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特首选举是出名的“小圈子”选举，它的好处本应是方便操控，但十分尴尬地，这一个本来被中央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制度，却在刚刚结束的特首选举委员（选委）选举中出现失控。很明显，“小圈子”选举制度已日渐过时，中央是时候重新考虑一个符合民主原则的普选方案。
北京失主宰特首的绝对优势
经过今次选举，中央已失去了主宰谁是下届特首的绝对优势。在上一届特首选举中，中央支持的候选人梁振英，最终也只得689票。在五年后的今日，建制派的分裂只有更深，加上今届泛民的选委数目急增，相信中央可以完全掌握的票数，一定比689票还少，要得到过半数的601票也需要一定的努力。在中央“铁票”急降的情况下，中央已失去了它惯常拥有的主动权，被泛民及一众有相当实力的候选人所牵制，要面对他们的讨价还价。对以泛民为首的非建制派来说，由于取得超过三百席，只要有多过一名有实力的建制派候选人参选，他们随时有机会化身特首的“造王者”，成为较开明的建制派候选人的合作伙伴。绝不排除以上双方，或明或暗地互相配合，来增加自己在中央面前的谈判筹码。
当然，中央绝对有能力阻止以上的情况发生，完全封杀泛民等非建制派成为“造王者”的可能。问题是，中央必须为此付出巨大的利益和代价来交换，严重地提高了中央管治香港的成本。最简单和直接的方法是，中央禁止多于一个建制派候选人参选，但这个做法一方面非常“难看”，强化了特首是由中央“钦点”的事实，也显示中央本身缺乏信心，担心未能全面掌握建制选委的投票意向。而且，由于“小圈子”选举的最大特色是“分赃政治”，一众建制选委主要是用利益，而非共同的政治理念来联系，因此要劝退其他建制候选人及向建制选委“箍票”，中央非付出不菲的利益作为交换条件不可。
在中央的“武器库”中，它也可以随时再次使用人大常委解释《基本法》等“武器”，来阻止它不喜欢的候选人参选特首，甚或干脆地不任命它不能接受的人为特首，变相推翻选举结果。根据《基本法》第45条，特首虽然是由选举产生，但最终必须经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但是，这也不能避免以上所提及，大大增加中央管治香港成本的结果。
“释法”或不任命等做法，均可在正式制度的层面上，把事件解决，但所引致的市民不满或反弹却不能轻视。它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及对法治等核心价值的冲击，随时威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中国透过香港得到的庞大经济利益造成负面影响。而且，在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川普）有意挑战“一个中国”政策、中美关系出现不明朗变数的大气候下，用以上如此大的举动来清除特首候选人，甚至是当选者，均会使香港的管治再次成为国际议题，实属不智。
小圈子制度背后假设已不合时宜
制度失效，一切在意料之外，源于制度背后的思维已不合时宜，脱离了香港的实际情况。在这时刻，中央必须深切反省，调整治港的思维和策略。现时“小圈子”制度的假设，是只要在施政上讨好财团及精英，便可保持香港的繁荣与安定。因此，在特首选委的选举上，主要是商界钜子、富豪、专业人士等才有资格参与。可是，回归后的情况，特别是在梁振英管治下的香港，皆和这假设有很大的距离。特区政府管治的主要盟友和支持者，除了商家富豪外，居然是基层、年长或较低学历的人士。
反而，在特首选委选举中，有票及有权参选的中产及专业精英，却在特区的实际管治上，被排斥及边缘化。同时，在香港的原有制度和价值，包括了法治、言论自由、廉洁、经济上的公平竞争，及公务员团队特别是纪律部队的政治中立，被不断破坏下，这些中产和专业精英在工作及生活各方面均吃尽了苦头。再者，今次泛民在选委的大胜，也反映年轻力量在各专业界别的影响力和他们的不满。由于专业人士的生活再差也达一定的水平，亦证明了年轻人对民主制度和公义的渴求，并不能单纯地透过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来满足。
既然连“小圈子”制度也失控，与其不断透过利益输送及政治分赃，来勉强维持这个成本甚高、成效成疑，而认受性又低的制度，中央倒不如去重新考虑一个较为民主的特首普选方案。中央必须知道，一个有合理竞争、有中央与香港双方也能接受的候选人参与的普选制度，其管治成本和难度，未必一定比目前已经失控的小圈子选举为高，值得从新考虑。
（黄伟豪，中文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