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上篇文章探讨了为香港划界的困难，这篇将延续讨论。这两篇文章尝试将现在的“本土／一国”对立，放在更寛的平面上来看，以理解不同立场的贡献与盲点。要讨论香港的界线问题，就要回到香港的属性、香港是怎样一回事的问题上来讲。唯其如此，才能建立一些指导性的原则，来思考香港界线的问题。
要谈香港的属性，就要分清，是在谈过往的香港，还是心目中期望未来的香港。现在不同立场针锋相对，其中一个原因是混淆了到底是在谈哪一部分，要保卫哪一个香港。包括笔者在内，也觉得过往香港有一些特色值得留恋，但如果这些东西与我们期望的远像有冲突，这又要怎么办呢？
香港现正落在这个两难局面中。表面现象是很多激烈斗争，但笔者看到的却是这个社会痛苦地挣扎著要往哪里走。笔者并不认为是某批人“搞乱香港”或另一批人“出卖香港”，只是在既有“本土／一国”、“民主／极权”等等的二元对立框架里，难以搭建沟通互谅的空间。
下文提出“桥”与“家”的比喻，期望以此来梳理过往与现在香港的不同属性，并突出香港作为“家”的属性，以此建立各个群体沟通的基础。
桥与救生艇──香港的过渡性
先谈过往的香港。已故陆鸿基教授曾说，过往的香港是一座桥，人来人往，透过香港来达到心中所想所求。无论说香港是沟通东西方的大门、是西方进入中国的桥头堡、是中国的窗口，这些讲法都是说，香港是过渡性的，是一个工具，不是目标。
在桥以外，笔者认为对过往香港的另一个适切比喻，就是救生艇。过往诸色人等，从19世纪太平天国的洪仁玕、20世纪初的前清太史、1949年以后避共来港的国民党背境人士、上海来港的移民资本家，南来学人、逃避国内政治运动与饥荒的内地人，以至越南船民、南亚难民，都是以香港作为救生艇。但无论是桥或救生艇，都是一种过渡的特性。没多少人会以桥为家，大家达到目的便会离开，就如当救生艇遇到陆地或搜救队时，大家便高兴地告别救生艇了。
吊诡的是，这种过渡性造就了很多我们觉得可爱的特色。说香港多元、自由、灵活多变、有创意等等，多少都源于此。例如越南船民带来的越式餐厅，随著上海资本家而来的上海食馆、澡堂，印度、尼泊尔人带来的风味美食等。到中上环走一趟，各种文化景观并列，犹太教堂、天主教堂、基督教堂、清真寺、文武庙等，就在十数分钟步行距离之内并存。
1960至80年代的香港音乐创作，大量吸收外地元素，拼贴出一幅精彩的图画，如薰妮的《每当变幻时》、潘秀琼的《梭罗河之恋》，以至林子祥的《美丽小姑娘》，便是包含日本、印尼以至俄罗斯的音乐。如果说七八十年代是音乐创作的高峰期，则这个高峰期的不少作品都是这样调配出来的。香港的茶餐厅，特别是笔者认为最能体现多元混杂风格的叉烧汤意粉，就说明了这种不拘泥于“正宗”，将不同元素凑合创作出新东西的精神。
过渡性的状态，亦影响群体的成员怎样看自己与群体的关系。这状态下群体对个人的要求不多，成员不觉得要牺牲自己成全这个群体，或是保护群体的其他人。在这种处境说“不要问国家可以为你做什么，应问你可以为国家做什么”，简直是开玩笑。群体成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便逃跑，亦不会觉得要跟其他成员分享劳动成果。
过往笔者还以为只是既得利益者才是这样，但近这一年的退保讨论，出现“点解要黄之锋养阿叻”（为何要新一代供养享尽了香港经济起飞机遇的上一代）之说，点出了同属“香港的”身份，不足以鼓励成员保护他们看不过眼的其他香港人。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在桥上，其他人都只是像你和我一样的过客，没必要为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这种不讲集体主义的状态，也可说是某种意义下的自由；但亦正是缺乏“大我”的概念，以至难以协调不同的意见。
这种多元风格的特性，对香港思考模式也有影响，其中一项就是香港人“醒目”、实际、“识转弯”。陈冠中在其《我这一代香港人》提到，一个香港的道具工匠，替外国在港的摄制人员制成了一张拍摄用的椅子，外国制作人不收货，因为认为椅子根本未造好，而香港道具工匠就认为已完成了，因为未造好的部分不会入镜，不造也没问题。这是是外国制作公司太高要求，还是香港工匠太随便？这种灵活机变、但求“搞掂”（弄好）的态度，是否能产生出德国工程师、日本匠人的精准工艺？这种态度，追溯上去就是缺乏一种建立更长远体系的视野。但在过往的香港，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在借来的空间下、在过渡性的状态中，难望远景，短期行为成为习以为常的思考模式。
战后至九七的独特空间
这种松散结连的状态，是连串政经角力与计算的结果。二次大战前的英国殖民地政府，深明在施政上过于有为的话，将激起民间的反抗，是以政府一直有意识地减少对民间的干预，从而减低民间可能产生的不满。日本殖民管治台湾时，推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要将台湾人同化，在其管治后期，甚至强迫台湾人拜日本的神祗、取日本名字等等。英国管治者不搞这一套，以至如一夫多妻制等封建东西，也延续到战后。
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政府对香港社会的主动塑造是多了，但香港没有出现诸如50至70年代的台湾国民党政府，进行各方面的管控；或如新加坡李光耀政府那般，进行巨大而全方位的社会改造工程。因著港英政府主动限制自身角色，民间的空间相对较大。此外，港英政府也面对中国与美国的压力，要小心翼翼，不要太开罪中国，也不能开罪美国这盟友，于是只能监察共产党及国民党在港的运作和影响，而不能杜绝。
政府当然不是不管，而是没有像其他地方般管得那么严厉、那么全方位罢了。最终谁可过桥、谁能上救生艇，仍是政府作最终仲裁人。所以中共和国民党的力量，受监控下也可留在香港，但前苏联机构打算在港购下物业，便不能容忍了。越南船民虽不受香港人欢迎，但英国也要求香港人接受；其他如抵垒政策、单程证、容许美国资助的出版社在港活动、容许中资机构在港办出版，都是由当时的港英政府拍板，并承担所引起的政治压力。
一个英式的殖民地管治，一个在中国眼中仍然有利的“现状”，再加上一群来自各方的避难者，造就了这个意外产生的空间。国民党共产党、欧风美雨、封建残余、传统瑰宝等，都可在香港存在。政府似乎都很克制，社会看来有点自由，且百花齐放。
但这是过往的情况，这种状态在将来能继续下去、要继续下去吗？
建立正宗的过程
九七后，宗主国走了、过往的“仲裁者”不复存在了，产生战后至九七年间香港独特空间的地区格局已然消失了。桥上仍然人来人往，但在这条桥上，已出现了几代以此为家的人。没有多少人愿意将自己的家园视为救生艇，随便哪个遇险的人也可以上来待一段时间，这是影响深远的重大转折。
只要萌生“家”的观念，最终也要在“救生艇”与“家”之间取舍，始终都要凝聚起某些中心、订定某些界线、主导思想等。基督教初期教会的一批热心信徒，发展起来后也要订定何谓“正统”与“异端”，成为有规章有制度的紧密的群体。但问题是，有了“正宗”，就自然产生“不正宗”、“异端”，后者将在建立正宗的过程中被筛走、被边缘化，这都是建立正统的代价。
港式茶餐厅的历程，正好反映现在“界定香港”的处境。十多年前一位内地朋友问笔者找好吃的，想知哪家香港茶餐厅才“最正宗”，我当时的回答是：“茶餐厅的精粹，是各种地方的东西也可以纳入来，但又每样东西也不大正宗。例如港式奶茶便和英国奶茶很不同；港式法兰西多，应该和法国的很不同。我明白你们会说正宗北京菜，正宗四川口味，但我想不到怎样的茶餐厅才算正宗。”
但十多年后的今天，已不只一家连锁茶餐厅宣称自己是正宗了，“正宗港式奶茶”便早已出现。姑勿论他们怎样界定“正宗”，但茶餐厅要向“建立正宗”的方向走，就是尝试在混杂模糊中，提炼出一种“香港特性”，清楚地呈现出来。这与早期基督教徒建立正统信仰，本质上是相同的。而在这过程中，不管是云南米线或是意大利薄饼，总会有一些东西要被视为“不正宗”而被筛走。
这个过程不是近十年才出现，而是一个历时数十年的社会变迁，而且仍在进行中。例如已有论者提过，40年前的香港，在城市里还可随处听到潮州话、客家话、上海话、鹤佬话。在那个年代，南洋华侨、金山阿伯、鹤佬人、顺德妈姐、山东差等的族群，仍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到了今天，这些不同的元素都被筛走了。在语言上以广府话为正宗，鹤佬话便被看成不那么正宗了，这是否一种对少数群体的压迫？香港现在的挑战，就是建立“正宗茶餐厅”路上的挣扎。
茶餐厅与方言群，在部分人心目中未必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在走向一个更紧密群体的过程里，往往牵涉对个人更广泛的宰制。当然，这过程可以透过游说服、利诱等吸纳异见者，但事情黑暗的一面，往往是排除异己、打扁不听话的人、洗脑等东西。所差者恐怕只是手段是否高明，做得漂亮一点、难看一点而已。
新加坡就是最佳例子，自20世纪60年代起，新加坡的执政者很清楚人民要能安居，才能建立起对国家的认同感，并愿意拿起武器保护这个家。他们建公营房屋不单是解决房屋问题，更是维持政治稳定和国家生存。建公营房屋是建设“大我”历程中的大事，现在看来是好事，但要多强大的集权政府、扫平多少反对声音，才可使政令通行，完成庞大的建设工程？
要数百万人向著同一方向前进，不同形式的宰制恐怕是在所难免的。正如笔者之前提过，如果香港独立建国，首要是进行国民教育，灌输“爱港意识”，并排走（至少是监控）各式大中华倾向强烈的群体。宰制的来源不只是没有民主，而是当自己和身边的人紧紧地结成一个群体，群体就会对人有要求，而这些要求未必全都是自己喜欢或认同的。
香港走向一个更凝聚的群体，不是本土派首先提出，也不是近十年才开始，而是漫长的社会发展使然。事情已开始了半个世纪以上，而且还会继续，今日本土派所提者，只是一种推到极致的版本而已。从这个角度看，即使一些人（包括笔者在内）对部分本土派诉求及行径不以为然，但其大方向也是向著建立一个有更清楚界线的香港走，这难道不是相当一部分香港人（即使不满本土派）的期望吗？但这进路将会牺牲不少我们现在珍视的东西，反过来破坏了“家”，这亦是一些人不满本土派的原因。这似乎是个难以疏解的两难局面：既要凝聚、建立界线，亦希望保留现在珍视的东西。
长线规划建设家园
从现在香港两极化的情况来看，这似乎是难以疏解的，但其实这个困境是源于我们只看到“家”的某些属性。从“家”的其他一些属性来看，或能有一些亮光。首先，“家”必然存在著不同的成员，家之所以能够维持，就是靠成员们能从不同中协商出共同方向；第二是，“家”是长线存在的，建立“家”不是短期行为，而是长线规划。
在家里，祖父母、父母、子女，不同世代、不同位置，先天地便是不同的思考方式。既然成员之间存在著不同，则只要不想这家散掉的话，便只能用一种“最大公因数”的方式来看待各个成员的差异。只要仍想这个家长治久安，就不能狠狠地将与自己不同的元素都铲除掉，否则只会留下更多不安定的种子。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在差别中寻找合一（unity in diversity）。
在今天的政治气氛中，这当然是不中听的。寻求合一，势必要放弃很多自己坚持的立场，将有很多妥协。但正如任何家庭的运作一样，为了集体著想，从来都是在各种诉求之间寻求平衡，在妥协中寻找大概可行的共同方向。能在这钢线上慢慢前进，已是上好。因为事情很容易跌进情绪化的排外，或是在各个方向各种诉求之间裹足不前，像现时一样。
家不是桥或救生艇，而是几代人的生活空间，必然要用较长的视野来看待。短期行为的思考模式，是过往香港过渡性状态下的处境使然，而现在真要想建设自家的时候，就要想怎样才是更长远地建设家的方案了。其涉及的课题很多，例如怎样建立香港足以自立自存的经济体系？奈何这些都不是现在讨论的焦点。现时流行昙花一现的活动、诉求，在媒体上热了一回，在社会上留下什么可持续的东西？这正正与建设“家”背道而驰，只是承袭了过往香港一直的短期行为思考模式。
经历四九以后大半个世纪的发展，香港人已不再视这里为过救生艇，而是以家的角度来看这里，惟这种“家”的观念还有待完善。有待深化的是，要明白家里成员必然存在著差异，需以一种“最大公因数”的进路，而非突显族群矛盾的进路来对待其他成员。
建设家园必然是长线的事情，而非“赢咗场交，输咗个家”。明乎此，思考的时候就应从大局，从长线的角度看，而非只看局部的、短线的事情。当共同接受“家”这个大伞，才有空间理解其他声音在说什么，按捺住当下的怒气怨气，开始沟通。
（刘绍麟，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