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连串青少年自杀事件，对香港所有家长、教育工作者，以至成年人，都有极大冲击。一时间，我们都在问，为何有这么多青少年会对生命感到绝望，甚至愿意放弃生命？
当然，正如很多专家所言，连串自杀事件在传媒报导下，会有“传染性”，我们不知道个案中，有多少是受其他个案“感染”。很多教育界人士会从教育制度中找深层次原因，例如考试压力、老师工作压力太大，以至对学生支援不足等等。也有如前教育统筹局（教育局前称）常任秘书罗范椒芬认为，每个自杀个案背后都有不同原因，不应太快将责任与政策拉上关系。和现任教育局长吴克俭一样，她也指学校和家长应多加留意学生情绪，也应减轻学生压力。
和香港现在所有公共议题一样，因为缺乏系统研究（而自杀就更是极难研究），每次争议都会出现“罗生门”式的众说纷纭。我也留意到个案中的背景、情况确实有颇大多样性，并未见到有模式可寻，因此现阶段确实查找原因相当困难。
制度束缚，教师无暇关心学生
但应对方法呢？教育制度与政策可能未必是自杀的直接原因，但要寻找应付方法，政策与制度面的讨论不能避免。现在政府方面除了承诺加强心理辅导与驻校社工服务，大概也只有呼吁老师“多行一步”关心同学，家长也应“每日暂停10分钟，听听少年心底梦”。
不过，在教育界打滚这么多年，我也知道，老师在现在制度的束缚下，在生命教育、辅导方面其实也是有志难伸。相信没有老师会愿意见到自己有学生寻死，但究竟他们每天面对一班三十多人，有大大小小的各种行政杂务，又或正在为杀校、缩班而烦恼，他们能仔细察觉每个同学的细微心理变化吗？就算是察觉了情绪问题，在如此紧迫的课程下，又有多少空间时间能和同学在课堂外沟通？有时，未必是老师没有空，可能是同学更忙啊！
所谓辅导服务，心理学家等等都要在有“个案”时候才会发挥作用。我不知道，有多少寻死的个案，是曾被发现但因为得不到跟进服务而发生？怀疑有动机、情绪有困扰的同学，能主动向老师求助，或被老师察觉而跟进的话，问题其实都已解决了近半。
最近有几宗大学生自杀个案，也令我反思自己在大学里是否有做到应做的学生工作。我首先想到的是，现在的大学制度中有多少老师能和同学建立一种能说话的关系？我相信，每个大学的同事，都热心教学，关心同学，但现在无论哪一家大学，重点都在研究写作，能放在教学的时间其实越来越少。在国际化的势头下，不少老师更要进行国际联系，或田野调研，究竟能有多少天待在香港，又有多少时间能和同学攀谈，又有多少机会让同学来向我们求助？
孩子问题，能全抛给学校？
我自己也是三个男孩的家长，将心比心，当然也明白现在青少年成长面对的是多方面的压力，其实极需要老师支援。自己在工作岗位上，也是只能“尽做”。而在中、小学的前线老师们，也面对和我一样的困境，我自己孩子的问题，又是否可以将之抛给学校和老师呢？
我家三个男孩的成长，“各自各精彩”，不能说是一帆风顺。老大和老二在本地学校念小学，但最后都辗转到了国际学校完成中学。作为老么，老三在家中一直被当作小孩看待，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好像很小。他长得胖胖的，有点“baby fat”，个性率直、友善，有时候真的有点“天真可爱”。
读幼稚园时，他的呼吸道出了点问题，喉管有地方发胀，所以呼吸不畅顺，造成脑部有点轻微缺氧。医生说他的脑部发展可能会比人慢，动了手术后应该可以慢慢追上来。
当时我们的“如意算盘”是希望在主流学校中间“淘宝”，找一间没有名气但“关爱”的屋邨小学。不过，后来才发觉学校在教学方法上非常传统，不但功课量大，又注重测考。到四年级下学期开始，老三每天返抵学校前都会开始喊头痛，差不多每天的首堂都会在医疗室度过。老妈企图和老师商量如何为老三减压，但都不得要领。我们觉得让老三继续挨下去，精神状况只会每况愈下，唯有再找另一间可以让他“慢慢走”的小学。
后来经过几个月的资料搜集，找到一家我们朋友的孩子在读高小的学校，多番打听证实是压力较轻的，我们就将老三转到这间小学。这间小学名副其实，不但功课量较轻，而且老师在各方面的处理上，都比较宽松，老三转校后适应得很好。这小学比较重视足球队，后来老三加入了球队，在小五已是球队的MVP之一。对男孩子来说，在运动场上的成就，往往比功课更重要，因此虽然他的成绩一直都只是全级的中流，但校园生活却非常惬意。
学习“马拉松”，欲速不达
其他较重视子女学业发展的家长，可能会觉得是我们“放羊”式教养（他从来没有补习）自食其果，令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事实上，我们明白欲速不达，事实上，他的起跑已比别人慢，对他来说，学习将会是一场艰苦的“马拉松”。不过，我们更宁愿相信，他现在做不到的事情，却未必将来也做不到。
我们心知肚明，在公开试和其他制度压力下，本地学校在照顾能力差异问题上，的确是“绑手绑脚”。学校不能等“孩子”长大，他们只能要求每一个小朋友在入中学前都已经有一定能力。而老师的工作量之大，也不容许他们对每一个学生都作“差别”处理。
那我们应怎样做呢？硬把自信不足，能力不逮的老三推进中学，跟推他入火坑没两样，现在制度中也没有留级这选项。因此，我们想到了在外国大学生或中学毕业生之间流行的gap year（休学一年）概念。既然哈佛大学也可以在录取同学的通知中，鼓励他们休学一年，体验生活，为什么小学毕业生不可以也“依样葫芦”也来“gap一下”？
休学一年，装备孩子
我们期望的gap year，不是单纯去“hea”（无所事事）或玩一年，这是有计划地好好装备老三自己的一年──语文能力、解难能力、自省能力、独立处事能力、群体协作能力。如果这一年的历练能扩阔他的视野，增强他的自信心，这一年绝对不会是浪费啊！比同龄的朋友晚一年毕业，又何妨？他并没有损失什么呀！
跟着我们就和其他教育界朋友讨论，再联络一些有差不多年纪孩子的家长朋友，最后就决定将老三和其他几位小朋友纠合在一起，用一年时间，“优化学习、体验生命”。我们找到一个社工当他们的“生命导师”，希望以一些形式上很另类，但理念上很主流的学习经历，让他们能整固、提高、深化小学阶段所学，然后一年后再回归校园面对中学的挑战。
我们反复思量，认为只有让他们感到学习的乐趣，才能使他们继续前进。这就要从学习课题入手了：一方面要切合孩子的兴趣，另一方面亦要让孩子近距离认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香港社会。计划的重点活动，就是让他们走访香港各社区，发掘它们的特色和趣点。这点，其实也是国外进步主义教育家，所提出的“生成”或“萌发”课程（emergent curriculum）的道理，提醒教育者要呼应孩子对生活的需要与兴趣，而共构课程。
走进社区大自然，体验学习
其次，除了学什么，还有如何学。我们的“优学体验年”，正正就是要他们亲身体验，用自己的五官和身体去探索，提问、解难、寻求答案。所以，我们必须让孩子走进社区及大自然。比起通过教科书，这种体验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历程确实要花多很多时间，但我们深信这样才能学得通，学得深。步伐慢下来，不同能力的孩子就会有机会学习和发挥。
第三，我们深信“少就是多”，在主流系统无可能认真、持续去做的生命、价值教育，在“优学年”（休学一年计划）却可以尽情去尝试。—方面，当然是因为我们是一对六的超“小班教学亅。但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的课程强调“慢学亅，有足够空间、时间处理小朋友可能的情绪问题，并容许每次活动之后，都和他们反思、讨论做得好与做得不好的地方，让他们得以成长。
现在“优学体验年”已过了一半有多。孩子们参观了五个博物馆、立法会（还跟长毛议员拍照，并请他写挥春祝福语）、元创坊等，走访了中环、湾仔、深水埗、石硖尾。除了市区，他们也到过坪洲，南丫岛、蒲台岛，还在长州和大澳都待了一个星期。为了让他们挑战自己，也勇战了东涌昂坪、大东山、龙脊。为了让这班都算是中产的小朋友，理解“共融”的概念，我们也找了一家几乎全是新移民的小学，让他们和校内同学—同活动。还有大量其他活动不能尽录。孩子们的进步非常明显，不但他们兴趣满满，家长们也十分欣慰。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
我们明白，生在香港的小孩命苦，如果留在主流教育系统，压力是逃不了（其中主因是大学之门太窄）。我们卑微的要求只是能让他喘一口气、调整心态、做好“补底”工夫，方才再上路，而不是要他逃避（事实上也逃不了）。而且，我们也能令孩子明白，我们作为父母并不是要他孤单一人面对重担，而是我们一起来承担。
学习能力差异的老问题，学校、老师、家长都“有本难念的经”，我们只是就我们对小孩的理解，尝试在体制以外为自己的孩子找一条活路！现在这一波轻生事件，更令我们明白，主流教育制度的要求，并不是每个同学都能做到，都能做得好。我们家长不能搞革命，改变不了制度，唯有“think out of the box”，尽量为自己的孩子筹谋，“自己的孩子自己救”！
我们亦认为不是每个孩子都需要休学一年。但在这学习马拉松跑道上，总有人是喘不过气来的。看到自己的孩子抽筋了，还硬要他跑下去吗？休息，是为了走更长、更远的路呀。
休学作为“公民抗命”
老三昨天跟我们的邻居这样分享﹕“今年我是在天堂，明年我便要回地狱去。”唉！我们当然不同意每一所学校都是地狱，认识的大部分老师都在教育现埸努力为他们的学生打拼，但孩子的感觉、情绪都是很真实的。我们也明白重回主流，压力无可避免，也要接受现有课程和制度的种种缺陷，但起码我们装备好自己的孩子，让他能面对“教育”的挑战。
最后，回到主流，我们明白，必须要为老三找一家适合他的学校。世上没有完美的学校，家长千万不要“得一又想二”，如果您觉得孩子需要的是一所压力低、管理较宽松的学校，便不要埋怨学校的学术水平及不上“传统名校”。有时，若学校能为家长“留白”，我们也可以自己做一些补底、拔尖的工夫，更或者是发展孩子的兴趣（如我家老三的足球）。又好像，小学家长如果觉得小朋友感到太大压力，是否应该去了解一下，那些“对TSA说不”学校的情况与理念，和是否适合自己的孩子？
当然，我们更不能忘记，大部分的青少年没有“优学少年”的幸运，不可以脱离主流来喘一口气。因此我们亦不能独善其身，也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努力为其他家长与孩子发声，也应鼓励他们“走出来”。“优学年”的目的，不单是要解决自家小孩的问题，其实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公民抗命”，来冲击现有制度，并刺激教育界和公众反思如何面对我们现在的困局。“退一步，海阔天空”，正如家长组织“教育大同”倡议，取消TSA、“我要真假期”、“在家自学”、“少就是多”，未必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起码是体现了我们成年人对下一代的责任！
（赵永佳，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联席所长、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