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博賢倡議的「民間文化局」，從資助、連結、推廣、教育以至投資，儼然是一個與主流平台有平行結構的生態系統雛型。當遊行抗議等行動被嘲諷為行禮如儀，而無知無覺的犬儒心態又籠罩著整個社會，周博賢想的是自行「立村」──透過建構村內的核心價值，連結真心的人，發展一套香港的真聲音、真產品；這就像哈維爾的格言「活在真實中」，日子過得「真實」才是最好的反抗。
不過，在這個拒絕大台的21世紀，香港必須成立「民化局」，才能讓同道中人團結力量，有勇氣說想說的話、做想做的事嗎？
我讀他的倡議時剛好在首爾，想起了三個「活在真實中」的南韓故事。在此先簡介這些人和機構，看他們如何推動與主流共存，如哈維爾所說的「第二文化」，為缺乏選擇的人民提供真選擇，然後再談談我對「民化局」倡議的看法。
《韓民族日報》（Hankyoreh）
上世紀80代的南韓經濟急速發展，卻沒有新聞自由，記者在政治上受到壓迫，有良知的傳媒人被褫奪「撰寫權」。營運報紙要大量資金，只有靠攏政府的大財團才有如此實力。
當年，韓國的知識分子和民主運動支持者，期盼一家有勇氣說真話的傳媒出現，正好一群資深傳媒人被公司革職，於是他們發起了籌款運動，讓這群資深傳媒人成立新報章。在沒有互聯網的年代，眾籌的消息也可以傳得快。為了避免大投資者操控，籌款運動只接受等同港幣約6000元的小額捐款，第一輪捐款在三個月內已達400萬美元，捐款者兩萬人，《韓民族日報》成功創刊。
經營一年後，報社再推第二輪集資，募得逾1000萬美元。捐款者四萬多人，他們都是有義氣的一般人。報社曾收過孩子父母帶來的豬仔錢箱，以及輪椅人士親自帶來的積蓄。其後，創辦團隊決定向捐款者送出股份，共65000人成為股東。我曾參觀《韓民族日報》，走進其總部大堂，只見牆上都是刻上名字的長木條，向當年參與眾籌的股東致意。密密麻麻的木條，傳送過來的是沉實堅定的公民能量。
一所報館只靠民間捐款成事，世間罕見。值得安慰的是，《韓民族日報》排除萬難（他們的記者曾被禁止採訪甚至進入官方的記者室），跌跌碰碰一路走來，至今仍是最具公信力的革新派媒體，以紙媒計銷量在南韓排行第四，影響了南韓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二十多年。近年還成立了「韓民族經濟研究所（HERI）」，其經濟分析周刊領導思潮，推動另類經濟模式。
「美麗基金會」（Beautiful Foundation）
《韓民族日報》是「大衛擊退巨人歌利亞」，而南韓的公益社會也韌力非凡，找到了建構平行網絡、鼓勵大眾參與的竅門，在微細的日常生活中一步步改變社會主流價值，提升公民意識。
現任首爾市長朴元淳是其中一位公民社會奇人。他曾是維權律師，自稱「社會設計師」，未參選市長前成立了民間的「美麗基金會」（Beautiful Foundation），其使命有點像周博賢建議的「民化局」，撐起具有意義但拿不到主流社會資源的項目。
朴元淳的創意來自眾籌。例如美麗基金會的「1%分享運動」，請支持者把每月薪酬、結婚開支或開生日會花費的1%捐給基金會。1%運動的理念是集腋成裘，人人都可有貢獻。1%運動衍生「1%商店」、「1%旅行預算」等有趣的呼應行動；商店願意捐出1%盈利，家庭則捐出1%的旅行開支以作支持。這些捐款單筆金額著實不高，但意義在於公民的持續承擔，和資源共享意識的深化。美麗基金會每年籌得數以千萬港元款項，幫助社會底層及被邊緣化社群，如脫北者，以及投放資源予維權和社會運動。
美麗基金會也做了一些很平民化的事：它在不同社區開設環保社企「美麗商店」（Beautiful Stores），收取市民的二手衣物，經清潔後以便宜的價錢賣給其他居民。在南韓現有六十多家美麗商店，基金因而有機會深入社區，協助發展公民組織，豐富了社區經濟的實踐。
除了美麗基金會，朴市長也發起了公民社會智庫「希望學院」（Hope Institute），透過眾籌啟動政策研究，以開源（open source）模式在民間募集社會創新點子。朴元淳觀察入微，看到了「市政府」是最有作為的管治架構，能推動城市創新和改善市民生活。他在希望學院啟動「市長會」（Mayors’ Club），把南韓近百位市長連結起來，每年見面，互相取經，分享施政新猷，也鼓勵大家照抄受市民歡迎的政策。
iCOOP KOREA消費者合作社
美麗基金會的目標是鼓勵資源和意念的共享，讓市民參與社會；而與連鎖集團超市平行共存的消費者合作社 iCOOP KOREA，則以「團結消費」的力量讓市民有更安全和公平的食物選擇。
在香港，我們不斷批評商場千篇一律，罵領展趕走街坊小店，卻苦無出路。不過，早於1998年，六百多家南韓的小型合作社便走在一起，決定重新整合，成立了龐大的合作社聯盟，由集體購買至自行生產和檢測，至今成為擁有近30萬會員、188家小型超市，和兩個大型生產基地、每天生產千多種公平健康產品的iCOOP KOREA。
香港的公平貿易運動發展也算頗成功，但食品種類不夠多樣。走進南韓 iCOOP 超市，由有機麵包至大米、新鮮蔬菜和泡菜，以及大量零食和即食麵、由有機小麥製造的六款拉麵，一應俱全，並有 iCOOP 合作社無添加的認證，價錢與連鎖超市的品牌差不多。iCOOP 認真實踐以人為本的「平行結構」，推動合作社運動，每區的小超市由iCOOP提供指導，社區居民集資建設及營運。這樣以消費者主導的營運模式也能賺錢，iCOOP生意額和會員數字持續增長，也有價格穩定基金，讓生產者有穩定收入。
《韓民族日報》、美麗基金會和 iCOOP KOREA 給我的思考是：只要人民不犬儒不抱怨，選擇自救，過互相支持的真實生活是可行的。我們需要的是行動力和自助精神，建立以同儕、社區和價值主導的「第二文化」，讓人可以看真心說話的報紙、吃安全和本地生產的真食物，並以多元方法參與社會、支持同行者。若能夠這樣做，公民社會的空間就會越來越開揚壯大。
香港的民間文化力量
從以上的脈絡反思，香港文化人不應妄自菲薄。在過去20年，我也積極參與了文化公民社會的發展，見證了文化政策可以由下而上改變。文化界不少前輩曾集力推開幾道牢牢關上的大門，才形成今天的文化結構和民間文化空間。例如1970年代的香港藝術中心，以至90年代有民選成分的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都源自文化界與政府的角力，是民間爭取回來的。
1998年，金融風暴後，北角油街前「皇家倉」被丟空，文藝組織紛紛進駐，享受兩元一呎的超抵（非常划算）租金，不出數月形成自主的文化聚落。政府如夢初醒終止租約，文化界再與政府爭取土瓜灣的牛棚作為藝術村，後來更倡議政府支持藝術工作室，推動政府將石峽尾一幢工廈整幢活化，催生了今天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西九文化區原是由發展商主導的裝飾性文化項目，與本土藝術沒什麼關連，但在2004年，民間迅速回應，成立平行的「西九民間評審聯席」，在此跨界平台上主導輿論，至兩年後西九項目推倒重來，由政府成立公營的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督導發展。（當然，西九當局現有嚴重問題，容後再談吧。）
因此，我想告訴周博賢，「民化局」的精神早已潛藏社會，在不同年代都有文化人發起行動自救，拓展空間，爭取資源。既然存在，那就不用設立新的架構和思考如何「中央集資」，只須善用社會現存的平台，並思考以下三點：
讓眾籌成為生活常態
首先，如何讓眾籌（Crowdfunding）成為生活常態？
以眾籌起動一個新聞機構，在香港不再是天方夜譚，傳真社（FactWire）的吳曉東在去年提出要成立一個說真話的新聞通訊社，在眾籌網成功集資四百多萬港元，現已開始運作，最近便揭露了台山核電廠的問題。《全球深度報道網》這樣描述此創舉：「香港人共同集資創辦傳真社──皆因港人相信，作為公民社會，良性資訊不可或缺，他們深知，經反覆核實的優質報道，有助他們了解社會動向，免受偏頗及利益驅動資訊所蒙蔽。」真有點《韓民族日報》的凜然。
除了國際化的眾籌網站Kickstarter，香港的創業潮近年促成了幾個面向不同的眾籌網，由傳真社用的 FringeBacker，至支持音樂活動的「音樂蜂」Music Bee，至「雲集」Cloudonate 和新面世的 Umadx，都在鼓勵隨時隨地一「碌」手機（一刷手機）的社會參與。
捐款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有了網絡連結，人與人之間更容易建立持續的協作和關心。因此，只要更多人相信及參與眾籌平台，以及有更好玩的眾籌如美麗基金會的「1%分享」，香港就可有許多的「有種音樂會」、「有種展覽」、「有種出版」，讓大家過有選擇的生活，支持社會的多元自主，捍衛自由美善的核心價值。任何勢力都不能完全控制這些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這就是哈維爾描述的「無權者的權力」。
厚植公共領域
其次，是須提升「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深度，讓新一代學習新的知識、方法和行動默契，發揮更大的社會介入能量。
香港文化界現時需要的，是不再埋首寫計劃書，在政府指定的遊戲規則夾縫中為自己爭取資源，而是延續過去十多年那種對大局「看不過眼」的動力，以一種帶著俠義精神的民間默契（老套一點，就是「團結起來」），支援和倡議各種行動，並促成一個更有利持續發展和更有公義的文化生態系統。
年輕文化藝術工作者最缺乏的是空間，但工廈如何成為文創基地的研究和倡議近年卻洩了氣。不過，若我們願意張開眼睛，可用的空間其實近在咫尺──可以是舊區的閒置地方，可以是街道和公園，可以是各種手作和工匠室，以至咖啡店和樓上墟市，甚至可以是隱藏的支持者願意共享的資源。只要我們能扔掉犬儒，善用社區開拓空間──像許寶強說的，透過與社區的互動和學習，便能慢慢孕育有別於香港主流價值和生活習性的「第二文化」。
不過，切記不能讓這種文化變成無知無覺和離地的「小確幸」。知識和思潮的辯論，才是社會參與的基石和動力，就像當年梁文道在牛棚辦過、只可惜曇花一現的「牛棚書院」。
開放共享，眾募資源和意念
最後，要「民化局」比爭取成立藝發局的「文化界聯席」和十年前的「西九聯席」強，擁抱「開放」和「共享」精神是唯一方法（而不是緊抱自己的版權和產權不放）。「眾籌」可滿足資源的匱乏，意念的「眾募」和實踐更能提升民智，建立互信，讓資源可以共享，為自己和社區做點事。
不過，這種建構平行力量的意識尚待深化，因為這種形式的「參與」是對過真實生活的堅持，是持久的價值深耕，沒有鎂光燈，不是霎時的「表態」，不是數人頭方式的遊行。當「民化局」的相互扶持和自救精神植根於生活日常，我們就能每天都作出清醒的抉擇，例如不看某個電視台、支持眾籌、多看書和學習、在不同崗位低調支援，其實也是廣義的參與，推動著價值轉向，成就香港的自由多元文化繼續發展，在受制約的社會中尋找出路。
（黃英琦，文化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