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因在立場新聞隔空「搭訕」，介入了黃英琦女士和周博賢先生對香港本地文化界自救的討論，意猶未盡，現再將觀點梳理補充一下，盼引來高人指點迷津。
無論國家或地區想發展文化藝術等軟實力，最要花的是時間，還要有清晰目標和願景。由政府擔當旗手，從政策訂立、資源分配和教育制度等大方向，由上而下開展，是一種方法。例如韓國，1998年金大中總統上任後便推行一連串「文化立國」政策，1999年便將文化部的預算提高了40%。故全球走勢依然強勁的「韓風」，是別人差不多廿年前訂下的國家方略之一。另一種發展文化藝術的形式，是由下而上靠民間力量逐步構築，因為廣義的文化本來就不只各種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而是一種人類生活和發展的積澱。
先概略說說由官方主持的部分香港文化發展：
官方長遠文化政策缺席
1962年落成的中環大會堂，可說是香港的重要文化地標，內有位於高座、1969年改名的「香港美術博物館」。及後，第一屆香港藝術節、亞洲藝術節、香港國際電影節等等文化節目，大都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相繼出現。有說是因為1966和67年出現兩次暴動，使當時殖民地政府欲以文化活動緩和抗英情緒、調劑市民大眾生活。如這說法屬實，當年政府發展的只是一種消遣，或是權宜之計而非長遠的文化發展計劃。
到1999年，首任特首董建華殺掉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換來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文署）。先不探究背後真正原因是否要打擊民主派在建制的勢力，但將文化與康樂混為一談，是本地文化界早已說了十多年的老問題。日本有文部省（2001改為文部科學省）、台灣有文化部、韓國是文化體育觀光部，名字不同，但職能和目標，都離不開政策層面及各項長遠的推動工作。至於香港康文署呢？其官網所寫的理想是「我們竭誠提供優質文康服務，以配合香港發展為世界級大都會及盛事之都」；信念更精彩，有如賀年揮春──「以客為本、質素至上、創意無限、專業精神、講求成效、成本效益、精益求精」看起來似是服務業多點。
沒錯，康文署和文化部職能差天共地，不能拿來比較。香港既沒有制定文化政策的專責部門，也遑論政策了…結果「沒有政策便是政策」這見步行步的玩法，一直是香港文化發展無可奈何的主調；「奇觀」（spectacles）和「盛事」（mega events）成了官方對文化藝術，甚至體育發展的大方向。文化（Culture），源自拉丁文cultura，指耕耘和栽培，引申而來有培育涵養之意。香港究竟想培育怎樣的文化？長遠有何目標和計劃？官方答案一律是能吸引幾多旅客、可帶動若干消費、出入有多少人次……一堆又一堆看似「錢」程無限好的數字而已。
殖民地政府不談文化，只搞經濟，務求將會生金蛋的香港搾乾搾淨後走人，這種租客心態不難理解，但回歸後，仍然難在特區政府施政中找到前膽的文化發展方向。最熱烈討論的一次，是2012年有關文化局的成立，最後開局不成的原因，來自雙方信任問題。一方面香港人信不過官方機構；另一方面凡涉及價值觀、文化知識分子、思想自由等事宜，對一黨專政的國家而言是危險的計時炸彈。香港文化在中央眼中，差不多等同戀殖情意結，只有欲去之而後快，特區政府又豈會輕率沾手發展？
民間自救最大阻力不是錢
由是觀之，香港基於身份特殊，幾十年來從未有過真正的文化發展宏圖，紙醉金迷的主流價值觀下，文化發展很大程度是靠民間力量支持，甚至直接或間接推動到改變官方決策的例子也有不少，黃英琦女士早已撰文提及，本文不贅。
不過，這團火，至今還有改變官方決策的能耐嗎？
以往文化界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錢無資源確是頭痛，但大不了規模小一點。何況坊間能申請的資助愈來愈多，除了藝術發展局「分餅仔」的資助方式，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亦幾乎把政府不做的全擔起來。還有其他基金會或商業機構贊助，算是支援了部分文化界的實際需要，民間力量摸著石頭過河依然撐了這麼多年。因此，近年文化界最欠的其實不是錢，而是「巧婦難為不准炊」，種種空間和可能不斷被官方收窄。
千禧年後大部分工業已北移，工廈空置單位甚多。香港寸金呎土，文化藝術活動場地、排練或工作室等場地既要地方夠，又要減低對鄰居影響，無甚選擇下進駐工廈，確是用家與工廈單位業主雙贏的出路。我由十多年前在火炭設立工作室至今，作為租客，只需和業主談好租金，怎樣運用悉隨尊便，不像被機構管理的場地般諸多附帶條款。業主加租麼？搬細點或搬遠點，本總算仍有退路。
不過，2009年政府推出「活化工廈」政策，立意只為方便工廈整幢申請改變用途甚至重建，搖身變成為商廈、酒店，結果即時讓炒家覬覦，誇張地扯高了工廠區樓價和租金之餘，卻使外界誤以為這是便利文化界使用工廈的政策。其實剛好相反，政策內容正是以藝術家工作室、畫廊或表演場地等作為「違規使用」例子。
弔詭是，這邊廂發展局說違規，那邊廂民政事務局卻支持甚至曾贊助過工廈辦藝術活動──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尤曾家麗，在2009年曾到訪該年度的「伙炭藝術家工作室開放計劃」（下簡稱「伙炭開放日」）外，2013年民政事務局「藝能發展基金」更撥款資助伙炭開放日。明顯地，政府內部對工廈使用方式都有矛盾。
除了藝術工作室，自2003年SARS後經濟逐漸復甦，舖租之高令各行各業四散流竄，連劏房都動輒數千元的租金，工廈成了水滸傳中的梁山，但落後的條例根本追不上現實轉變，荒謬的政府亦沒有正視問題本質，反執意跟隨幾十年前訂下的規矩。結果，本地 indie 界著名音樂表演場地 Hidden Agenda，便因執法容易（人數、消防、違契使用……）而屢被地政或消防人員上門調查，然後逼遷。
早前牛頭角工廈迷你倉大火後，相關部門更振振有詞地針對存有危險品的工廈，大力打擊各類非工業用途單位的違契使用。然而，真正出問題的是毫無監管制度可言的迷你倉吧？密麻麻不知存放著什麼東西的迷你倉遍佈港九新界，威脅不是更大麼？不去解決各類危險品貨倉的安全問題，卻去掃蕩周邊的安全使用者，這是什麼邏輯？出事了就急於「做 show」，沒事時又拿工廈創作室為例子證明香港創意無限。這是已談論了超過十年的問題，連「工廈藝術關注組」也成立多年了，至今政府只在口頭上放寬了說法，曙光未見……
工廈以外的公共空間或閒置空間，作為游擊式的文化創意實踐場地亦是出路，但康文署對好些公共空間的管理方式卻愈來愈使人啼笑皆非，而且毫無準則可言。「十禁止」、「九不准」、「八規則」未算，合上眼睛小休就是睡覺的露宿者，不可讓小孩奔跑的公園等等，才教人大開眼界，但同時大媽肆意播放大聲浪音樂載歌載舞，明顯騷擾其他使用者卻又容許。一個人街頭寫生是阻街，街頭巷尾表演音樂是行乞⋯⋯種種案例已非個別新聞。加上前年大規模的雨傘運動和今年農曆新年旺角騷亂，政府對人群聚集更是杯弓蛇影，連近日 Pokémon GO 熱潮都觸動警方神經，竟宣稱集體出街捉精靈也要通知警方，試問無計劃的偶發性人群聚集，可以怎樣預早通知？上述問題還未計各大地產霸權借頭借路（藉機），把原屬大眾的空間圈為己用。拓展香港空間想像和實踐，今天談何容易？
有人會說，除了工廈或其他空間，香港不是已有很多表演或展出的場地嗎？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PMQ，還有即將啟用的「大館」，甚至西九文化區，不都已是政府皇恩浩蕩的前瞻大計麼？有場館不等於有發展，這些場地各有不同問題，例如 JCCAC 的定位是藝術家工作室還是陳列室？是想用家在金魚缸內表演創作嗎？PMQ 是否以創意為名來包裝的商場而已？當初說支持本地創意，有沒有實踐呢？
創作自由何在？誰代表文化界發聲？
兩極化政治方向之影響，早已滲進日常生活，文化界亦不能倖免，政府、官員或機構以為可討好中央而自閹的審查和禁制，由上而下，愈來愈常見，是文化界無法掙脫的枷鎖。
任何形式的文化藝術創作，也有機會取材自社會當前問題。無論以何媒介、手法怎樣，我們一直相信在香港有發表的自由。可惜，「銅鑼灣書店」事件已經為出版自由粗暴地劃上句號；政府康文署把人家「台灣國立藝術大學」的「國立」二字也要鬼祟地刪去；本地劇團一齣名為《D7689》的劇目亦被借故留難，不讓其宣傳；電影《十年》更被中央及建制派視為顛覆的「大毒草」，紛紛抨擊。早前在香港地標之一 ICC 大廈外牆展出的新媒體展覽中，一件最後有2047數字倒數的作品，因有媒體報導了作者另一說法，指作品有香港五十年不變正在倒數之意，便旋即被徹展。最近的香港設計師協會環球設計大獎2016作品集亦令人側目，號稱面向全球的設計比賽，卻在得獎的作品集中，抽起了國際特赦組織的出版刊物《人權》，和設計師拍攝的雨傘運動攝影作品。被揭發後竟在深夜發個敷衍聲明，推搪是內地印刷廠的問題了事。
凡此種種官方和不同掌權機構的審查，已明刀明槍告訴港人，五十年不變和什麼言論自由都只是廢話而已。曾和一個加拿大留港發展的獨立拍片人談過，他說近來才發現會閃過以往沒有的顧慮──自己拍了的東西內容是否敏感？公開發布會否有問題？個人感受或不足代表業界，然而種種在陰霾籠罩下的無形壓力，文化界有力自行撥開麼？
另一方面，文化界的聲音能真正被帶入政府嗎？政府現行四年一屆的立法會所謂民主選舉，70名立法會議員中，一半是來自號稱不同界別的代表，由29個功能界別的選民選出。功能界罰一直為人詬病的選民資格、零票自動當選等問題，實在罄竹難書。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就是顯例：由1998年首任至2008年當選的霍震霆（其中兩屆共八年任期是零票自動當選），長達14年的任期當中，有連續5年並無提出任何動議和修正案；06／07年度缺席率近五成，是立法會著名的「四大懶蟲」之一，只因身為中央恩人霍英東之子，明顯虛耗公帑亦無人能動其分毫，甚至還能先後拿到特區銀紫荊星章和金紫荊星章。2012年終因他放棄出選，才有競爭。
可惜，在畸形的選民資格下，體育和文化界只有團體票，後者更規定要曾得到政府資助，或指定團體才可登記做選民。結果，傳媒發現親建制文化組織竟有多達百多個屬會，而且很多可疑情況：十個屬會共用一個地址、已無運作的組織有票投，甚至曾舉辦過羽毛球活動的機構就可申請加入羽毛球總會旗下屬會，因此連染料公司都可在體育界別投票。反觀例如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截至2016年4月會員達三千多人卻只得一票！在這種容易受到操控的團體票制度下，當選者是否真正能代表業界，相當令人懷疑。文化界真正的需要和聲音都不能有效地進入建制時，種種自救方法能走得多遠？實在不能樂觀……
文化界自救困局如斯，還有沒有自救的可能性？
「越界」的組織、想像、行動和繁衍
以本地藝術界為例，特立獨行往往是文化界主流，習慣專注做自己創作是首要目標，但社會責任呢？除了創作，藝術家也是社會一份子，無論在健康的公民社會，或是波譎雲詭的香港，每個人的衣食住行生活都沒可能逃避政治體制。與其倚賴別人為自己發聲，不如自己想辦法發聲，透過不同渠道不平則鳴，個人聲音有限就聯合起來。藝術界、文學界、體育界……同屬本地受忽視的小眾界別，或許面對著相近的壓迫和環環相扣的限制，若能集合起來，構成的輿論壓力或會更大。既然官方功能界別有嚴重缺陷，如周博賢先生早前提出的「民化局」，由民間組成的文化界壓力團體，似乎是必然應運而生的組織，好像最近便有年輕藝術家在網絡號召成立藝術家工會；矛盾卻是，在同樣不少年輕人高呼不要大台的年代，組織會否成功實在是未知數。
所謂「越界」的另一重意思，是「踩界」，即內地說的「擦邊球」。世間上各種制度和權益，大都是爭取而來。未成功爭取得到時，就要靠不斷「踩界」嘗試，才有機會拉闊各種禁止下的可能性，而期間必然有衝突的危機，例如匯豐銀行中環總行地下的空地本是公共空間，為何保安員有權粗暴趕走放映電影的活動？銅鑼灣時代廣場地下的公共空間為何變相成了私人活動場地？大眾市民在這兒席地野餐會受到怎樣對待？
各種理所當然必須在受到挑戰時，才能引出大眾想像和尋到事情真正答案。挑戰既有規定和想法，不正是文化藝術其中一種意義麼？除了種種既為興趣也為糊口的創作，藝術家不是也可嘗試進入政治體制麼？以「騎劫」作品的方式去抗爭或突顯制度的荒謬，不也是一種創作麼？若整個本地文化界都在唯唯諾諾、苟且偷生，只會被壓制成權力下的工具而已。唯有各人在不同範疇內作出種種「踩界」的想像和行動，才能有機會逐漸將「禁止」的界線不斷推後。
任何形式的爭取，多不會一時三刻就能成功，只著眼在圍爐取暖式的研討，或爭取界別內的支持，未必夠長命爭取下去。要自救，就要爭取更多「非業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其中教育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部分。文化界中人除了靠創作維生，到不同機構、院校分享或舉行工作坊，也是常接觸到的工作。如能在在學校恆常課程和作品層面以外，或在公眾展覽或活動中，滲入各種社會議題的批判思考，讓孩子和公眾開啟公民意識的大門，從而長線地讓一代又一代繁衍出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化界價值觀，這樣「鬥長命」玩下去的話，或許才有機會看到香港文化界自救的成果。
上述所謂擺脫困局的可能，其實坊間已一直有人在做，只是個別零星、欠缺持久策略和足夠人數的單打獨鬥，未必抵得住四方八面因政局而來的問題。各位文化界賢士高人，在現今種種中國因素和政府手段下，可還有另闢蹊徑的自救出路可提供？
（王天仁，本地藝術家）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候選人：周博賢、馬逢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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