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笔之时是一年前占领清场之日，在此整理一下从上年至今的一些想法，算是对这次事件的一些个人总结吧。第一点回望，就是中国政府对香港社运所构成的限制，这个限制不只客观地存在，而且是参与各方都在相当大程度上，情愿或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限制、在这个限制下寻找自己的空间。第二点回望，是2003年以来的社运，大抵是以“解构”作为主导思想，发展至今应要反省这种思想的局限了。
有论者曾言，占领期间何以建制派不高调站出来支持政府？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支持了政府，就是抹黑了自己，这样做很不化算；但更根本的考虑是，香港不是利比亚，建制派不必担心反对派的行动会使香港政权不稳，因这种事发生之前解放军一定出手，而香港的反对派一定不是解放军的对手。既然没有这个担心，建制派就不需进行相应强度的动员以顶着反对派了，香港街头便不会出现两派群众相遇，大规模对峙的情况。
在中国制约下进行的占领运动
中国政府构成的制约，也影响了香港政府及占领者的行为。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在背后支持，从香港政府的角度看，真会担心支持者不断增加的运动，是有可能使政府下台的，政府要认真思考应否及早出手镇压，将危机扑灭于萌芽状态。但香港政府没这个担心，可以用拖字诀，这是从中国“借来的资源”使然。从占领者的角度看也是把这个中国因素考虑进去的，不少参与者只因不满政改、不满警方发射催泪弹而站在支持占领的一边，没想过中国因素什么的。笔者接触的占领参与者中，没有人想过武装夺权，连向这个方向的思考也没有，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想也不用想。既然大家心底里是存在着这一条底线，事件升温的空间便相当有限了。
整个事件，是在中国的制约下进行，有中国政府在，港府有本钱拖下去；也是因为有中国政府在，占领者只要不是昏了头脑，也不会认为升级行动是好方案。虽然是一个对中国政府及香港政府不满的运动，但占领者也是接受（或明白难以与之抗衡）中国政府的制约，经计算而作出行动。其实何只是各方参与者，即使没有直接参与的围观群众，对事件有影响力的人物如大学校长，也是充分计算中国因素在内，然后选取行动方案。我不是说这是好还是不好，只是说这是香港的处境。
这样说来，从中国政府角度看应该是很放心才是，因为参与事件的各方，即使是反对派，也没打算挑战这个根本的权力关系，也是在接受这个权力关系之下，来寻求自身行动的空间。从这个角度看，可能让一些朋友觉得气馁，似乎中国制约是个挥之不去的因素。笔者的看法是，没办法的，除非是将香港搬到澳洲南部，中国制约才显得相对没那么重要。即使香港独立了，中国所构成的制约仍会以其他方式出现。但这不必然是使人气馁的局面，因为香港的路，即使在殖民地年代，也是在中国制约之下走开来的。
回归前的港英管治是另一个大课题，当另辟专文讨论，简单说就是回归前的港英管治，也有计算大陆这个巨大因素，在计算大陆这个巨大因素之后，再来调整对港施政。例如担心在港华人与内地过从甚密，影响香港管治，使得19世纪的港英政府不愿让华人参与管治；因应大陆可能出现的干预、禁运、敌意行为，是20世纪50年代几项重大施政的主要考虑（如兴建公屋、建水塘等）；预期香港前途问题要提上议程，于是在70年代改善在港施政等。凡此种种，说明港英年代，在计划香港内部管治之时，也将中国可能对港的影响计算在内。港英政府厉害之处，是明白到中国因素之存在，并尽量在这个条件下把游戏变得对己方有利。思考香港政治的时候，无论是赞成本土与融合、民主不民主，也要明白中国因素是不能忽略，要正面面对的。唯其这样，才能较积极地思考未来香港的路向。
以解构主导的社运难走下去
第二点回望是关于香港社运的意识形态问题，就是说，以解构为主导的社运，可以怎样走下去。
2003年以后，民主党、民协等老泛民失去主导论述的能力，新一代社运人具后现代主义倾向，以“解构”来面对中国及香港政府的宰制。后现代是对现代的反动，看到了现代性的种种不是，科层组织对人的压迫，民族国家满口谎言，连声称对抗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只是另一个压迫故事。后现代的回应策略，却不是像共产主义般建立另一个组织来对抗现制度，而是彻底质疑一切大论述，追求根本的解放。简单说就是质疑所谓真实而恒久的东西，认为都只是有利益牵涉在内的人所建构出来。宗教、国家、民族这些概念，是一部分人建构出来对其他人进行宰制，没有真相，只有一层又一层建构出来的论述。在这思想氛围之下，自然就会质问为什么要服从上级？再来就是何以要听政府的话、要跟从警察的指令？何以说我是中国人不是香港人？何以民主党支联会提出的斗争策略最好？何以我要跟从大台指示？
为什么是以后现代来对抗内地，原因很多，例如后现代是现今世界思想的一股大潮流，例如是香港社会发展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在这种社会环境长大的人，自难以再接受传统的那套思想价值。这里不是要分析原因，所以不详说了。要讲的是，这十年来的香港社运，是以解构为思想武装来面对中国及香港国家机器。以这个进路来推动的社运，中国现代化、民族主义中国梦、香港政府的发展大计等，全都被划上一个又一个的巨大问号。但顺着这个逻辑，将解构进行下去，连社运本身也难免于被解构之列。一路走来，老泛民早被解构掉了，占中三子被解构了，再来就是双学、占领现场的大台，也被解构掉。现在就是连最激进的社运组织也被围剿，每天在社交网络看到的，就是各个派别在互揭疮疤。没办法的，大家再不会跟从权威领袖的大旗，而是各自树起很多面小旗，各小旗又被爱解构的跟从者不断挑战。
对中国的立场、对组织机制的立场
但怎样以解构来进行建构？这句话本身就在逻辑上讲不通，既是解构，怎会打算建构？一个极端的思想实验是，既然不满意中国政府香港政府，那么是否要将香港打造成新而独立的国家？又不见得是这样。我不是说在年中的蚝涌制炸弹案中，激进社运人士纷纷与之划清界线，而是说，如果真走上独立之路，按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逻辑，就是要建设一种有纲领、下级服从上级的紧密组织。但要使数以十万、百万计的人向着同一方向以相同步伐前进，这种运作模式必然与后现代思想背道而驰。既然不能接受“被领导”，连支联会、民主党那种要求服从权威的组织型态都觉得难以接受，则自己组织成立民族国家就更无从说起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解构为主导的运动，口头上说得激烈，行动上构成了一些影响，但实际上难以对现制度构成根本性的挑战。
我想这个就是今天香港不少人的纳闷：不愿意接受中国政府，最好是越远越好连接触沟通也不要，但又明白难以完全排拒其影响，实际行动时也会将中国影响计算在内；另方面是很希望为香港做点事、让香港更好，但又不愿意跟从别人的旗帜，总觉得没理由要放弃我的想法，“含泪”接受其他人的领导。这样又不是，那样又不是，卡在当中动弹不得。笔者认为，要在思想上要对这两个问题──对中国的立场、对组织机制的立场──理出了头绪，才能再谈之后的发展建设。
（刘绍麟，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