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周末，蔡英文政府刚度过执政的一百天。《端传媒》同意，在这么短的时间，不宜骤然论断执政成败；但政权更替百日，仍不失为一个检视执政方向的好机会。在这一周，我们将陆续刊出五篇评论，分别从政治风格、文化政策、两岸关系、劳资争议、开放政府这几个方向，回顾新政府上任以来的作为，是否呈现出不同于前朝的作风气象。
学者与媒体常以“冷和”或“僵持”，形容民进党执政以来两岸关系的内涵。对于这个现象，多数人解读为彼此在“九二共识”的立场与认识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与冲突所致。
北京已在习近平先前“地动山摇”的威慑，以及国台办所谓“未完成考卷”的定性下，挟著中断官方的互动与交流的政策性紧缩，希望蔡英文政府对于两岸政治定位进一步表态，特别是“两岸同属一中”与“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的立场，这对北京而言，已是不可让步的政治底线。
北京资深涉台学者即当面告知：“不坚持此一立场，中共所建立的历史观、合法性必然受到公然挑战”。因此，中国当局俨然已将两岸棋盘摆好，就看民进党是否愿意按其政治节奏起舞，否则后果将自行负责。
对于台北来说，蔡英文不直接接受九二共识的全部内涵，在选前多次表示“九二共识只是两岸关系的选项之一”，更在就职演说的内容中，透过中华民国宪法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范主体，试图迂回建构两岸现状的新诠释，以此建立与九二共识截然不同的两岸政经架构。
昔日民进党国安体系的资深专家严肃透露：“如果民进党接受九二共识，就是违背对于选民的政治承诺，将使其陷入民主宪政的危机中…”。显然，民进党选择跳脱对手设定的战场框架，逐步建立其自身两岸论述逻辑。
虽然不乏解释对方善意的个别观点，这使得“民进党已经进行论述的调整，是两岸破冰开始”与“中共已将九二共识的题目，从是非题与选择题调为申论题”的说法并存；有论者认为“双方仍留由余地，针对原则性的问题针锋相对，只是为了累积日后谈判筹码的策略而已”。但在官方强调各自合法性的坚持下，正面与建设性的观察，似乎只是大陆非主流观点，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持消极悲观的论调，成了主流意见。
许多中国学者甚至认为，两岸关系现状已存在对撞事实──在蔡英文出访的签名落款争议、雄三飞弹误射、南海太平岛主权，与火烧车等事件中表露无遗。“若不是大陆政府万分克制，问题将持续恶化”。
两岸政府合法性的对峙
平心而论，这些观察都有成立或否定的可能。因为在特殊事件中，这些解释都相互矛盾。例如在何以团客大幅萎缩之际，自由行的比重却微幅成长？特别是火烧车事件之后，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氛围下，官方应该更加落实“绞锁”或所谓“穷台”政策，使得民进党执政下的经济发展大受冲击。
这种矛盾，也在近日“台沪双城论坛”中看出端倪。北京现阶段一方面矮化或终止与民进党的地方交流，但因为柯文哲提出“两岸一家亲”、“一五新共识”与“理解九二共识”等较符合其政治立场的说法，所以透过此论坛企图展现“寄希望台湾人民”的德政，并影响民进党在九二共识上的表态。
直白说，北京就是希望蔡英文政府考卷答好答满，同时也不希望失去台湾整体民心。
怎么解释前述事件内涵？自1987年两岸关系正常化以来，经济社会文化交流持续深化，但经贸互赖却始终没有外溢在政治整合的领域，甚至进一步造成政治认同的分化。
这个现象，于民进党再度执政后尤为明显。北京认为这是对台政策挫败的表征，更是台独势力扩张的讯号；台北认为这是中国霸权的心态，更主张台湾民主政治与主体意识不可改变。在此背景下，自然就产生“可理解对方思维，但不能接受对方作为”的困境。
因此，与其说目前两岸关系的僵持，是双方领导人个人意志的拉扯、九二共识认知差异、欠缺政治信任基础。不如说是两岸政府的合法性对峙，与政经典范差异所致──特别反应在对既有国际体系的解读、政经秩序的运作模式，以及民意氛围几个层面上。
国际体系的解读分歧
首先，就国际体系或结构而论，中国始终认为自己应迥异于西方霸权的诠释。例如过去冷战时期的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原则”、“反霸”或是“三个世界”，不仅有其时代意义，并体现了中国的国情所需。随著冷战的终结与中国崛起，习近平的“中国梦”以及今年七一党庆讲话的“中国方案”之说，除了延续邓小平“韬光养晦”与胡锦涛“和平发展”的说法，并以“一带一路”作为具体执行方案。
中国显然已从国际体系的革命修正者，转变成为塑造参与的角色，展现在两岸关系中最大的作为，是直接将台湾问题，逐渐纳入自己发展的战略想定中；这已经与过去那种“北京通往台北的最近道路，是经由华盛顿”的“中美共管台海”的思维有所不同。
为了展现大国战略投射在两岸关系的企图，上海涉台智库学者表示，“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在亚太区域经济整合、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规划中，大陆始终有帮台湾设想利益，这是美国人做不到的，台湾为什么不好好抓中国崛起的际遇？”在大陆眼中，台湾实在没道理敬酒不吃，何苦做出轻痛仇快的选择呢？
对于台湾而言，始终存在“向左走、向右走”的战略选择。
位于第一岛链的关键枢纽、政经制度的同质性、与日俱增的军事威胁，使得台湾成为美国亚太战略与遏制中国的重要伙伴，不论是对台军售，或参加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这种涉及国安的区域整合架构，均构成台湾“向右走”的基础。但这个选择若与美国战略利益冲突时，台湾则必须承受甚多政治成本，近期太平岛主权地位的争议，赤裸地揭露国际政治的现实。
另一方面，中国崛起与两岸经济社会交流固然是客观事实。在两岸经贸关系的新架构下，两岸如何在全球生产分工链中寻求较佳位置，似乎是必然的选择；这构成向左走的现实感。但是面对日益倾斜依赖的风险，或是伴随而来的以民逼官以商围政的作为，在向左时，民进党总是存在更多的顾虑。
左右为难的困境背景下，才会出现“新南进政策”的替代方案，即便各方对此有所疑虑且悲观对待，民进党政府却积极规划，虽然效用与收益尚难断定。
政经秩序的典范落差
再来就政经秩序而言，统合主义是政治学典范中“以国家为中心”的延伸，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对台政策的基本设想。相对来说，自由多元主义则是“以社会为中心”的最佳诠释，构成了台湾民主化以来，政经制度运作以及大陆政策的核心价值。两种不同的典范架构却成为现今两岸关系的冲突来源。
深入而言，国家统合主义的资源分配模式是“由上而下”，假设经济生产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是国家所给定或扶持的，其自主性与活动空间，是以不能挑战国家的统治合法性为前提，意即社会的自主性是镶嵌政治的权威之中。
此外，北京对台政策有很强的政治惯性与路径依赖性质。习近平固然有其强烈个人意志，却镶嵌在中共政权的统治权威与意识形态中。对中共领导人而言，路线与意识形态的建构，不仅涉及党内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基础，同时也是拥有历史地位的表征。
习对台政策的战略意图，远比江泽民与胡锦涛二人深远。其早在前年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时，就进行了理论初步部署与舆论宣传，在既有意识形态的论述系列中，加上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就对台政策而言，2015年中共两会所提出的“四个全面”与“四个坚定不移”以及近期提出的“对台政策两个百年”，应可视为习进平路线与对台政策的基本雏形。
习的政治目标应该很明确：在明年十九大召开之际，寻求自身的历史地位。在这过程中，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自然不能成为干扰变项，这也构成了对台政策日趋保守的原因，也成为许多涉台学者发言宁左勿右的基础。台湾的部分中国专家，乐于在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或是条条块块体系冲突中作文章──这里面的对台决策当然存在甚多盲点，但也低估了威权政体的制度惯性与组织纪律。
台湾民主化以来，早就从威权时期的国家统合主义模式，转变为自由多元主义模型，其政经资源分配的内涵为“由下而上”。由于对国家与统治者的高度不信任，经济生产与市民社会往往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政党与社会团体之间彼此竞争，却又有能力与国家分庭抗礼。
涉台体系误判民进党影响力
最后，台湾的自由多元主义典范，往往使得对台决策官员与涉台学者，基于政治正确或是卸责，夸大了民进党对民意的塑造能力。其总认为台湾现今的民意走向或是天然独的崛起，都是民进党只手遮天或长袖善舞的结果。这种认识，往往忽视了北京对台政策的责任，并低估国民党执政失败的后果。
其实，民进党虽然赢得了大选，但在两岸关系路线的表态，如本于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与维持现状等说法，不仅与民进党传统论述迥异，也朝向一中概念的方向移动，只是名称不叫“九二共识”而已，怎会被视为对台政策的重大挫败呢？
涉台体系也倾向夸大民进党全面执政的政治能力，轻忽了其内部多元意见。其认为既然民进党全党都是英系，必然可以搞定民进党府院党团间的运作；如果出现个党公职的激进言论，那么就是民进党恶意纵容的两面手法──其实前述的多元竞争，在民进党内部尤为明显，除了派系权力与利益分配外，争取未来六都的初选优势、立法委员选区的选票基础，都可能使得个别政治人物的提案与发言，与府方或党中央相互矛盾。
这两种认知最后必然导致“民进党选举与宣传能力很强，但执政作为很弱”的解读，从而忽视了台湾整体社会价值转变与民意的真实意义。
其实，就民意氛围而言，由于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追求的政治合法性不同：前者往往强调社会的集体性与秩序的必然，往往带有强烈的大政府情节与民族使命感；后者则是著重宪政主义与个人权利的保障，因此小政府与强社会才是时代潮流。换言之，结构面遂构成两岸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冲撞的基本条件，特别是台湾近期进入公民社会与太阳花学运的过程后，经由网路传播效应后，这个现象甚为鲜明强烈。
两岸极端力量的抬头，将成为双方政府决策的新变数，一方面可能成为指责对方的民意基础与口实，也使得政策调整面临强大的内部压力变得滞碍难行，将使得两岸关系陷入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中。从周子瑜、课纲调整、雄三飞弹误射到火烧车悲剧，都可找到许多线索；关键是，两岸政府认识到这个事实吗？
两岸关系千丝万缕而且错综复杂，包括了国际因素、历史条件与制度因素，要求双方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尽释前嫌，同时建立信任，无异缘木求鱼。如果“大处理”不切实际的话，是否可以从客观认识两岸的差异的“小处理”做起？用中共的逻辑来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似乎是当下双方必要的课题。
（张宇韶，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