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端传媒刊出卓晓青的《体制外自学，高资本家庭的奢华？》一文，从阶级角度提出一个问题：学校教育不适合孩子的时候，具备什么条件的家庭才有可能另作安排？
仔细琢磨，支撑一个孩子自学，的确需要有一定的社经背景，但我也认识不少客观上有足够社经背景，对体制学校不尽满意的家庭，没有选择自学，而是尽可能找一所最好的学校。
挑好的学校去，或是自学？这两种选择没有道德上的高低，但对整体教育体制却有不同影响：挑选学校，是针对既存的教育选项进行比较，给做得好的学校鼓励；自学，是挑战既有教育模式，并尝试发展出新的教育结构与价值观。本文将针对这点进一步分析，拉出跟卓晓青不同的视角，以突显体制外自学的另一层意义：教育的“开源”（open source）行动。
自主学习vs 惯行教育
首先，要先清楚定义“自学”。在我的讨论中，自学，是一种依照学习者的特质、需求与兴趣所做的教育安排。这样的教育，可以是学习者自己安排的，也可以是他人创造的机会，学习者依照自己的需要选择参与。
从这个角度，自学两个字是“自主学习”，其并不与学校教育对立；真正与自主学习对立的是“惯行教育”──也就是我们目前习以为常的，这种依照课纲进行、以教师与教材为主轴的教育安排。
大多数的学校采行惯行教育，很多人因而认定学校教育就必然是惯行教育，也因此把自学当成是“学校教育的反面选择”──这种教育安排，在英语国家常常称为在家教育（Home Schooling）或是去学校化的教育（De-schooling）；在台湾，目前也是在“非学校型态实验教育”的法规空间里运作。
但我认为把自学与学校教育对立起来，会阻碍我们对于未来教育的想像。就我所知，目前有一些机构实验教育，采行非常接近惯行教育的模式，但也有很多以学校型态存在的组织，实质上进行的是自主学习教育──例如英国的夏山学校、美国的瑟谷学校、台湾的全人中学、种籽学院与森林小学。
印度学者 Sugata Mitra在2013年的一场TED演讲中，对惯行教育的起源有很生动的描述：回溯大英帝国在全球各地殖民的历史，学校需要培养出一群有共同语言、共同思考方式、标准做事方法的人，在没有电话与飞机的年代，去运作这么大跨度的治理系统。
回到台湾视角，我们的国民教育，也曾协助台湾培养了大批素质整齐的劳动人口，让台湾得以在全球产业链中创造经济价值，也给自己带来更好的生活。我们现在觉得普普通通的惯行教育，曾经在人类经济活动的价值链扮演重要角色。
许多朋友对于“把教育等同于职业训练”有敏锐的批判。我同意这样的批判，也认为教育目的不是培养劳动工具，而应该是培养人──能够完整发展、能够共同建构更好社会的人。然而，我们无法避免从经济视角，去检视学校教育的结构。毕竟，学校教育需要非常多资源投入；而这些资源不会凭空产生。它们都是我们共同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也必然要能为我们创造新的价值，整个循环才有可能永续。
现在学校教育遇到很多挑战，然而，这不是因为学校的做法退步了；跟过往相比，学校教育其实是一直在进步。只是，外在环境变化更快，而且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转变。
社会剧变：知识节奏与工作型态
这个时代跟从前最大的不同，在于世界变化的速度，尤其是在“可数位化”的领域。
对数位时代的学习著力很深的 John Seely Brown 提出一个重要观察：当世界变化快速，研究并诠释各种现象的时间缩短。传统需要经过层层验证、确认举世通用才会发表的知识生产流程，渐渐追不上知识使用的步调。依照传统方式提炼出来的知识，依然重要；然而，只依赖这些经过提炼的知识，行动就会比别人慢好几拍。 现在的读者必须发展自己判读资讯的能力，除了读资讯内容，还要读取资讯的背景脉络：是谁写的？写给谁看？作者与目标听众的互动关系为何？他们过往有什么言论与行动？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判断，去补足传统知识生产与现代知识运用之间的速度差。
这种人人都是资讯判读者的场景很陌生吗？不。对很多读者来说，这就是在社群网站上阅读的日常。他们所接收到的资讯是立体的、可以查证的，在活生生的脉络中书写、阅读与理解。当这样丰富的资讯流动成为我们的日常，回头看那些经过重重选辑，只传达一种视角的教科书，就显得格外扁平苍白。
这不是品质的差距，而是根本哲学的差异，是大众与分众的差别。过去资讯流通的难度高，广播、电视、书本，都有时间、空间与成本的限制。惯行教育在过去的主要价值之一，正是对教育内容的“选辑”，把有价值的内容，在对的时间，传送到需要的人的手上。
有了搜寻引擎之后，资讯及知识传播的样貌已经翻转：资讯选辑可以由资讯使用者发动，而且需要时再找就行。这一翻转，让惯行教育做为知识传递管道的价值，变得可有可无。
当代另一个剧变，是由人工智能催动的，以机器替代人工的转型。英国牛津大学工程科学系的 Carl Benedikt Frey 和 Michael Osborne 检验的美国 700多个职业类别的工作内容，认为其中有近半职业将受到电脑化的威胁。他们没有探究这些工作会在多少年后被取代，他们指出的是一种逻辑关联：只要有人愿意，就可以找到方法让电脑去执行这些工作。
人工智能竞技平台 Kaggle 的执行长 Anthony Goldbloom 在今（2016）年八月的一场TED演讲中，对于人工智能的潜力与局限提出很精辟的分析。根据他的结论，只要是大量且重复性的工作，人工智能都将胜过人类──例如医疗诊断、批改作业、法律咨询等。跟大量重复相对的，是那些新的需求、新的应用情境、或是偶发非常规事件；这些情况下，人类还是远比机器更有能力应对。
那些重复工作的技能，正是过去惯行教育最适于训练的；相对而言，现在更需要的创新能力，却是惯行教育较难培养的。
惯行教育，无法引领改革创新
资讯传播的门槛降低，带来好处，也是种负担。资讯量越大，筛取甄别有用资讯的难度就越高。大部分专业之所以有价值，不单是因为拥有别人没有的资讯，也必须能将资讯整合成有意义的知识结构，并转换成有效的实践方法。
这是惯行教育过去成功创造的另一种价值。学校提供标准课程，设定学习步骤，并在这种架构上提供“双重保证”：学校向学生保证，只要依照步骤完成学业，他将得到一套能创造价值的知识技能；在要甄别个人能力的场合（如聘雇），学校也保证，学历持有者具有创造特定价值所需的知识技能。
这类保证一直都是机率式的：完成学业的学生大部分（而非全部）都能找到应用所学的机会，大部分（而非全部）的学历持有人，都能有预期水准的表现。只要机率够高，少数例外不会带来太大的代价。
但学校这种保证有局限：它必然是“操作式的”（operational），它可以保证一个文凭持有人能通畅使用语文、正确计算、或具备一套共通的基础知识；但它无法保证文凭持有者的其他特质──例如是否真诚、有纪律、负责、有开创性、善解人意、 灵活变通等。当经济面临升级转型关卡，社会需要更多能带领创新的人，这种人的关键特质，却超出惯行教育所能担保的范围，也引来很多对学校教育价值的质疑。
学校能提供的教育，逐渐与现实需求脱钩，这个现象早已引起广大的关注；历次的教育改革与课纲改革，很大一部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台湾最近定案，将在2018年实施的“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纲要总纲”，持续强化以“培养核心素养”为主轴的教育哲学，增加弹性课程时数，在高中阶段改采学分制，并规定有最少三分之一、最多超过三分之二的选修课程。这份新课纲，的确会打开更大的法规空间，让学校得以提供适性学习的教育。
然而，惯行学校教育受到的挑战不会因此缓和；事实上，惯行教育的设计，让它最多只能顺应改变，而不具备引领改变的能力。
两年后要实施的新课纲，纵然已赋予学校很大弹性空间，仍维持了“由政府制定课程内容标准”的运作架构。这让政府得以为学校教育订出品质标准；然而实务上，教育品质难以度量，无法度量就无法规范。因此，真正受到规范的并非品质，而是“规格”──如学分数、上课时数与学科时间分配。
也许课纲委员认为“规格”仅是外在规范，他们标举的核心素养，才真正影响教育走向。但其实，规格对教育内容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一方面导引教育者与受教者，不自觉地把学习时数与重要性划上等号；另一方面，它提示了一种“公认有效”的做法，从而暗示其他的做法“成效未经验证”───因此，进行开创性教学实验的老师和学校，还没开始，就被要求证明他们的做法更有效。
这就成了一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境：没有实证资料，就没有机会尝试，没机会尝试，自然也就不会有实证资料。学生与家庭投入自身资源，实践自认最适合的教育方法，正是突破上述结构困境的解方之一。
自学的两个难题：人与社会、人与知识
自学涉及两个难题：个人在群体中的位置，以及人与知识的接点。
人在群体的位置，任何教育途径都避不开这项课题。惯行教育往往是用“分派与分配”来处理。学校中，教师、职员与学生都有一定角色；而在学生中，也常常透过班级干部或是强制性的责任分配，让每个人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角色。整个学校教育过程中，学生在各个关卡经历筛选甄别，一步步流向社会所需的各种位置。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主动认识自我、主动地察觉别人的需求、并有意识地选择自己想要创造的价值。
然而，这却是自学者需要不断探索与思辨的课题。在每一次为自己选择学习内容、学习伙伴和教师时，都是在为自己与群体的关系找答案。
人与知识的接点，是另一项被惯行教育忽略的课题。惯行教育往往要求受教者循一定次序学习。这种学习模式造成许多错觉，例如：如果不从小学数学学起，不可能学会微积分；或是，未曾去师范院校修完全部学分的人，不可能懂教育。
这种错觉的确有几分真实：外行人的确比较容易在基本地方出错，而要精熟一门学科，的确需要时间。但前面这两句话，却是建立在“知识只有一种用途”以及“学科学习只能有一种顺序”的假设。这两个假设都大有问题：人类的诸多创造，很多都是把一个领域的知识技术，拿去另一个领域应用。现代社会的运作也越来越讲求协作。不同领域的人能合作，常需要他们对彼此专长有原则性的理解（才能沟通），但又需要对方的技术能力（所以才要合作）。
自学，本身就是“与人协作”的历程；自学教育的安排，也比较能随著学习者的兴趣能力发展而调整，也有更多不按传统脚本的安排。这种另类安排，除了满足学习者的需要，同时也在逐步带出更多教育提供者。每个自学行动，都可能串连出潜藏的教育资源，让不同样貌的专业者，都成为自学教育网络的节点。
阶级批判的局限：自学带动教育改革
从阶级分析角度切入，选择自学并且能有效实践的孩子，的确接受到比在学校更有品质的教育；而他们能够自学，又是因为家庭具备相当的社会与经济资本。于是，这就成了卓晓青讲的“高资本阶级才能享有的奢华”。
但是这样的分析，没有考虑到个别自学行动，如何带动整体教育结构的改变。 自学行动，除了前述在两方面的开创性，其也颠覆惯行教育里的师生关系。在资讯革命前，教师需要扮演知识承载者的角色。因为教师人数有限，整个教育的过程，也就围绕著教师来安排：在固定的时间，老师会在固定地方讲课，且有一定进度，这样才能有效地传递知识。学生若是转学到别校，也可以无缝接轨。
常有人拿“经师”跟“人师”两种标准来打量老师，觉得能够“教人”的老师好过只会“教书”的老师。但现实上，老师的基本角色真的就是教书，有余力时再来教人。当资讯科技越发进步，丰富又可近用的资讯随手可得，“教书”的角色逐渐淡化，让老师有更多的时间去“教人”。这也就是现在流行的“翻转教室”。
一旦，教师的主要任务，从“知识传递”转换到“协助自主学习”，那就打开了一个新的专业领域。过去以“教书”为主的年代，老师对于学习的进程有很大的控制权，学生也大体上同步前进；因此，各种学习困难的诊断相对容易。面对自学学生，专业教师需要从学生视角来理解当下的学习状态，包括过往学习历程、学生特质、学生期待、然后评估要如何协助。尤其困难的是：如何在提供协助的时候，要维持学生自主学习的状态，避免让自己的意见压过学生自己的思考。
自学，教育的“开源”行动
1990年代，微软领头的软体大厂，几乎垄断个人电脑软体生态。相对于此，骇客与专业者社群发起了“开源”运动，把他们写的程序原始码开放出来，大家可以自由改作，透过社群协作，让程序发展更快更多元。
台湾的惯行教育就像软体大厂。经历几十年发展，它已不单是教学方式的选择，而是由国家课纲、升学制度、教育资源分配、师资培育机制、教材供应商、补习教育、以及各行各业的任用与升迁制度，共构成一个环环相扣、利益相生的生态这套结构即便有明显限制与副作用，但它成效可以预期。
自学，虽然提供了突破限制的机会，但也因为相关生态系还在发展初期，有很多不确定性。挑好的学校去，或是自学？一个家庭教育选择的关键，常常就是对此不确定性的评估。
对于熟稔教育或愿意投注心力学习的家庭而言，自学的不确定性，正代表改变契机。对教育不熟悉，又为生涯选择而无法投入心力的家庭，可能就会在惯行教育选项中挑好学校去。选择留在惯行教育体制里的人，未必不了解它的负作用；他们很可能只是自忖有能力减轻或扭转那些负作用的影响，但承担不起自学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至此，我们需要检视惯行教育与自学的另一项根本差异：
惯行教育有严格的阶层性。有许多作法、知识与资源，深藏在结构的某处，由特定机构掌握而不对外开放，或者只对通过筛选后的特定群体开放。自学教育的基本架构是网络性的，所有创造出来的资源、做法与经验，往往就在社群之中分享流传。 惯行教育是封闭式的零和竞争，有人占了某校名额，其他人就少了一个机会；有一所学校争取到更多考试高分学生，必定有另所学校少了几位高分的学生。自学教育则不然：有许多数位资源已经是公共财，并不会因为使用而耗损，反而会因为更多人参与协作而持续改善。有一些资源仍然有限，例如场地和教师，但透过灵活的分享与尝试创新，也能得到更有效的运用。
自学教育并非没有竞争，但它是开放式的，是个人与社群不断挑战自我极限，探索多赢共好可能性的竞争。当越多人投入自学，创造出越多自学者与自学教育者，就能让更多人了解自学：不需要标准课程、不需要统一的标准化测验，不必以考上什么学校什么科系来定义自己，也可以发展得很好，也能共同经营一个幸福的社会。那时候，自学就会变得跟现在的惯行教育一样，稀松平常。
到此，我们应能清楚看见：自学的阶级现象，只是社会既有阶级结构的展现。相对的，这些拿著自身资源投入自学行动的家庭，不论是否怀抱著阶级意识，其行动效果却是降低自学门槛，让自学更普及。
当自学变成没有太多心理负担的教育选择，也许有一天，学校也开始转型为自学教育的基地，用学校的资源去支持学生自主学习。当这一天到来，自主学习，就能成为每个家庭都能选择的教育模式。
（黄少甫，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工程系“未来基础建设”专案研究员，Learning Emergence LLP 平台与资料总监，台湾亲子共学教育促进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