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公民社會

黃英琦:回應周博賢,「民化局」就在我們生活中

我想告訴周博賢,「民化局」的精神早已潛藏社會,在不同年代都有文化人發起行動自救,拓展空間,爭取資源。


2016年6月8日,示威者手持紙牌和標語到銅鑼灣的Lancôme專櫃,對此品牌取消何韻詩的音樂活動表達不滿。
2016年6月8日,示威者手持紙牌和標語到銅鑼灣的Lancôme專櫃,對此品牌取消何韻詩的音樂活動表達不滿。 攝:盧翊銘/端傳媒

周博賢倡議的「民間文化局」,從資助、連結、推廣、教育以至投資,儼然是一個與主流平台有平行結構的生態系統雛型。當遊行抗議等行動被嘲諷為行禮如儀,而無知無覺的犬儒心態又籠罩著整個社會,周博賢想的是自行「立村」──透過建構村內的核心價值,連結真心的人,發展一套香港的真聲音、真產品;這就像哈維爾的格言「活在真實中」,日子過得「真實」才是最好的反抗。

不過,在這個拒絕大台的21世紀,香港必須成立「民化局」,才能讓同道中人團結力量,有勇氣說想說的話、做想做的事嗎?

我讀他的倡議時剛好在首爾,想起了三個「活在真實中」的南韓故事。在此先簡介這些人和機構,看他們如何推動與主流共存,如哈維爾所說的「第二文化」,為缺乏選擇的人民提供真選擇,然後再談談我對「民化局」倡議的看法。

《韓民族日報》(Hankyoreh

上世紀80代的南韓經濟急速發展,卻沒有新聞自由,記者在政治上受到壓迫,有良知的傳媒人被褫奪「撰寫權」。營運報紙要大量資金,只有靠攏政府的大財團才有如此實力。

當年,韓國的知識分子和民主運動支持者,期盼一家有勇氣說真話的傳媒出現,正好一群資深傳媒人被公司革職,於是他們發起了籌款運動,讓這群資深傳媒人成立新報章。在沒有互聯網的年代,眾籌的消息也可以傳得快。為了避免大投資者操控,籌款運動只接受等同港幣約6000元的小額捐款,第一輪捐款在三個月內已達400萬美元,捐款者兩萬人,《韓民族日報》成功創刊。

經營一年後,報社再推第二輪集資,募得逾1000萬美元。捐款者四萬多人,他們都是有義氣的一般人。報社曾收過孩子父母帶來的豬仔錢箱,以及輪椅人士親自帶來的積蓄。其後,創辦團隊決定向捐款者送出股份,共65000人成為股東。我曾參觀《韓民族日報》,走進其總部大堂,只見牆上都是刻上名字的長木條,向當年參與眾籌的股東致意。密密麻麻的木條,傳送過來的是沉實堅定的公民能量。

一所報館只靠民間捐款成事,世間罕見。值得安慰的是,《韓民族日報》排除萬難(他們的記者曾被禁止採訪甚至進入官方的記者室),跌跌碰碰一路走來,至今仍是最具公信力的革新派媒體,以紙媒計銷量在南韓排行第四,影響了南韓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二十多年。近年還成立了「韓民族經濟研究所(HERI)」,其經濟分析周刊領導思潮,推動另類經濟模式。

「美麗基金會」(Beautiful Foundation)

《韓民族日報》是「大衛擊退巨人歌利亞」,而南韓的公益社會也韌力非凡,找到了建構平行網絡、鼓勵大眾參與的竅門,在微細的日常生活中一步步改變社會主流價值,提升公民意識。

現任首爾市長朴元淳是其中一位公民社會奇人。他曾是維權律師,自稱「社會設計師」,未參選市長前成立了民間的「美麗基金會」(Beautiful Foundation),其使命有點像周博賢建議的「民化局」,撐起具有意義但拿不到主流社會資源的項目。

朴元淳的創意來自眾籌。例如美麗基金會的「1%分享運動」,請支持者把每月薪酬、結婚開支或開生日會花費的1%捐給基金會。1%運動的理念是集腋成裘,人人都可有貢獻。1%運動衍生「1%商店」、「1%旅行預算」等有趣的呼應行動;商店願意捐出1%盈利,家庭則捐出1%的旅行開支以作支持。這些捐款單筆金額著實不高,但意義在於公民的持續承擔,和資源共享意識的深化。美麗基金會每年籌得數以千萬港元款項,幫助社會底層及被邊緣化社群,如脫北者,以及投放資源予維權和社會運動。

美麗基金會也做了一些很平民化的事:它在不同社區開設環保社企「美麗商店」(Beautiful Stores),收取市民的二手衣物,經清潔後以便宜的價錢賣給其他居民。在南韓現有六十多家美麗商店,基金因而有機會深入社區,協助發展公民組織,豐富了社區經濟的實踐。

除了美麗基金會,朴市長也發起了公民社會智庫「希望學院」(Hope Institute),透過眾籌啟動政策研究,以開源(open source)模式在民間募集社會創新點子。朴元淳觀察入微,看到了「市政府」是最有作為的管治架構,能推動城市創新和改善市民生活。他在希望學院啟動「市長會」(Mayors’ Club),把南韓近百位市長連結起來,每年見面,互相取經,分享施政新猷,也鼓勵大家照抄受市民歡迎的政策。

iCOOP KOREA消費者合作社

美麗基金會的目標是鼓勵資源和意念的共享,讓市民參與社會;而與連鎖集團超市平行共存的消費者合作社 iCOOP KOREA,則以「團結消費」的力量讓市民有更安全和公平的食物選擇。

在香港,我們不斷批評商場千篇一律,罵領展趕走街坊小店,卻苦無出路。不過,早於1998年,六百多家南韓的小型合作社便走在一起,決定重新整合,成立了龐大的合作社聯盟,由集體購買至自行生產和檢測,至今成為擁有近30萬會員、188家小型超市,和兩個大型生產基地、每天生產千多種公平健康產品的iCOOP KOREA。

香港的公平貿易運動發展也算頗成功,但食品種類不夠多樣。走進南韓 iCOOP 超市,由有機麵包至大米、新鮮蔬菜和泡菜,以及大量零食和即食麵、由有機小麥製造的六款拉麵,一應俱全,並有 iCOOP 合作社無添加的認證,價錢與連鎖超市的品牌差不多。iCOOP 認真實踐以人為本的「平行結構」,推動合作社運動,每區的小超市由iCOOP提供指導,社區居民集資建設及營運。這樣以消費者主導的營運模式也能賺錢,iCOOP生意額和會員數字持續增長,也有價格穩定基金,讓生產者有穩定收入。

《韓民族日報》、美麗基金會和 iCOOP KOREA 給我的思考是:只要人民不犬儒不抱怨,選擇自救,過互相支持的真實生活是可行的。我們需要的是行動力和自助精神,建立以同儕、社區和價值主導的「第二文化」,讓人可以看真心說話的報紙、吃安全和本地生產的真食物,並以多元方法參與社會、支持同行者。若能夠這樣做,公民社會的空間就會越來越開揚壯大。

香港的民間文化力量

從以上的脈絡反思,香港文化人不應妄自菲薄。在過去20年,我也積極參與了文化公民社會的發展,見證了文化政策可以由下而上改變。文化界不少前輩曾集力推開幾道牢牢關上的大門,才形成今天的文化結構和民間文化空間。例如1970年代的香港藝術中心,以至90年代有民選成分的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都源自文化界與政府的角力,是民間爭取回來的。

1998年,金融風暴後,北角油街前「皇家倉」被丟空,文藝組織紛紛進駐,享受兩元一呎的超抵(非常划算)租金,不出數月形成自主的文化聚落。政府如夢初醒終止租約,文化界再與政府爭取土瓜灣的牛棚作為藝術村,後來更倡議政府支持藝術工作室,推動政府將石峽尾一幢工廈整幢活化,催生了今天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西九文化區原是由發展商主導的裝飾性文化項目,與本土藝術沒什麼關連,但在2004年,民間迅速回應,成立平行的「西九民間評審聯席」,在此跨界平台上主導輿論,至兩年後西九項目推倒重來,由政府成立公營的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督導發展。(當然,西九當局現有嚴重問題,容後再談吧。)

因此,我想告訴周博賢,「民化局」的精神早已潛藏社會,在不同年代都有文化人發起行動自救,拓展空間,爭取資源。既然存在,那就不用設立新的架構和思考如何「中央集資」,只須善用社會現存的平台,並思考以下三點:

讓眾籌成為生活常態

首先,如何讓眾籌(Crowdfunding)成為生活常態?

以眾籌起動一個新聞機構,在香港不再是天方夜譚,傳真社(FactWire)的吳曉東在去年提出要成立一個說真話的新聞通訊社,在眾籌網成功集資四百多萬港元,現已開始運作,最近便揭露了台山核電廠的問題。《全球深度報道網》這樣描述此創舉:「香港人共同集資創辦傳真社──皆因港人相信,作為公民社會,良性資訊不可或缺,他們深知,經反覆核實的優質報道,有助他們了解社會動向,免受偏頗及利益驅動資訊所蒙蔽。」真有點《韓民族日報》的凜然。

除了國際化的眾籌網站Kickstarter,香港的創業潮近年促成了幾個面向不同的眾籌網,由傳真社用的 FringeBacker,至支持音樂活動的「音樂蜂」Music Bee,至「雲集」Cloudonate 和新面世的 Umadx,都在鼓勵隨時隨地一「碌」手機(一刷手機)的社會參與。

捐款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有了網絡連結,人與人之間更容易建立持續的協作和關心。因此,只要更多人相信及參與眾籌平台,以及有更好玩的眾籌如美麗基金會的「1%分享」,香港就可有許多的「有種音樂會」、「有種展覽」、「有種出版」,讓大家過有選擇的生活,支持社會的多元自主,捍衛自由美善的核心價值。任何勢力都不能完全控制這些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這就是哈維爾描述的「無權者的權力」。

厚植公共領域

其次,是須提升「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深度,讓新一代學習新的知識、方法和行動默契,發揮更大的社會介入能量。

香港文化界現時需要的,是不再埋首寫計劃書,在政府指定的遊戲規則夾縫中為自己爭取資源,而是延續過去十多年那種對大局「看不過眼」的動力,以一種帶著俠義精神的民間默契(老套一點,就是「團結起來」),支援和倡議各種行動,並促成一個更有利持續發展和更有公義的文化生態系統。

年輕文化藝術工作者最缺乏的是空間,但工廈如何成為文創基地的研究和倡議近年卻洩了氣。不過,若我們願意張開眼睛,可用的空間其實近在咫尺──可以是舊區的閒置地方,可以是街道和公園,可以是各種手作和工匠室,以至咖啡店和樓上墟市,甚至可以是隱藏的支持者願意共享的資源。只要我們能扔掉犬儒,善用社區開拓空間──像許寶強說的,透過與社區的互動和學習,便能慢慢孕育有別於香港主流價值和生活習性的「第二文化」。

不過,切記不能讓這種文化變成無知無覺和離地的「小確幸」。知識和思潮的辯論,才是社會參與的基石和動力,就像當年梁文道在牛棚辦過、只可惜曇花一現的「牛棚書院」。

開放共享,眾募資源和意念

最後,要「民化局」比爭取成立藝發局的「文化界聯席」和十年前的「西九聯席」強,擁抱「開放」和「共享」精神是唯一方法(而不是緊抱自己的版權和產權不放)。「眾籌」可滿足資源的匱乏,意念的「眾募」和實踐更能提升民智,建立互信,讓資源可以共享,為自己和社區做點事。

不過,這種建構平行力量的意識尚待深化,因為這種形式的「參與」是對過真實生活的堅持,是持久的價值深耕,沒有鎂光燈,不是霎時的「表態」,不是數人頭方式的遊行。當「民化局」的相互扶持和自救精神植根於生活日常,我們就能每天都作出清醒的抉擇,例如不看某個電視台、支持眾籌、多看書和學習、在不同崗位低調支援,其實也是廣義的參與,推動著價值轉向,成就香港的自由多元文化繼續發展,在受制約的社會中尋找出路。

(黃英琦,文化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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