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香港土生土长的笔者而言，“满洲”一词是陌生的，它只曾出现在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伪满洲国”——这个含有民族屈辱意味的历史词汇，或是以英文授课的世界历史科中提到的Manchuria。端旅行推出的“重回满洲深度游”团费不能说是便宜，但由身为满人兼熟悉满洲历史文化的出版人富察担任随团讲解，对爱好历史的旅行者而言却有莫大吸引力。
1990年代中期以前在香港广泛使用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大都抱持凸显华夏文化优越性的大汉族中心史观。而中国政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撰写的教科书，则把“民族矛盾”置于“阶级矛盾”之下，表面上对“汉族中心主义”持批判态度。然而，中共官方史观却把中国历史发展长河设定为必定“走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种历史宿命论其实只是大汉族史观的另一变种而已。
从这次旅行团的出发前参考书目，包括了日本右翼学家宫脇淳子所著的《真实之满洲史》，以至富察随团的讲解，不难看出“重回满洲深度游”的目的，是希望向团员提供一套有别于传统大中华史观，以满洲民族而非以汉族为本位的“东北”视角，通过实地参观历史遗迹重新审视满洲的历史。
短短七天的旅程走访大连、沈阳、抚顺、承德多地，走马看花在所难免，但端旅行挑选的观光内容仍算扣紧了满洲近500年历史发展的轨迹。例如19世纪末起先后经历沙俄、日本和苏联占领的大连巿，初次到访的笔者甫抵埗后，即对巿内较内地绝大部分城巿都要良好的交通秩序，留下深刻印象；这或许是因为在民族屈辱以外，日俄战争后对大连实施了长达40年占领和实质管治的日本，留下的不仅是揉合欧式和日式风格的建筑群，似乎亦促成了若干程度的“移风易俗”。
满清入关前为“后金”国都的沈阳，位于沈阳故宫附近的张氏帅府（当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张学良的故居）因为对台湾同胞有重大统战意义，身兼“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得到了当局最好的复修和维护。张学良当年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因此备受中共推崇，他在1991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所说的：“我衷心希望两岸能够和平统一，非常反对分裂”，已化成张氏帅府博物馆展厅入口处的显眼大字（但馆内陈列没有说明此句的年份和出处）。
在“爱国主义”史观下，博物馆的解说文字自然把张学良一生总结为矢志“维护国家统一，争取民族独立”，把他定位为“伟大的爱国者”。然而，晚年定居美国夏威夷的张学良，也许因为政治因素始终未曾返回故土，他也曾对发动西安事变导致中共坐大，以至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感到后悔。富察认为，张学良一生中的两件大事：即决定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剿共”国共一致抗日，可能与当年世界共产主义思潮旺盛有关，也可能是他“非常任性，没有清晰政治理念的结果”。
当代史固然容易配合执政者的政治需要来撰写，但就算是古代史也会被官方随意突兀地书写。在承德有“小布达拉宫”之称的普陀宗乘之庙，大红楼的其中一层被辟作“万里东归：土尔扈特蒙古回归祖国专题展”。展览的陈列写道，曾定居在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近一个半世纪的土尔扈特人，18世纪中叶“为反抗沙俄压迫和重返祖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经历千辛万苦归附清朝，而当年乾隆皇帝也“肯定了土尔扈特人的爱国热情，确定了优抚的方针，派出清军前去接应。”展览的结语甚至说，土尔扈特人的东归故事说明，“只有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反对外来侵略，才能使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然而，作为游牧民族的土尔扈特人，当年有没有“祖国”观念呢？他们的东迁之举，是出于生存原因？还是因为“心系祖国”？毕竟在18世纪中叶的中国，根本未有主权国家的观念，惶论有现代意义的“爱国热情”。把土尔扈特人东归视作“巩固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只是政治宣传多于一切，并没有真正的学术意义。
长久以来，大中华地区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大都采用汉族中心的立场来书写，这次“重回满洲深度游”无疑挑战了这种史观。无论是如何看待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俄国和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殖民历史及其暴行，如何评价张学良一生中的两大决定，以至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给中国留下了什么遗产，我们都应放下条件反射式的民族主义情绪，全面冷静地检视不同的史料，方能得出站得住脚的结论。在当下当权者把“民族分裂势力”以至“台独”、“港独”分子视作十恶不赦之际，告别唯民族主义式的史观更显得重要。
此文为“深入东北，重回满洲”的端团友所撰，旅行时间为 2017年8月25日－2017年8月31日。端旅行推出的文化深度游项目专注于知识冒险和在地体验，如果对我们接下来的旅行项目感兴趣，请关注 Facebook 帐号“Initium Travel 端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