轉移。直言之,從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到陳水扁時期的「中華民國是台灣」,國家認同的本土化與在地化,已經逐漸取代了傳統的中國連結。台灣青年世代的政治認同,是建立在具體的空間體驗與實際生命感受中,而非抽象的歷史脈絡或是感性的民族關聯;這必然與國共合作下的歷史觀或民族動員,產生劇烈的矛盾。

對於民進黨精英與天然獨世代而言,面對中日戰爭,必然只有理性或冷漠的兩種認知──理性者將回歸歷史研究的情境,以中性的觀察者身份看待這場戰爭或衝突;冷漠者則以「不在場」或「缺席」的態度回應。簡單說,「對日抗戰與我何干,因為這並不是我的記憶與責任,何必參或涉入這個政治動員?」

當「台灣—中華民國—中國」這條政治主軸已逐漸被解構,而在美國重返亞洲、民進黨又執政之後,台日關係有了更敏感的性質。對北京而言,維繫那種「國共合作—空間抗日—兩岸關係」的論述,似乎失去統戰功能與現實感。既然如此,取而代之的是在「時間軸線」的回溯與壟斷性詮釋。這不僅有助於強化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更有將民進黨版本的中華民國邊緣化與孤立化的戰略意義。

八年抗戰 vs 十四年抗戰

所謂「八年抗戰」,乃是從1937年盧溝橋事件後,蔣介石的廬山講話作為起點,這自然是「以國民黨為中心」的詮釋。這個論述本身存在一個局限:若就嚴謹的國家戰爭角度而言,中華民國正式對日宣戰,是在1941年珍珠港偷襲後兩日的12月9日。這意味着,在1941年之前的中日關係僅是局部的軍事衝突──即便,1937年可視為衝突的全面擴大。

彼時,中國處於一種國民黨與地方軍閥並存的政權形式,因此國民黨領導的抗戰,也延續着以嫡系中央軍為主,聯合東北軍、西北軍、晉軍、川軍、桂軍、滇軍等地方軍系作戰的型態。此外,為了扶持南京的汪精衛政權,日本甚一度提出「不與蔣介石與國民政府為談判對象」的說法,使得國府領導抗戰的權威深受挑戰。各路人馬軍系投入抗戰、中日斷續的衝突卻未正式宣戰,加以國民黨先前「先安內後攘外」策略的歷史背景,構成中共在歷史論述上見縫插針與廣義解釋的條件。

所謂「十四年抗戰」之說,是將中日衝突的起點回溯到1931年的918事件。中共的用意在於將1933成立的東北抗日聯軍、1934年長征北上抗日、1936年國共第二次合作所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三個獨立事件,裁縫剪輯成為以「共產黨為中心」的歷史論述。

其實,這些人為加工的歷史材料,充斥着許多混淆與倒因為果的矛盾。東北抗日聯軍的主導權掌握在共黨第三國際手中,其目標仍是「保衛蘇聯」,與中共自行發展的蘇區革命根據地豈有關聯?北上抗日之說則是穿鑿附會;對於長征的最終目標,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一直都有路線鬥爭,若非劉志丹與習仲勛在陝北的經營發展,長征最終是否落腳延安仍有爭議。最後,若非西安事變的發生,又怎麼會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台灣在抗戰史的自處邊緣

中共何以有恃無恐的推動史料修改?「強者解釋歷史」恐怕不是唯一答案。

由於台灣的國家認同嚴重分裂,使得綠營在執政後,刻意選擇缺席那段歷史爭議;在統派方面,前有連戰等人參加閱兵並接受兩岸共同修補抗日史料,後有退休將領參加中共主導的孫中山紀念活動,其言行形同繳械;對於國民黨其他精英而言,目前正值黨主席選舉的權力鬥爭高峰,在緬懷蔣經國的美好年代外,已無暇回應如此深刻複雜的歷史問題;對於時代力量與太陽花世代而言,其正在經歷一場「去蔣化」或「去中華民國化」的社會運動,北京若想拿走話語權,就請自便。

在台灣朝野各政黨或立場缺席,或態度繳械、無暇他顧,或而漠不關心下,難道台灣在抗戰史上只能逐漸自我邊緣化?近代史學的知識界,還能繼續沉默嗎?

(張宇韶,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政大東亞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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