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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晓青:体制外自学,高资本家庭的奢华?

如果有另一个像唐凤的孩子,不适合体制内教育。而这个孩子就生活在这车行外的摇篮里或夜市里,他的故事会是什么?

刊登于 2016-09-07

唐凤随身带著电脑、VR等电子设备。
唐凤随身带著电脑、VR等电子设备。

前不久,行政院宣布将任命35岁的国际知名骇客唐凤,担任政务委员。她从中学时不适应体制、被霸凌的过往,透过自学成长的传奇历程,一时传为美谈。她的母亲当年辞去工作,陪孩子对抗体制压力的决定,也让不少家长惊叹。许多亲子教养文章开始以“如果你有像唐凤这样的孩子”为题,而“自学”更成为热门关键词。当我阅读唐凤的故事时,十分佩服他父母的开明与勇气,更为他们孩子杰出的成就感到高兴。

教养问题背后的阶级

然而,就媒体充斥著唐凤故事的那几天,我却忽然想起居家附近某个车行骑楼的婴儿床,以及上头被粉尘染灰的布娃娃和奶瓶。我常见到那个小婴儿坐在那玩耍。车行老板天冷了加个罩子,大热天就夹个风扇;无论环境多吵杂,这孩子总是睡得安稳。

我也想起自己女儿刚出生没多久时,我为了到底要用哪种育儿法烦恼,便常常趁著打预防针问医生。有次我问医生,到底该不该让小孩有自己房间训练她独自睡觉时,医生回话 : “以现在台北的房价,有多少年轻父母,能有多余房间烦恼你这个问题? ”医生让我忽然看见 : 许多我们视为平常的教养问题背后,其实存在著“阶级”。很多问题,只有中产阶级以上的父母有资格来烦恼。

我相信那个在车行长大的婴儿,他父母可能不会问医生要如何避免尘螨减少过敏 ; 我相信在夜市每晚帮忙做生意到半夜的孩子,他的爸妈不会问专家要如何让孩子在九点入睡 ; 而一家四口挤在六坪大套房的父母,更不会上亲子网站问:小孩到底应不应该拥有自己的房间?

于是我重新思考:如果有另一个像唐凤的孩子,不适合体制内教育。而这个孩子就生活在这车行外的摇篮里或夜市里,他的故事会是什么?

教育体系中的阶级再制

有许多研究业已指出:家境背景对孩童的教育成果,在统计上有显著影响。例如东海大学社会系的刘正、陈建州,运用台湾教育长期追踪资料库(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简称 TEPS)的资料,分析家庭社经背景对高中升学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收入越高,父母亲教育程度越高者,其子女选择(或被选择)参加“推荐甄试”并成功升上公立高中的机会就越高。

林宛蓉也在其硕士论文《社会资本对升学机会、类型与管道的影响 》指出,家庭背景较佳的学生,其双亲不仅在经济资本上处于优势,有往往有相对丰富的社会资本以及文化资本,使他们更有能力为子女提供更多样化的教育资源。

这些研究,解释了教育的大饼无论有多大,还是按照不对等比例,分给不同阶级的现实。教育体系受到自由市场机制的意识形态影响;这自由机制隐含著社会偏见,使得教育直接复制了阶级的不平等,成为经济不平等的再制过程。

体制外教育,难脱资本逻辑

那么,如果选择了体制外教育,不论是实验性学校或是在家自学,是否就能脱离资本主义机制?答案不乐观。体制外学校动辄一年二三十万的学费,不是一般上班族负担得起的。而“自学”必须家中有一人有“相对”优渥的收入,才能让另一人全心陪伴孩子。

而少数公办民营,强调更重视“完整的人”的全人中小学,因户籍的限制,许多学生的家长必须分开身隔两地来陪伴孩子;而以上这些条件,对于夫妻两人辛苦工作却只能勉强负担一个房贷的家庭,都是无法负荷的重担。就算孩子在体制内教育里遍体麟伤,这些平凡家长也无力改变现状。

因此,所谓“体制外教育”其实仍依附于资本主义逻辑。大部份实验学校的孩子,其父母大多为官员、教授或企业家,在相仿的阶级中,有著类似的生活型态,讲类似的语言。使这群人即使走出了体制教育,却依旧留在原本的阶级内。甚至,体制外教育因为更弹性,也使得家庭资源落差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著。

能力与心态,也反映阶级养成

或许很多人对“资本决定一切”的论述不以为然。以唐凤为例,许多人认为她的成功,在于她以天份以及与过于常人的勇气,开创出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而阶级论述似乎否定她个人努力。其实讨论阶级对人的影响,不代表要否认个人的努力;我对于她父母的勇气和她自身的努力,皆感到佩服。

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个体在社会化的历程当中,特别在年幼时,家长和家庭内影响的巨大。内在的文化资本,常常与个体所属的阶级有很大的关系;阶级不同,教养的方式也不一样。

A.Lareau (2010)在《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中,对于十二个分别来自中上阶层、劳工阶层与贫困阶层的深度访谈,探讨不同阶级的家庭传递资本的过程。Lareau指出,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采用的是一种“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 )的态度;中产阶层父母积极介入子女的教育过程当中,并且透过“沟通”教导孩童,进一步培养他们面对学校权威时的态度,并给予发展独立思考能力的空间。

相对的,劳工阶层与贫困阶层的家庭采用的是“成就自然成长”( 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 )的教养态度。他们少与学校老师争辩与合作协助子女的学业,他们与子女的互动多为“命令式”,养成子女对于权威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这种家长对子女的影响,因不容易察觉与控制,常被认为是个人的内在能力,而忽略了阶级在形塑个体差异的关键性角色。

挑战体制,需先有足够资源

回来看看唐凤的例子。她的母亲李雅卿女士在其著作《北政实验手记:一个成长、冲突与爱的故事》中曾表示,她要以自身法政背景,努力为孩子创造一个能自主学习的环境;而书中分享经验的家长们,更是以人力、财力以及物力,全心支持孩子与学校。由此可见,一个孩子想要挑战体制,选择不同道路,背后需要充足的支援系统。

人文教育的理念是,学校只能负担30%的教育功能,家庭教育占70%,这样的条件,对于许多每天需长时间工作的劳工家庭,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说到底,体制外教育无法消弭体制内既存的资源不均,反而因著人文教育理念,凸显出资本的不平等。我想要乐观的相信,个体可以靠著后天努力来弥补不平等;但在缺乏充足资源保障的前提下,想要奋力冲撞体制,可能会先摔得粉身碎骨。

(卓晓青,国家交响乐团小提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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