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民进党惨败的那晚，我回到陆委会办公室，静静看着济南路对面立法院的夜色，心想：“国民党恐怕要长期执政，民进党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台湾权力中心？”这不只是我的心情，也是很多绿营朋友难以表达的苦楚。
2016年1月16日选举结果揭晓，一位长期支持国民党的好友来电哀怨表示：“败成这样，民进党恐怕要长期执政，台湾和国民党将来该怎么办？”
听到熟悉的语境，心中其实有些失落与复杂。短短八年，何以台湾政治竟有如此戏剧性地翻转？许多政论性节目解释“站在阿扁对立面，成就了马英九；站在马英九的对立面，成就了蔡英文。”这样的政治摆荡，是否真这么简单，如此化约？
由于民进党选情持续稳定，加上泛蓝选民对国民党不满，本次总统大选的得票率创下总统直选以来的新低（66.27％）。蔡英文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搭配下，虽以56.1%的得票率打破了陈水扁在2004年得票天花板（50.1%），但相较2012年上次的得票数，虽只增加八十万票左右。但在民进党动员泛绿选民，运作“选票最大化”的诉求下，国民党输的非常彻底。
本次国民党不论在总统与立委选情都是空前挫败。不仅总统得票率创新低，全台只有花东金马选票胜过民进党；立法院席次更只剩下三十五席。这样选举结果，完全颠覆了台湾传统政治板块的分析内涵。
国民党到底怎么了？民进党做对了什么？这是大家选后思考的问题。
许多针对选举结果的分析，容易陷入个人行为特质或领导风格的迷思，流于“胜者王、败者寇”或“时势造英雄”的说词，过度放大特定政治人物的能动性。相对于此，本文将回到台湾近年来价值体系、政经秩序与社会集体意识的变迁，从宏观轮廓去解释。这也意味著：本文将选举结果视为整体结构变动中的理性抉择，蔡英文则是在转型的过程中“因势利导”站在多数人的那一边。
国民党的统治基础
先谈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传统支柱。
国民党的价值体系，具有保守主义与精英主义倾向。深层而言，则预设了以下看法：秩序与道德规范不仅是本质性的假定，更是不证自明或毋庸置疑的前提，世界的运作理应简单规律，历史存在某种必然的一统思维。形式伦理实是维系社会具体运作的根源，因此多元价值或怀疑论往往是裂解秩序的来源，改革必然带来混乱。
具体来说，所有的国家认同、政经秩序与分配程序都以“既有秩序”作为基础。简单地说，这是一种诉诸在中华民国传统的法统下，由同质性甚高的知识菁英与技术官僚组合成的统治集团，透过国家权威进行由上而下的资源分配。重点是，任何质疑或挑战这个体系的个人或团体，往往被轻蔑的解释为“民粹主义”。
在台湾现实的政经体制中，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保守主义逻辑有以下两个轴线：一、中国正统的历史文化观与两岸政治定位；二、国家统合主义的政经发展模式。
就第一个轴线来看，国民党强调中国文化史观的正统性。从党国威权体制开始，台湾的基础公民教育与历史观，就建立在华夏正统与儒家思想的文本脉络。即便1895至1945年台湾已经脱离这套历史文化体系，但因国共内战与冷战的现实考量，使得原已断裂的台湾与中国，又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重新焊接。
这个最大的连接点，则是中华民国继承了一个中国的正当性与法统，即便实际统治与管辖的范畴只剩台澎金马。在此背景下，中华民国法统主导两岸关系的发展，一个中国的主架构，难以从执政者的心中移除，遂产生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思维。
第二个轴线，则是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扮演催生、诱导的角色。意即威权政体为了延续统治基础，以国家权威的主导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的运作；经济的高速增长除了是现代化指标，更是执政党的重要政绩。换言之，就国家的发展的性质在于“发展是硬道理”与“稳定压倒一切”。追求经济成长可以牺牲公平正义、人权、环保、国土保育；为了维持一定社会稳定，可以否认多元价值与批判精神。
除了经济挂帅的思维外，统合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更是建立在“侍从主义”的政商互惠关系中。
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多次告诉笔者，国民党长期掌握国家的镇压与资源分配能力，发展出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网络。企业若表态效忠，或能拥有政策优惠、资源奥援或经营特许；地方派系若俯首称臣，自然坐拥农会、水利会等小金库。反之，在恩庇体系中，若有二心则将面对司法检调、查税、抽银根、扶持对手等毁灭性的惩罚。
国民党以保守主义为前提，以精英作为统治阶层，左手握有文化霸权诠释道德历史世界内涵，右手掌握国家机器进行资源分配；这个集优势于一身的政党究竟是如何解体，其实有脉络可循。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最高阶段》皆指出，“资本主义是自身的掘墓人”，“资本主义异化的形式与内容越高，资本主义崩解的日子便不远了”。用这个逻辑来解释国民党的颓败过程，不仅深刻且具有辩证性。
民进党的文化价值重建
民进党在传统泛蓝“中国为法统”的一言论之外，分裂出以“以台湾为法统”的本土意识，从“特殊国与国关系”与“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出台，建构出“中华民国在台湾”与“中华民国是台湾”的政治逻辑。
在选举操作与政治社会化的交替作用下，本土意识在台湾内部发酵、发展出新的国家认同内涵；蔡英文所提“宪政体制下维持现状”之说，亦可视为此一论述轴线的延伸。
文化价值体系的重建，必须搭配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奏效。这意味马政府执政的经济表现，会是支撑国民党统治基础的关键。国民党虽效法新保守主义，以市场自由化与私有化作为刺激经济发展的工具，但问题在于：自由化的对象主要针对中国市场，在不对称的经济规模与体制之下，除了具备特殊政经关系的红顶商人与买办之外，中小企业与一般民众难以进入两岸交流的“红利分配层”。
由于基本的利益分配对象不在社会大众，而是统合主义下的侍从关系与特权阶级；这个新的经济剥削行为与政商网络关系无所不在，即便是两岸农业交流也深受其害。在焦均所著之《水果政治学》一书中，有著极为写实赤裸的分析。在此背景下，如果台湾经济发展受挫，此一扭曲的政经体制，将引发难以预料的社会后果。
2008年的政党轮替，与其说是国民党的选举胜利，不如说是民进党的执政失败。可惜国民党未曾认清其执政的前提，其虽扬言改革，其实是将既有党国体制的保守思维，与柴契尔夫人（又译撒切尔夫人）的新保守主义选择性的对接。例如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中主张市场开放与自由化，名为促进台湾经济发展与竞争力提升，但主要受益者并非一般社会大众，而是与国民党关系良好的大企业与官僚买办，仍延续了侍从主义的政经逻辑。这个四不像的拼装车谈不上改革，而是一种彻底的制度复辟。
在文化价值上，重新执政的国民党，戮力透过国家力量反转民进党执政时期的本土化教育，再现中国文化历史在政治社会化过程的正统地位，并在两岸关系中重建中国论述的核心立场。但国民党错估了民进党的政治目标，本土化教育，旨在解构国民党威权时期过於单一、化约的党化历史教育，希冀推动去党国化与去威权化的政治工程。
民进党虽然执政失败，但政治启蒙已逐渐发酵；政治社会化的合理性，使历史发展产生不可逆的后果。这在日后崛起的公民社会运动、太阳花学运或是反课纲行动中，找到不少线索。
国民党无力应对社会剧变
2012年之后，台湾的政治板块在有了深刻转变。政经秩序剧烈变化下，社会集体意识出现了新面貌。政党恶斗引发政府失能与政治失灵；代议政治的疲乏下，新民粹或审议式民主呼声日渐崛起。
这股社会力量，恰巧撞上经济不景气与贫富分化下，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诉求，使得各种公民不服从运动蓬勃发展，并将矛头指向两岸交流红利分配的扭曲。
这股浪潮终于在服贸的程序争议下，以“太阳花运动”占领政府的方式爆发，并外溢出第三势力与柯文哲现象。直接在2014年九合一大选时，产生了第一波政治海啸，淹没了国民党。
社会集体意识的崛起，成为台湾公民社会运动的土壤，在群众的反省批判中，直接反噬国民党经营的中国正统文化价值体系。太阳花青年所接受的政治社会化内涵，多为民进党执政时期所建构的新世界观、国际观与历史观。有别于国民党威权时期的党化与意识形态教育；新的公民与社会价值，建立在民主人权、多元文化、本土意识，以及国际关系的整体结构中。中国大陆与两岸关系并不特别突显，而是镶嵌在新的政治文化中。
面对台湾社会结构的剧烈转变，国民党的统治精英的回应又是什么呢？
第一种是透过激进的“中国正统情结”，并结合混乱的后殖民话语进行反驳。“皇民说”、“郭冠英争议”，与“中华民国毁灭说”正是这种情绪的投射。由于这种个人式的论述，带有过多去历史的偏见，结果反而引发更多的反作用力。
第二者，则是从“道德精英主义”的观点出发，尝试从道德高度强调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并将台湾近期复杂的政经问题，简化为“民粹主义泛滥”或“道德沦丧”。问题是，国民党建立的文化霸权正在快速解构中，以儒家思想作为维系道统的作法显得苍白无力；精英论者反被批评心态傲慢，且事实证明其“一点也不精英”，还是政经秩序混乱的元凶，反而将社会中去体制与反精英的声浪推到高峰。
第三种反应则是从“经济发展主义”出发，以两岸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为背景，回溯台湾过去经济高速成长或社会稳定的“美好年代”，召唤经济选民与中产阶级的记忆情感。此举虽然在过去选情紧绷时屡屡发挥催票效果，然而在台湾经济衰退，中产阶级清贫化的当下，多数选民已将国民党的与企业家视为政商一体的买办集团，此招效果不言而喻。
重点不在于回应所产生的政治效应，而在于回应者的心态。在台湾社会剧烈的转型下，显然过去支撑国民党统治的重要支柱不是腐朽空洞，不然就是在解体边缘。国民党的败选早有结构性的因素，至于马英九的执政包袱、党内斗争、地方派系解体、欠约青年政治甄拔、换柱风波、朱立伦的选战策略、王如玄的军宅风暴等因素，咸信则是成为选情崩盘的附加因素罢了。
执政与既得利益者若能面对事实，谦卑自省，那么输掉的或许只是一场战役，而非整场战争，毕竟政党轮替本是民主国家的常态。
问题是，国民党得到教训了吗？
（张宇韶，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曾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