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对从上海“流亡”到香港的独立导演应亮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两年前的“9.28”，是香港雨伞运动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之一。香港政府总部和立法会所在的金钟，从傍晚5时58分开始到翌日凌晨，落下87颗催泪弹。导演应亮也在此时，从位于离岛的家中坐船出发，赶到金钟，声援抗议的群众。两年后，他第一部以香港为拍摄对象的短片《九月二十八日·晴》在台北获得金马奖最佳剧情短片奖，成为金马奖历史上第一部以伞运为主题的获奖影片。
2016年11月26日，获奖当晚，应亮的社交网络被祝贺声填满。和对导演能力、作品表现等常见赞誉不同的是，朋友们给应亮的祝贺，多了“香港人”、“香港队”这一项：
有人将这部短片与香港导演拍摄的《一念无明》和《树大招风》一起称为“香港队”作品，还有人对应亮说：“我相信你比许多香港人更爱香港！”
这些象征著某种身份接纳的回应，对应亮来说，和对作品本身的肯定一样重要。他曾不止一次在各类公开场合说，4年前，有不少朋友冒著风险帮他，才令他在无处容身的情况下，能够留在香港生活，因此在金马奖领奖台上，他满怀感激地说：“香港是一座侠义的城市。”
在港生活了五年，应亮终于把这座原本陌生的城市拍成了电影，把香港故事推向外面的世界，他说，这是对香港的回报，也是自己新的身份认同：“我可以确认自己身份应该是个香港人了。”
《九月二十八日·晴》
导演：应亮
上映：2016
2016金马奖最佳剧情短片
2016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入选作品
2016釜山国际短片节开幕电影
2016圣地亚哥亚洲电影节短片竞赛
2016高雄电影节入选作品
透过电影，“落地”香港
2012年之前，应亮在中国大陆是非常活跃的电影人。他拍摄过14部短片，4部剧情长片，发起过重庆民间映画交流展。2011年，应亮受邀到香港演艺学院做为期一年的驻校艺术家。
但2012年，他以青年杨佳袭警致6人死亡的争议案件作为题材，拍摄从杨佳母亲视点出发的长片《我还有话要说》。但影片随后遭到中国政府封杀，应亮彼时正任职香港演艺学院驻校艺术家，不仅本人被上海政府官员约谈，家人也遭公安等多次“问候”。突如其来的变故导致他不能返回大陆，幸而得香港朋友救助，可以暂时继续居留香港。
危急关头，香港成了他唯一的选择。而所幸，也有香港朋友愿意冒风险去帮他，最终，他以香港演艺学院兼职讲师的身份留下，拿到工作签证，一直教书至今。
“香港是一座侠义的城市。”
《我还有话要说》
导演：应亮
上映：2012
2012南方影展
2012金马影展
2012韩国全州影展
2012卢卡诺电影展 最佳导演奖、最佳女主角奖
但是，离开生活了35年的中国大陆，对一个导演来说，也是离开了最熟悉的叙事土壤。他不得不中断了创作，直到2013年初，他决定拍一部讲香港的短片。他觉得在港生活，融入是基本的尊重，而自己能够“落地”的方式，就是电影。“我没法到中国拍片子，而新的感情投射已经在另一座城市了。”应亮说。
这是《九月二十八日·晴》的雏形。
彼时，学者戴耀廷、陈健民和牧师朱耀明才刚刚开始酝酿“占领中环”，希望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形式，为香港争取民主普选特首。“抗争”还在纸上谈兵的阶段，谁也没能料想到之后的雨伞、铁马、冲撞和催泪弹。这时的应亮，也没有选择“占领”或者“抗争”作为直接主题，他从街边的老人院和电影《桃姐》中受到启发，打算将他的香港处女作献给养老问题。
拍摄一座几乎完全陌生的城市很不容易，应亮先花了将近3年的时间阅读香港历史，把香港70年代的小说，西西、也斯，“图书馆能找到的几乎都看了”，又自己一个人探访了港岛和九龙的六七家老人院。但香港的政治风云变化出人意料地迅疾，2014年秋天，雨伞运动爆发，只在资料中看过保卫天星码头、反高铁等香港社运事件的应亮，第一次见证了如此大型的社会运动，短片选题因此急转向，《九月二十八日·晴》的片名也由此而来。
这部短片改编自香港作家陈慧的短篇小说《第十六分钟》和《味道·金宝菜汤》，剧本在2015年8月完成，10月开机，3天就拍完了，加上后期的剪辑、调色，到2016年1月正式成片，2月在香港独立电影节首次放映。
“电影也许是一剂‘药’：治愈城市，治愈别人和自己，也治愈敌人。”
一直牵动著应亮的养老问题，以隐形线索出现在新的短片中：参与雨伞运动的女儿，在9月28日回家之后，与即将搬进老人院的老父吃饭，二人在饭桌上争执占领的意义，哪知催泪弹落下的新闻传来，女儿转身上街，令许多观众猝不及防的，是老父最后温柔一句：“我会保释你。”
2014年雨伞运动开始前5天，9月23日，应亮参与学联（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发起的“罢课不罢学”义教活动，在金钟的立法会示威区，向集会者讲述电影作为行动的另一种可能。当晚的教学大纲中有一句：“电影也许是一剂‘药’：治愈城市，治愈别人和自己，也治愈敌人。”
《九月二十八日·晴》，也许首先就是治愈应亮自己的一剂“药”。这部短片令他摆脱创作中断的苦恼，在新的土壤“落地”。
用五年时间成为香港人
伞，是应亮对香港的第一印象。
那是2004年，雨伞还只是这个小岛城市里，一件日常的必备品，还没有成为抗争符号。应亮来参加影展，见到“传说中的香港”，感到很高兴，但却发现中学时期看的那些“古惑仔”港片都是骗人的，“没有那么多古惑仔，哪有啊？！”让他在12年后仍记忆犹新的，是香港人在冬日雨天，手上拿的黑色长伞，“很雅致，很美好”。
那年他27岁，第一次听说“七一大游行”、“董建华下台”、单程证，对香港好感很多。7年后再来，他的好感仍然持续，觉得香港很有秩序，社会上的人都比较讲道理，唯一缺点是物价太高，但“这不是重点”。
而到了2012年，应亮在香港不再是过客，而是常居民，高物价带来了真切的现实压力。他的孩子2013年出生在香港，他兼职教书，收入不多，太太也做一些兼职的艺术行政工作，两人很努力才能维持正常生活。不过他对自己说，一个创作者的生活潦倒几年，不是坏事。
“我可以确认自己身份应该是香港人了。”
来港5年，应亮搬过五次以上的家，从港岛东的筲箕湾旧区到新界东乡郊，最短一次只住了半年。今年年初，为了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他们搬到了新界东的村屋。
房子在山林包围中，还有一块田，在城市出生长大的应亮第一次开始学习有机耕种，虽然时间有限，也每天花一点时间，种出了粟米、尖椒、豆子、菜瓜，前几天刚收成了薯仔和番薯，据说味道香甜。偶尔也有野猪经过，半夜吃光粟米，吃不完的菜瓜则由得它慢慢变老，拿来洗碗。香港的乡郊，成了应亮的孩子最好的乐园。
“我家在香港，我住的地方、家庭都在香港。”应亮说，“我可以确认自己身份应该是香港人了。”他始终强调，尽管前几年自己也在香港做了很多基础功课，但是雨伞运动令他获得力量。
他的脸书头像至今仍是金钟清场时的口号：“We will be back.”（我们会归来）他说自己“支持香港年轻人一切形式的抗争”。在这一点上，他比很多本地人走得更激进，他支持港独主张，也支持暴力抗争，因为觉得自己见过、经历过不民主、不自由的国度，而香港不应该也变成那样。
“我有时比本土还本土”
他的激进主张，常常令他的中国大陆朋友惊讶与不适。
中港足球大战时，他毫不犹豫支持香港队。他能听懂粤语，但不太能讲，平时与学生沟通，学生讲粤语，应亮用普通话回答。但他却说，希望香港人最好都听不懂普通话。甚至，他觉得自己哪怕有一天在香港因身份被打也是“自找的”。
2014年，应亮在金钟占领区义教时，曾有一名中年听众在课堂中途走上前来，站在他身边质问他，为何要用普通话在罢课的活动中教书。应亮的反应是，告诉那个人不想听无所谓，“我是来帮忙的，香港帮我，我现在帮香港，就这样。”那人听毕，转身离去。“没事啊，我也不觉得这叫歧视，最多是他有意见。”应亮说。
类似的情况还有几年前，他走在湾仔天桥上，见到有人拉横幅请大家签名，反对深圳居民“一签多行”来港。“我路过的时候就想，哎呀，这不是限制了一些自由嘛，但马上也就理解了。”
对香港针对普通水货客甚至游客发起的反水货行动，他也是支持的。“看到水客拉那么多箱子，拼命装东西，很讨厌，很贪婪。”他从未想像过自己或家人会在类似的行动中受到牵连，即便有，那也要问：“这些一对一的冲突，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究竟是谁的责任呢？”
是谁的责任？“这肯定不是个体之间的冲突造成的，而是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多年来放任资源消耗和人口不匹配，还有多年来的渗透、统战。这些矛盾当然是中国政府有意激化的，调动民粹，让民众之间有矛盾，焦点就会在民间而不是上面，我要是政府官员我也乐见。”他说。
“我是来帮忙的，香港帮我，我现在帮香港，就这样。”
再谈到2016年初的旺角骚乱，他对主流媒体使用“旺角骚乱”一词不满，“最暴乱的是警察啊，不是民众。90年代的民众都是丢汽油弹的”。那应该叫什么呢？“鱼蛋革命啊！”
应亮坚持说自己没有身份尴尬，也对中港矛盾无感。至于会不会因为身份在香港的暴力抗争中受伤害，他认为，“他们反对的是邪恶的政权而不是你”，而万一被打，“也是活该”。
他的主张也让一些人难以接受。有人批评他毫无原则、不讲是非地支持香港，甚至说这种“被打也活该”的心态接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应亮对此报以哂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说你拥护那个绑架你的恶人，那些活在中国还拥护中共政权的人才是真正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他毫不讳言地支持港独。“香港应该独立啊，这没有问题。这个世界有太多人和事需要独立，最应该独立的是中国，因为中国被中共殖民得太久了。”
他承认自己“比本土还本土”，而之所以如此，应亮认为，是因为他见过香港和中国的不同。“我明白在中国的环境下，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空间。而香港本来有言论自由，电影没有审查，我们在这里谈天是安全的，看病不需要花钱，政府会补贴教育，现在呢？例如电影审查，已经在香港出现了。”“因为我比本土更加知道，哪些东西值得捍卫，失去就没有了，”他说。
对一个在港不过5年的流亡导演来说，这好像“去得很尽”。记者引述有人形容这种做法，是“为了融入香港交出的‘投名状’”，应亮一听就笑：“这个社会已经很接纳我了，所以不存在投名状，是我要回报，而我回报得还不够。”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说你拥护那个绑架你的恶人，那些活在中国还拥护中共政权的人才是真正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觉得自己都不太理解这种说法，可能我跟中国思维的人沟通太少了。”
不过他也强调，地区归属、国族身份只是一个人复杂的社会身份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他还有父亲、教师、丈夫、导演这些更重要的身份。他也定位自己为中国人，不过是“自愿强行定位”，为的是“保持对中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资格”。
电影为香港而获奖，“我对得起他们一些了”
他以香港近年来最大的社会运动为主题拍摄，还在台湾得奖，对来自中国政府的可能施压，他说“无所谓”，“债多不愁”。这几年，中国国家安全部门人员或警察一直和他的父母“保持联络”，令两位70多岁、生活在内地的老人家不敢来港和他相会，怕家中无人照看。
应亮的父母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太好，难再远行。这5年来，应亮唯一一次见到家中长辈，是精心安排岳父母到台湾相见。应亮的岳父母没有城市户口，不能“自由行”，只得报名陆客团赴台，应亮和太太、孩子则跟著旅游巴，在台湾从南追到北，晚上行程结束，双方才得一见。这段“奇幻”经历也成了应亮下一部长片的故事蓝本。他的剧本创作已经到第三第四稿，希望能在明年之内拍完。
“这个社会已经很接纳我了，所以不存在投名状，是我要回报，而我回报得还不够。”
应亮的另一部长片，将再次关注雨伞运动，也将再次与陈慧合作，讲79天的运动中，一家人的政治看法与个人选择调转，本来要移民的最后却坐到金钟去被抓，本来签了占中意向书的，最后却没有到场。《九月二十八日·晴》将会变成“雨伞系列”影片的开端吗？应亮说不确定，唯一确定的是，他会继续拍摄香港的故事，作为“香港队”的一员而创作。
在访谈中，他不止一次提到，4年前，有不少朋友冒著风险帮他，自己“虽然回报还不够”，“但我多少做了点事了。那么多人帮我，我对得起他们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