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梁天琦母亲的新移民身份、新移民是否香港人、不同版本的香港民族主义，甚至如“云南米线是否地道香港口味”的争议，都在媒体上热了一阵，便很快被其他话题盖过了。这些争论往往被视为本土派倾向较强的人提出来的激进说法，但笔者要说的是，并非持强烈本土派立场者，也必须回应这类课题的。
这些事件均指向如何为香港“划界”的问题，也就是说，怎样才算得上是“纯正”香港？香港的“属性”应当是怎样的？但当我们在此时此地讨论怎样才算得上“纯正”香港时，要先理解这个提问背后的关怀是什么。唯有明白了这个关怀，才能理解事情的发展理路。
这里有两个层次的课题交缠着，第一层是，近十年来香港人身份挣扎，背后到底在关心什么、回应着什么问题。这个课题还是较容易处理的，而较难处理的是第二层问题，即“香港的属性是什么”。篇幅所限，本文只集中讨论现阶段香港身份挣扎的底蕴，及其所带出的两难局面。
这些发生在香港的争议，就像在地球上其他地区一般，本土身份感受到“他者”威胁而作出的反弹。大抵的运作逻辑是，“我群”感受到“他者”的威胁，于是建构一种“纯正”的身份，以此作为基础来抵挡他者的压力。
以伊斯兰与基督教的情况来看便很清楚了。过往的情况是伊斯兰受到西方（美国五六十年代对伊朗的干预）及前苏联（苏联于七八十年代对阿富汗的干预）的挑战，于是寻找一种最纯正的伊斯兰精神，以此为基础界定自己。这类“纯正”的内容，便是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了。
不过原教旨主义一词不是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伊斯兰，而是20世纪初的西方基督教。当时美国的基督教会深感现代化冲击信仰，例如认为现代化的释经方法将圣经解释得支离破碎，势将基督教信仰“沟淡”（冲淡），变成再无多少独特性。美国信徒的回应，是倡议回归最基本、最纯正的信仰，遂列出“五大基要信仰（the Five Fundamentals）”之说，例如是圣经无误、基督身体复活等。神迹就是神迹，天堂是真的天堂，绝无其他诠释的空间，不要将圣经记载的神迹奇事说成是象征意义。
宗教教徒透过这种对经典的阅读，界定何谓“纯正”信仰，深怕任由信仰被“沟淡”，“我群”与别人没有差别，我群便会消失。无论是伊斯兰或美国基督教，自觉受到冲击，都是以寻找“纯正”的自己来确立身份，面对挑战。
“我群将要消失”的根本焦虑
但正如不少学者也提过，此处所谓的“最纯正”信仰，也是一种现代的建构而已。如果要将“最纯正”推到极致，则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教义也被部分神学家质疑是否圣经原本教导，甚至有教派认为，主日崇拜实应在周六（而非周日）才是最忠于圣经教导。因此，“纯正”的内容往往是因应现代处境的建构，是在库存的旧东西里，选择性地拿一些来建构出来的“传统”。这一点对我们讨论香港是大有关系的，因为当我们寻找何谓“纯正香港”的时候，是否也进行着这类选择性的建构？
过往是基督教与伊期兰受现代化挑战，于是回到“最纯正”的信仰，以此来建构自己的身份。在现今的世界，是美国感受到伊斯兰及中国的挑战、欧洲感受到非洲难民及移民的冲击。即使如新加坡这个标榜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年前面对政府打算大量引入移民以补充本地劳动力，也发生强力反弹。这些过往较先进的地区，纷纷感受到来自过往较落后地区的挑战，于是要凝聚本土身份，以此来对抗外力。杜林普（台译川普）的出位言论得到不少响应、右翼思想在欧洲有市场，都与这股浪潮有关。
香港的处境，是感受到崛起的中国正不断压过来，构成巨大威胁。而在2003年以后，这种原本存在于观念上的威胁，化成相当具体的自由行、双非、水货客等问题。过往还是相对抽象的对中国的恐惧，变成“已进到你家里”的威胁──“我群”消失是早晚的事，于是要起来捍卫。
从这个脉胳来看，现在界定谁是香港人，不是政策层次的问题，例如解决人口不足或过剩、解决境内族群矛盾；也不是学术研究、发掘客观真相。寻找“纯正”的根本关怀，是“我群将要消失”的焦虑，是情感、情绪多于摆事实讲政策。
排除“中国元素”的“纯正香港”
怎样捍卫呢？在2005年以降，就是在文化上重建香港身份，于是乎有保护天星、皇后码头，以及集体回忆论述等；近来则街头小食、老旧店舖也纳入香港文化之列。在具体行动上，有反对自由行、反水货客、捍卫粤语及繁体字等，也是往这个方向的行动，这些已不必详述了。
然而，在这过程中必须处理的，便是界定什么才是“纯正”的香港东西，谁才是“纯种”香港人。要先有这“人我之辨”，才能搞清楚要保护什么。这种“寻找纯种”的努力，在伊斯兰及基督教，就是回到“纯正”的教义上去讲，那么怎样的香港才是最“纯正”呢？
如果有一种版本的香港集体回忆，说1970年代的香港人常到国货公司购物、以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为偶像；80年代全港热捧中国女排、电台流行榜冠军歌曲，不乏《我是中国人》、《中华民族》（台湾版是《中华民国颂》）、《勇敢的中国人》、《大号是中华》等歌曲……则虽然这些跟公共屋邨、车仔面一般，都是七八十年代香港人的部分生活经历，但与寻找“纯正”香港的进路相违，相信难容下这类“不纯正”的元素。
渗进了中国东西便会“沟淡”香港，是以笔者还未遇过一种集体回忆论述，是讲上述中国元素的。所以问“为什么集体回忆不包括中国女排和张明敏的歌曲”是问错问题，因为论述的背后是建立一种我群的身份，以顶着中国的“沟淡”，不是要客观地反映60至80年代香港人生活的各个面向。
按上述发展逻辑，在寻找“最纯正”的路上，自由行、双非、单程证人士等自然会受到冲击；连支持普世价值、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社运人也受到攻击，因他们帮助包括新移民在内的弱势社群，包容了“不纯正”元素，助长了“沟淡”香港。
一个有趣的发展是，近来连云南米线也被视为“不纯种”的香港东西而受到挑战。提出这项不是开玩笑，而是云南米线所引伸出来的问题，就像梁天琦母亲及其他本土派领袖的出身一般，如果将界线划得很窄的话，则香港很多东西势必被视为不“纯种”，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同倒掉，首当其冲的将是上海汤面（源自上海）及艇仔粥（源自广州）了。
香港将要消失的焦虑，促使港人寻找“纯正香港”，但如果将界线定得太紧，真要算清的话，类似的尴尬情况将会不断出现。
界线松紧的两难局面
如果将界线划得宽松可不可以呢？当传媒发现梁天琦的母亲是新移民后，便有意见认为可用其他方式来界定香港人。最近宣示独立是可考虑方案的新兴政团，也认为不必以血统界定，而是以某种价值、某种文化、生活经验、公民身份等作为香港身份的基础。唯如果从现今身份危机的根本关怀──我群消失的焦虑──的进路来看，是不能往宽松的方向发展的。
其实香港政府一直在讲一种较宽松的香港界定，是以在政府宣传片里总会出现印巴籍人士、华人、貌似操其他口音的华人、西方人等等。政府的处理手法，以笔者阅读，是期望建立一种各族和谐的论述，这是寻找最大公因数的进路。但明显地，如果这个进路被接受，便没那么多争议了。正因为此处划界的原意，说白了就是要排走中国的元素，再追溯上去便是回应中国压过来所产生的身份危机，寻找最大公因数的进路是与此背道而驰的。
以认同某些香港价值、生活习惯、粤语等作为基础，正面对同样困难。首先，由哪个机构、哪个群体来定夺这些内容？这已经是非常困难的课题了。而要订定这些内容时，也面对上述的情况：如果订得很空泛，则失去划界的意义，订得很紧，则很多香港人也不及格。例如说是否拥护所谓的核心价值，如民主、人权、自由、廉洁等等，项目可以列出一大堆，惟不少内地人就是爱这些东西才来香港的，要表这个态又有何难？既然现在划界的根本期望是以“纯正”抵挡外人，那么随便哪一个口说认同、签个字便能成为香港人，则划界便失去意义了。
但如果订得相当紧呢？例如将公德心、守规则、广东话、香港俗民生活等也列入其中，或是要求能展现各种核心价值的外显行为，也面对很大困难。最简单就是很多香港人也可能不达标，于是又会出现大量尴尬情况了。
现在香港的处境是，面对中国压力，感到要确立一种清楚的“人我之辨”，要界定“纯正香港”，但当具体进行的时候，便发现原来很多人也不完全“纯种”。现时公众的讨论，就在界线松紧这两端之间左摇右摆。
如果思考停留在这个两难局面之上，则结论是悲观的。但要怎样提出另一种视角，就相当困难了。正如文首所说，本文只处理第一层的问题，即现阶段香港身份挣扎的根本关怀，至于香港的属性是怎样，只能留待之后另辟专文再论。
（刘绍麟，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