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和第二篇中，我曾写到：“抗争报导”不仅仅是记录抗争的新闻文字，其本身就是对极权现实的抗争。因此，报导者需要坦诚自己的反极权价值立场，并基于这种立场分别去跟自己的报导对象和读者建立联结。如此一来，抗争报导者就成为运动者与公众间的桥梁，站在了运动的内外之间。
然而，运动的内外分界并不明确，而是一个模糊而狭窄的空间，需要每个报导者时刻以反思的眼光调控自己的位置。
若离运动远了，在政治环境越来越严峻、运动越来越地下化的现实中，报导者很容易被排除出运动的“信息内圈”，从而失去观察运动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2003年到2011、12年，记录民间运动的记者和公民记者很多，而打压愈发频繁之后，能书写抗争题材的报导者，一只手就能数完。
但若离运动太近，事实呈现和批判眼光，容易被同情和认可带偏，这份记录就会失去成为公众窗口和历史切片的可能性，变成又一篇宣传文，偏离了抗争报导的初衷。
因此，书写抗争报导，是一项极为压抑的工作。书写者在观察、提问、写作的每一环节，都像走钢丝一样，不断觉察和调整自己的思维和状态，保持平衡，避免被共情淹没，或被运动甩出局。
说到走钢丝，如果看过高空行走艺术家 Philippe Petit 的传记电影《云中行走》（The Walk），不难发现，走钢丝需要的远远不只是专注和天分，更是关于平衡的一系列计算，风力、自重、螺丝数量、钢丝材质等等，还有旷日持久的练习和反复失败。
写作的平衡虽然没有公式可以算，但也是精密的技术活，尤其对于抗争报导这样充满变量和两难的题材来说。以下是我自己在成功或失败的反复实践中，积累下的一些关于写作位置的想法。
成为“同路人”
从接触报导对象开始，报导者的确需要让对方感受到她是“同路人”。这种关系，比传统新闻记者和受访者之间的互信要强许多。传统新闻中，受访者一般只需相信记者会如实报导。而在抗争报导中，运动者需要确信自己的谈话对象不是警方的线人，还至少要在某程度上相信报导者即使被警方羁押和威胁，都不会供出自己的身份和行动计划。最后，运动者还要相信报导者有经验和能力，对采访素材和成文报导做专业的安全处理。
这种信任的建立，需要报导者的着意努力。而抗争报导者与运动者在反极权的大立场上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两者的确是“同路人”。
即便如此，要建立“同路人”的信任并非易事。除了真诚，报导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报导者的“信誉积累”：比如有参与运动的履历；曾写过有风险的报导，但没有给受访者带来危险；或有抗争圈子中的资深人士愿意为其可靠性背书，等等。
因此，有意尝试抗争报导的人，或许需要从风险系数较低，或自己人际圈子可达的运动开始。这既是积累信誉，也是探索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角色分离，尽量降低影响
既然成了运动的“同路人”，报导者很自然地会被期待对运动有额外贡献，尤其在传播方面。类似的要求很难全然拒绝，毕竟“闲人”是很难留在运动的现场和核心信息圈的。面对这种情形，我一般会采用两种方法来处理：影响最小化和角色分离。
先说“影响最小化”：当我被要求协助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时，我会尽量用运动本来的方式去完成。
比如，在跟访“709案”家属团时，我陪同家属们去天津检察院现场举牌后，她们驱车赶回北京，又希望现场发生的事能尽早传播，于是她们问留在天津酒店里的我能否替她们写当天的情况说明。于是我模仿家属的操作方式，写了一个简短的说明，用匿名的方式通过她们常用的渠道发布，而没有使用自己作为职业撰稿者的名字或熟悉的媒体平台。这样除了说明文字早了一两个小时出现以外（当然，不能否认这也是一种影响），对运动本身具有的资源和影响力没有带来多少改变。
“影响最小化”的操作方式，仅适用于作为报导者身处运动当中。但报导者的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完成报导工作以后，我有可能会转变为运动的参与者，但身份流变之后，就自觉不再回到该运动报导者的角色上。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在保持报导独立性的同时，保持自己留在运动信息圈中的方式。
“角色分离”的原则，适用于报导对象期待报导者为运动做贡献的时候。比如，我在做占中波及的公益人寇延丁的人物报导时，她之所以愿意接受采访，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我能参与推广她当时在做的“128天耐力行走”，这当然蕴含着正面评价的期待。
这种情形中，我不得不拒绝一些期待。我会跟采访对象沟通自己能做到的程度，比如先写一篇专栏或转发一些微信朋友圈，报导之后再看是否能参与更多。同时，我会用不同的文章、平台或笔名完成这种更“参与”的角色。
“角色分离”有点像在一个场景中将自己分离成两个人，一个作为运动的参与者，一个作为报导者，两个人要尽量不同的空间和文本中活动，前者是为了保障后者的独立性而存在的，但前者太强难免干扰后者，因此要尽力限缩前者的活动范围。
适时的“距离提醒”
在抗争报导的采访过程中，报导者与采访对象在高压的运动中紧密相处，又经常被作为倾诉对象。运动者很自然地会对报导者建立越来越多的情感联结，以至于他或她会展现出越来越多原本不愿意公开的信息。
这对于报导者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她既需要、想要知道这些信息，伦理上又不应该让对方在误解中透露这些。于是，及时恰当地做“距离提醒”就成为必需。
在“709”家属团的采访过程中，由于长时间与家属团的中心人物、被捕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相处，我会看见她因其他家属的误解而感到失望和抱怨。这个时候，若仅作为朋友，我应该尽量让她倾诉，并肯定她感受的合理性。但作为报导者，我的选择是在倾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告诉她：我在采访中经常会看到运动中复杂的一面，比如运动者间的信任并非理所当然，很多当事人会希望我只报导运动美好的一面，但我认为，向公众展现运动的复杂性也是报导者的责任。
我的“坦白”在提醒王峭岭：我是一个报导者，她跟我的对话默认是“on the record”的。这个时候，王峭岭就能调整她的期待，并及时告诉我哪些内容她希望“off the record”，我也能趁此机会，跟她谈我打算如何呈现运动的复杂性，使之能有助于公众更立体真实地理解运动，而非流于对运动内部矛盾的“爆料”。
“距离提醒”在我看来是最考验抗争报导者功力的技术，我也曾不止一次因没有控制好情感距离，而与采访对象发展出过于亲密的关系，这个时候我就只能向编辑说明自己丧失了独立资格，不得不终止这个题目的写作。放弃，有时是专业操守的最后一道防线。
批判性眼光
距离失控除了会导致信息获取的伦理问题，更深刻的可能是让报导者失去“批判性眼光”。说到批判，当然涉及立场和参照系，对于抗争报导者，参照系就是她秉持的“价值篮子”（这个概念在“书写抗争”系列文章的第二篇中有详细介绍）。报导者若对运动或运动中的人产生基于情感的认同，自然就会或多或少地失去理性批判的能力和可信度。
但是，拥有“批判性眼光”，并不等同于报导者能在新闻中直接写出自己的评判，相反，她仅仅是应向读者呈现运动可供评判的事实，由读者自行判断，而不是将自己的结论扔在读者面前。
在我去年的作品《寇延丁：128天炼狱，100公里的救赎》的原稿中，我虽然始终带着“批判性眼光”观察她的“128天耐力行走”。但由于我自己对她坚持的“避免触怒官方的温和建设”的有效性持保留意见，我在文章中着意加入了他人对寇延丁的行动认为“意义有限”的评论。
回看这篇文章，我会觉得自己虽然没有直接写出主观意见，但仍然是过于“有态度”地呈现。更好的做法应该是，用更多事实描述来代替直接评论，让读者自行做出对运动有效性的理解。事实上后来文章发表时，编辑也较多删去了他人评论的部分，这是相当有见地的修改。
安全伦理的考量
在中国大陆抗争风险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很多人会对公开报导是否会对运动安全造成负面影响提出担忧。报导者作为运动在反压迫立场上的“同路人”，在公开报导的同时，尽量保障运动的安全，确是重要的能力和责任。
在我的经验里，关于安全的考量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一是对真实安全风险的判断；二是考虑运动者对安全的心理需求。
关于真实的安全风险，有两条安全防线可供参考：一条是运动者已自行公开的信息，一条是与运动直接对垒的当局已经知道的信息。
第一条防线很容易理解，大多数关于打压和行动的信息，运动者出于制造舆论的需要，已经自行公开，只是没有经过专业写作者的处理和正式的媒体发表，难以被公众获取和理解。报导中使用这一类信息，是没问题的。
第二条防线，涉及到报导者在采访中观察和了解到的运动信息：比如抗争怎么组织和形成，抗争中使用的手段和技巧是什么。造成读者和受访者担忧的，往往是这一类信息。我个人的考量标准是：这些信息是否是与运动者直接博弈的警方已经知道的？
例如，在温州抗拆十字架的报导《十字架之战》中，我写到抗争者大量购买强光手电筒，在官方聘请的强拆者深夜爬上教堂顶端时，照射他们眼睛，成功抵抗过强拆攻势。这自然是强拆者已经知道的信息。与之类似，同一文章中还写到一间教堂将遭遇强拆时，会动员附近教堂的信众都参与守护，这也是官方已知的情况，我采访时，官方已经动用过多种手段阻止外堂信众的参与。因此，报导这类信息不会对运动造成更多泄密，但会增进公众对运动的了解。
对于直接对垒方仍不知道的运动策划信息，我基本不会在报导中使用，如果确需使用，则会用匿名或模糊化处理，使之不造成安全问题，并向运动者再次确认同意。
另外一类考量——“运动者对安全的心理需求”则是指类似这样的情况：曾有一名受访者希望我不要在报导称他为“维权人士”或“人权捍卫者”，担心会增加安全风险。但我若不这样介绍他，普通读者很难立刻理解他的身份和角色。
这时，我就需要详细地与他探讨：用这样的称谓是否真的会对他造成额外的危险。例如，我会提出，根据大量的案例，官方并非根据一篇报导中如何称呼一个人，来决定对他打压的程度，而是根据当下的管制政策、他的具体行为，以及奉命关注他的警察所提供的信息等等。因此报导中的称呼，往往不会带来风险的升级，相反，打压发生前公众对他有一定的认知度，会增加官方对打压时的考量和压力。
这样的沟通之后，如果他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我就会接受他的要求，并当即与他一同决定要如何在文章中描述他的身份。例如，描述可能会改成“长期关注某议题的人士某某”，或出现他时使用化名。毕竟，一个问题，到底是真实的安全风险，还是过度想象的风险，往往不能精确计算的。若真的发生危险，将面对压迫的，是他而不是我。
抗争书写的历史意义
或许会有人问，考量再多也难以万无一失，那为何不先保持沉默，等待可以说的一天？
在我看来，一方面是因为运动要获得公众支持及舆论保护，若仅靠宣传，效果非常有限，需要有更多人对运动和运动者产生基于了解的亲切感和认同感。
另一方面，尽管很多人会说“等到中国民主了，我就写回忆录”等等，但若看看二战和东欧等经典极权题材，不难发现，可供了解研究的文本之少，与历史之重大相比，简直难以理喻。在黑暗时期结束之后，能写出抗争回忆的人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在经历过惊心动魄后，都难以回首其中复杂与痛苦。何况，回忆也经常会根据结果被改写。因此，在压迫和抗争正在发生的当下，抗争的书写者努力留下的片段记录，有可能就会成为后来人理解这段历史的珍稀文本。
（赵思乐，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2015人权新闻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