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因在立场新闻隔空“搭讪”，介入了黄英琦女士和周博贤先生对香港本地文化界自救的讨论，意犹未尽，现再将观点梳理补充一下，盼引来高人指点迷津。
无论国家或地区想发展文化艺术等软实力，最要花的是时间，还要有清晰目标和愿景。由政府担当旗手，从政策订立、资源分配和教育制度等大方向，由上而下开展，是一种方法。例如韩国，1998年金大中总统上任后便推行一连串“文化立国”政策，1999年便将文化部的预算提高了40%。故全球走势依然强劲的“韩风”，是别人差不多廿年前订下的国家方略之一。另一种发展文化艺术的形式，是由下而上靠民间力量逐步构筑，因为广义的文化本来就不只各种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而是一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积淀。
先概略说说由官方主持的部分香港文化发展：
官方长远文化政策缺席
1962年落成的中环大会堂，可说是香港的重要文化地标，内有位于高座、1969年改名的“香港美术博物馆”。及后，第一届香港艺术节、亚洲艺术节、香港国际电影节等等文化节目，大都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相继出现。有说是因为1966和67年出现两次暴动，使当时殖民地政府欲以文化活动缓和抗英情绪、调剂市民大众生活。如这说法属实，当年政府发展的只是一种消遣，或是权宜之计而非长远的文化发展计划。
到1999年，首任特首董建华杀掉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换来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下称康文署）。先不探究背后真正原因是否要打击民主派在建制的势力，但将文化与康乐混为一谈，是本地文化界早已说了十多年的老问题。日本有文部省（2001改为文部科学省）、台湾有文化部、韩国是文化体育观光部，名字不同，但职能和目标，都离不开政策层面及各项长远的推动工作。至于香港康文署呢？其官网所写的理想是“我们竭诚提供优质文康服务，以配合香港发展为世界级大都会及盛事之都”；信念更精彩，有如贺年挥春──“以客为本、质素至上、创意无限、专业精神、讲求成效、成本效益、精益求精”看起来似是服务业多点。
没错，康文署和文化部职能差天共地，不能拿来比较。香港既没有制定文化政策的专责部门，也遑论政策了…结果“没有政策便是政策”这见步行步的玩法，一直是香港文化发展无可奈何的主调；“奇观”（spectacles）和“盛事”（mega events）成了官方对文化艺术，甚至体育发展的大方向。文化（Culture），源自拉丁文cultura，指耕耘和栽培，引申而来有培育涵养之意。香港究竟想培育怎样的文化？长远有何目标和计划？官方答案一律是能吸引几多旅客、可带动若干消费、出入有多少人次……一堆又一堆看似“钱”程无限好的数字而已。
殖民地政府不谈文化，只搞经济，务求将会生金蛋的香港搾干搾净后走人，这种租客心态不难理解，但回归后，仍然难在特区政府施政中找到前胆的文化发展方向。最热烈讨论的一次，是2012年有关文化局的成立，最后开局不成的原因，来自双方信任问题。一方面香港人信不过官方机构；另一方面凡涉及价值观、文化知识分子、思想自由等事宜，对一党专政的国家而言是危险的计时炸弹。香港文化在中央眼中，差不多等同恋殖情意结，只有欲去之而后快，特区政府又岂会轻率沾手发展？
民间自救最大阻力不是钱
由是观之，香港基于身份特殊，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真正的文化发展宏图，纸醉金迷的主流价值观下，文化发展很大程度是靠民间力量支持，甚至直接或间接推动到改变官方决策的例子也有不少，黄英琦女士早已撰文提及，本文不赘。
不过，这团火，至今还有改变官方决策的能耐吗？
以往文化界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钱无资源确是头痛，但大不了规模小一点。何况坊间能申请的资助愈来愈多，除了艺术发展局“分饼仔”的资助方式，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几乎把政府不做的全担起来。还有其他基金会或商业机构赞助，算是支援了部分文化界的实际需要，民间力量摸著石头过河依然撑了这么多年。因此，近年文化界最欠的其实不是钱，而是“巧妇难为不准炊”，种种空间和可能不断被官方收窄。
千禧年后大部分工业已北移，工厦空置单位甚多。香港寸金呎土，文化艺术活动场地、排练或工作室等场地既要地方够，又要减低对邻居影响，无甚选择下进驻工厦，确是用家与工厦单位业主双赢的出路。我由十多年前在火炭设立工作室至今，作为租客，只需和业主谈好租金，怎样运用悉随尊便，不像被机构管理的场地般诸多附带条款。业主加租么？搬细点或搬远点，本总算仍有退路。
不过，2009年政府推出“活化工厦”政策，立意只为方便工厦整幢申请改变用途甚至重建，摇身变成为商厦、酒店，结果即时让炒家觊觎，夸张地扯高了工厂区楼价和租金之余，却使外界误以为这是便利文化界使用工厦的政策。其实刚好相反，政策内容正是以艺术家工作室、画廊或表演场地等作为“违规使用”例子。
吊诡是，这边厢发展局说违规，那边厢民政事务局却支持甚至曾赞助过工厦办艺术活动──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尤曾家丽，在2009年曾到访该年度的“伙炭艺术家工作室开放计划”（下简称“伙炭开放日”）外，2013年民政事务局“艺能发展基金”更拨款资助伙炭开放日。明显地，政府内部对工厦使用方式都有矛盾。
除了艺术工作室，自2003年SARS后经济逐渐复苏，舖租之高令各行各业四散流窜，连㓥房都动辄数千元的租金，工厦成了水浒传中的梁山，但落后的条例根本追不上现实转变，荒谬的政府亦没有正视问题本质，反执意跟随几十年前订下的规矩。结果，本地 indie 界著名音乐表演场地 Hidden Agenda，便因执法容易（人数、消防、违契使用……）而屡被地政或消防人员上门调查，然后逼迁。
早前牛头角工厦迷你仓大火后，相关部门更振振有词地针对存有危险品的工厦，大力打击各类非工业用途单位的违契使用。然而，真正出问题的是毫无监管制度可言的迷你仓吧？密麻麻不知存放著什么东西的迷你仓遍布港九新界，威胁不是更大么？不去解决各类危险品货仓的安全问题，却去扫荡周边的安全使用者，这是什么逻辑？出事了就急于“做 show”，没事时又拿工厦创作室为例子证明香港创意无限。这是已谈论了超过十年的问题，连“工厦艺术关注组”也成立多年了，至今政府只在口头上放宽了说法，曙光未见……
工厦以外的公共空间或闲置空间，作为游击式的文化创意实践场地亦是出路，但康文署对好些公共空间的管理方式却愈来愈使人啼笑皆非，而且毫无准则可言。“十禁止”、“九不准”、“八规则”未算，合上眼睛小休就是睡觉的露宿者，不可让小孩奔跑的公园等等，才教人大开眼界，但同时大妈肆意播放大声浪音乐载歌载舞，明显骚扰其他使用者却又容许。一个人街头写生是阻街，街头巷尾表演音乐是行乞⋯⋯种种案例已非个别新闻。加上前年大规模的雨伞运动和今年农历新年旺角骚乱，政府对人群聚集更是杯弓蛇影，连近日 Pokémon GO 热潮都触动警方神经，竟宣称集体出街捉精灵也要通知警方，试问无计划的偶发性人群聚集，可以怎样预早通知？上述问题还未计各大地产霸权借头借路（借机），把原属大众的空间圈为己用。拓展香港空间想像和实践，今天谈何容易？
有人会说，除了工厦或其他空间，香港不是已有很多表演或展出的场地吗？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JCCAC）、PMQ，还有即将启用的“大馆”，甚至西九文化区，不都已是政府皇恩浩荡的前瞻大计么？有场馆不等于有发展，这些场地各有不同问题，例如 JCCAC 的定位是艺术家工作室还是陈列室？是想用家在金鱼缸内表演创作吗？PMQ 是否以创意为名来包装的商场而已？当初说支持本地创意，有没有实践呢？
创作自由何在？谁代表文化界发声？
两极化政治方向之影响，早已渗进日常生活，文化界亦不能幸免，政府、官员或机构以为可讨好中央而自阉的审查和禁制，由上而下，愈来愈常见，是文化界无法挣脱的枷锁。
任何形式的文化艺术创作，也有机会取材自社会当前问题。无论以何媒介、手法怎样，我们一直相信在香港有发表的自由。可惜，“铜锣湾书店”事件已经为出版自由粗暴地划上句号；政府康文署把人家“台湾国立艺术大学”的“国立”二字也要鬼祟地删去；本地剧团一出名为《D7689》的剧目亦被借故留难，不让其宣传；电影《十年》更被中央及建制派视为颠覆的“大毒草”，纷纷抨击。早前在香港地标之一 ICC 大厦外墙展出的新媒体展览中，一件最后有2047数字倒数的作品，因有媒体报导了作者另一说法，指作品有香港五十年不变正在倒数之意，便旋即被彻展。最近的香港设计师协会环球设计大奖2016作品集亦令人侧目，号称面向全球的设计比赛，却在得奖的作品集中，抽起了国际特赦组织的出版刊物《人权》，和设计师拍摄的雨伞运动摄影作品。被揭发后竟在深夜发个敷衍声明，推搪是内地印刷厂的问题了事。
凡此种种官方和不同掌权机构的审查，已明刀明枪告诉港人，五十年不变和什么言论自由都只是废话而已。曾和一个加拿大留港发展的独立拍片人谈过，他说近来才发现会闪过以往没有的顾虑──自己拍了的东西内容是否敏感？公开发布会否有问题？个人感受或不足代表业界，然而种种在阴霾笼罩下的无形压力，文化界有力自行拨开么？
另一方面，文化界的声音能真正被带入政府吗？政府现行四年一届的立法会所谓民主选举，70名立法会议员中，一半是来自号称不同界别的代表，由29个功能界别的选民选出。功能界罚一直为人诟病的选民资格、零票自动当选等问题，实在罄竹难书。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就是显例：由1998年首任至2008年当选的霍震霆（其中两届共八年任期是零票自动当选），长达14年的任期当中，有连续5年并无提出任何动议和修正案；06／07年度缺席率近五成，是立法会著名的“四大懒虫”之一，只因身为中央恩人霍英东之子，明显虚耗公帑亦无人能动其分毫，甚至还能先后拿到特区银紫荆星章和金紫荆星章。2012年终因他放弃出选，才有竞争。
可惜，在畸形的选民资格下，体育和文化界只有团体票，后者更规定要曾得到政府资助，或指定团体才可登记做选民。结果，传媒发现亲建制文化组织竟有多达百多个属会，而且很多可疑情况：十个属会共用一个地址、已无运作的组织有票投，甚至曾举办过羽毛球活动的机构就可申请加入羽毛球总会旗下属会，因此连染料公司都可在体育界别投票。反观例如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C.A.S.H.），截至2016年4月会员达三千多人却只得一票！在这种容易受到操控的团体票制度下，当选者是否真正能代表业界，相当令人怀疑。文化界真正的需要和声音都不能有效地进入建制时，种种自救方法能走得多远？实在不能乐观……
文化界自救困局如斯，还有没有自救的可能性？
“越界”的组织、想像、行动和繁衍
以本地艺术界为例，特立独行往往是文化界主流，习惯专注做自己创作是首要目标，但社会责任呢？除了创作，艺术家也是社会一份子，无论在健康的公民社会，或是波谲云诡的香港，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生活都没可能逃避政治体制。与其倚赖别人为自己发声，不如自己想办法发声，透过不同渠道不平则鸣，个人声音有限就联合起来。艺术界、文学界、体育界……同属本地受忽视的小众界别，或许面对著相近的压迫和环环相扣的限制，若能集合起来，构成的舆论压力或会更大。既然官方功能界别有严重缺陷，如周博贤先生早前提出的“民化局”，由民间组成的文化界压力团体，似乎是必然应运而生的组织，好像最近便有年轻艺术家在网络号召成立艺术家工会；矛盾却是，在同样不少年轻人高呼不要大台的年代，组织会否成功实在是未知数。
所谓“越界”的另一重意思，是“踩界”，即内地说的“擦边球”。世间上各种制度和权益，大都是争取而来。未成功争取得到时，就要靠不断“踩界”尝试，才有机会拉阔各种禁止下的可能性，而期间必然有冲突的危机，例如汇丰银行中环总行地下的空地本是公共空间，为何保安员有权粗暴赶走放映电影的活动？铜锣湾时代广场地下的公共空间为何变相成了私人活动场地？大众市民在这儿席地野餐会受到怎样对待？
各种理所当然必须在受到挑战时，才能引出大众想像和寻到事情真正答案。挑战既有规定和想法，不正是文化艺术其中一种意义么？除了种种既为兴趣也为糊口的创作，艺术家不是也可尝试进入政治体制么？以“骑劫”作品的方式去抗争或突显制度的荒谬，不也是一种创作么？若整个本地文化界都在唯唯诺诺、苟且偷生，只会被压制成权力下的工具而已。唯有各人在不同范畴内作出种种“踩界”的想像和行动，才能有机会逐渐将“禁止”的界线不断推后。
任何形式的争取，多不会一时三刻就能成功，只著眼在围炉取暖式的研讨，或争取界别内的支持，未必够长命争取下去。要自救，就要争取更多“非业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其中教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文化界中人除了靠创作维生，到不同机构、院校分享或举行工作坊，也是常接触到的工作。如能在在学校恒常课程和作品层面以外，或在公众展览或活动中，渗入各种社会议题的批判思考，让孩子和公众开启公民意识的大门，从而长线地让一代又一代繁衍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界价值观，这样“斗长命”玩下去的话，或许才有机会看到香港文化界自救的成果。
上述所谓摆脱困局的可能，其实坊间已一直有人在做，只是个别零星、欠缺持久策略和足够人数的单打独斗，未必抵得住四方八面因政局而来的问题。各位文化界贤士高人，在现今种种中国因素和政府手段下，可还有另辟蹊径的自救出路可提供？
（王天仁，本地艺术家）
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候选人：周博贤、马逢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