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化妝品牌因《環球時報》出手批評而取消與何韻詩合辦的音樂會，事件之所以引發公關災難和國際關注，是因為涉及港人因行使言論自由而遭中國大陸打壓和懲罰。這種以「網民」和黨媒輪流網上批鬥藝人和品牌，藉以向在大陸有龐大生意的商業集團施壓，最後令藝人喪失贊助和工作機會的操作手法，其實是諸多政治審查的手法之一，並不新鮮。
過去最簡單直接的，便是禁播禁售，將有「問題」的作品從媒體的播放清單和唱片曲目中剷除，將相關藝人（如張惠妹）封殺。間接一點的，是媒體和活動主辦者自行「識做」，將疑似敏感的作品下架，和乾脆不邀請某些藝人。近年較多是「網軍」大舉在這類藝人的微博洗版，一方面以惡毒留言滋擾和恐嚇，另一方面製造「麻風效應」，令本想支持那藝人的民眾也得三思。有時網軍更會直接行動，在藝人將會表演的場地破壞一番（如淋紅油），令藝人因擔心人身安全而自動取消演出。雨傘運動後，較為人熟悉的手法便是港人（疑似）在微博舉報藝人，重提她／他們過去說過做過什麼「反中亂港」的東西，引網軍出洞「做嘢」（動手）。
如此種種，旨在發放兩個訊息：對品牌而言，就是千萬不要聘用「有問題」的藝人，否則大陸生意不保；對藝人而言，就是千萬不要觸及政治敏感的東西（題材或人物），否則客戶不會找你，聽眾不敢買你，媒體會封殺，演出時會有群眾「招呼」，總之大陸市場泡湯！
而為保大陸市場，藝人和創作人不敢再暢所欲言。現今的「大陸市場」，站在我們言論與創作自由的對立面。
真金白銀支持香港為本創作
要重奪我們的言論與創作自由，就必須丟掉對大陸市場的幻想。沒錯，有些藝人或創作人從來不談社會和政治，當然絕對有其自由馳騁於這浩瀚的市場而不感委屈。但對礙於大陸市場考慮（或頭上的唱片公司或老闆的大陸市場考慮）而欲言又止的藝人和創作人，放棄大陸市場有是否等於世界末日？
其實約於四年前，我已盡量在文章和公開場合，鼓吹「港人港碟」（現在聽來是個不堪入耳的口號），意即港人應團結起來，用真金白銀支持為香港發聲、以香港為本和不依賴大陸市場的文化創意項目。雨傘後被大陸封殺的何韻詩，某程度上實驗了這類概念的可行性。她轉型多做現場演出，結合社區文化題材（如「十八種香港」的巡演），令演出的意義超越一般的港式演唱會。另外，她開設網上商店，售賣由這些演出和社區題材所衍生的產品。
總的來說，她的轉型成績相當理想，去年在伊館、Hidden Agenda和麥花臣體育館的演唱會也反應熱烈，場場爆滿。而在剛過去上環普慶坊的「有種的漂亮」音樂會，她更連同當區店舖一同籌劃，重現那個被化妝品牌取消的音樂會，有3000人冒著高溫支持，令那裡的街道迫得水洩不通。這些都證明只要忠於自己、信念清晰、敢為香港發聲，和面對打壓不卑躬屈膝，香港人還是會以實質行動力撐；即使沒有大陸市場，這樣的一個歌手仍不致「餓死」。
但何韻詩始終有其獨特性，她天后級歌手的身份、本身擁有一定的歌迷基礎和雨傘中確立的鮮明立場，是成功轉型的重要因素。她的特例並不一定表示消費者就此覺醒，以後便會團結起來支持所有這類形的歌手。事實上，不少以香港為創作題材和從未想過進軍大陸市場的歌手和樂隊，至今仍是寂寂無名，依然未能以創作和演出維生。
成立民化局的意義和問題
當然，這些創作人未致成功或有很多原因（如作品質素尚待提升），但我們作為香港人，若想孕育多些歌手和作品為我們發聲，不想這些歌手和創作人因維生需要而跪拜大陸市場，希望創造一個可以令他們暢所欲言的環境，讓他們可免於恐懼地行使言論和創作自由，我們便應將他們從大陸市場裡解放出來，在本土市場給予他們更有系統的支援。
於是，我便想到「民間文化局」（下稱「民化局」）。沒錯，我們已有藝術發展局（藝發局），但它現多著重「高雅藝術」，且受制於政府資助和大型商業贊助的取向，有事時更可能會將敏感的作品「下架」，對這裡講及的藝人與創作人作用不大。我構想中的「民化局」，主要是有系統地支援「為香港隨心發聲」的創作，讓它們不需依賴大陸市場也可維生。它需要有以下面向，但各有一連串的問題（以下不能盡錄）需要思考：
一、資助：以集資和商業贊助得來資金直接資助這類項目。
這裡牽涉（a）集資、（b）審批，和（c）什麼項目。
就「集資」而言，「民化局」應以什麼性質的團體形式收集款項？是慈善團體？還是公司？若是公司，那要依循什麼法例？若規模太大，又會否觸及上市條例和證監規管？捐款的人又是否成為股東？股權多少又會否影響「民化局」的資助決定？另外，集資額應先以多少作初創的目標？根據藝發局2014至15的年報，其各項資助的總額達7450多萬，「民化局」又是怎樣的規模？
至於「審批」，就如藝發局般，則需要不同範疇的審批小組，那應有什麼範疇（如流行音樂、魔術、動漫、網絡小說、短片等）？由什麼人組成這些審批委員？他們怎樣產生？初期由籌組「民化局」的委員會邀請，然後民選？若是民選，選民資格又是怎樣？而審批時，又以什麼準則？考慮團體／項目的意識型態？受惠人數？實驗或創新性？由誰來訂立這些準則？資助後，又是否像藝發局般需邀「評審機制」，以確保受資助的團體履行他們申請時所提倡的項目（如唱片、音樂會、電影等）？什麼人可以當這些審批員？
最後是「什麼項目」才符合上述「為香港隨心發聲」的標準？若街頭表演者計劃錄製以原創和香港社區題材的歌曲唱片符合標準，那青年民建聯組成的一隊busker（賣藝人），策劃類似的唱片，但歌曲希望年輕人積極投入「一帶一路」發展，又是否符合資格？香港民族黨希望拍短片鼓勵港人以革命爭取港獨又是否符合？「民化局」會否最終只淪為意識形態的判官，或是某種政治取態的人們「圍爐取暖」的小圈子？捐款人／贊助人和局方的資助取向又是什麼關係？他們若不認同局方的某些取向時，是否可以要求退款？諸如此類。
二、連結：懂得發掘和連結不做（或做不了）大陸市場的中小型贊助商。
為免重蹈何韻詩事件的覆轍，「民化局」在尋找贊助商時應針對沒有大陸市場包袱的中小企。可是，中小企在香港的經營已甚為艱難，要它們出資贊助，哪有錢？所以這需要一些藝術策展和業務拓展（business development）的混合專才，將手上的項目和潛在相關的中小企進行「配對」，即：
（a）先了解某個項目（如唱片、短片、麼術表演）的理念和所宣揚的訊息；
（b）然後發掘和這些理念和訊息有機會扣連的中小企；
（c）再遊說這些中小企聯合贊助該項目（即每家只出資一部分，攤分下數額不會太大）。遊說這一環會跟下述「推廣」的部分有關，即局方需懂得向這些中小企解釋贊助某個項目的宣傳價值。
上述流程也不一定要以這個次序進行，可以是先集合了一些有興趣贊助的中小企，然後分析它們共通的特性，再揀選合適的項目與之配對。但就此看來，這裡最大的問題是世上有多少這類藝術與商界互通的專才？就算真的有這麼的一隊人，他們的工資又會否是天文數字？
三、推廣：（a）推廣受助項目到香港和全球（中國除外）的華人社區；和（b）懂得透過這些項目推廣相關贊助商的產品（甚至為它們招商）。
香港的產業近十多年對大陸市場的依賴，往往建基於香港市場太細和不斷萎縮之說。這講法或非全錯，但700多萬的人口真的不能養活本土的文化創意產業？這裡需要「民化局」持續地宣揚「自己文化自己救」的意識，令消費者時刻記掛消費背後「撐香港」的意義，行動上需要就不同的項目構思和籌辦不同的推廣活動（如試聽會、讀書會、網上和網下的宣傳、優惠計劃等）。同時，為補本地市場的不足，局方需要向海外的華人社區推廣這些項目，與藝人／創作人到不同的地域進行如小型音樂會或試映會之類的活動。
在推廣項目的同時，也要懂得宣揚背後贊助商的產品，並為它們招商，令這些中小企獲得贊助的回報。可是，就一些業務只限於香港地域的贊助商（如「明哥茶餐廳」），海外的推廣則作用不大。另外人手方面，這裡需要懂得扣連藝術和產品銷售的專才，但人從何來？
四、教育：（a）令更多人懂得欣賞這類項目的作品；（b）令更多人加入這類創作的行列；和（c）教育贊助商這類項目的宣傳價值。
就（a）和（b）而言，「民化局」需主辦不同藝術範疇的講座和工作坊，以補香港普遍藝術教育的不足，藉以擴大受眾和創作人的基礎（如開班教授「搖滾樂欣賞」或「電影拍攝技巧分析」）。就（c）而言，因應中小企人員無暇上課，局方或要進行外展工作，派員「落區」與它們接觸，介紹手上有什麼項目可以合作，以及贊助這些項目的價值。這裡又起碼衍生兩個問題：一是人手，二是課程是否收費（若收費，如何定價）的問題。
五、開源／投資：除集資和商業贊助得來資金外，以（a）開源和（b）投資的方式令「民化局」可以持續營運。
正如前述，「民化局」需要大量人手和專才推展工作（還未計算大量的行政人員以應付各式的文件與財務工作），開支將甚可觀，單靠捐款和贊助以維持營運定不可行，如何開源是一重要課題。例如就個別項目的收入（如唱片銷售、魔術表演收益），是否引入與藝人／創作人分成的機制？怎樣釐定分成的百分比？虧蝕又如何處理？另外，上述的課程又是否可當作收入的來源？但若課程費用太高、報讀率低，又會否消減「教育」的效用？
就「投資」而言，法律上局方能否將其部分收入（捐款、贊助、課程收益）用作投資？投資的回報是否應該向出資的人／機構先作回饋？投資虧蝕時又怎樣處理？
「民化局」的構想仍是十分初步的階段，實行前需做大量研究和解決上述的問題。它跟現行制度中類似機構（如藝發局和民政事務局）的關係和定位仍有待探討。但在中國因素依然存在的環境裡，要重奪我們的創作與言論自由，除了夢要發大一點以外，也要付出更多努力，港人團結的決心也要更大。
（周博賢，音樂創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