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位意识”、“香港本土”等问题，是近十多年社运的关键概念。检讨这十多年来的社运，应从检讨这概念开始。笔者认为应以“香港本位”取代“香港本土”，以开拓香港社会内部谅解与对话的空间。“香港本位”的想法还是初步，且篇幅有限，现只提出框架，还有不少未说清、太简化之处，容后再深化。
先来个思想实验。
A君热爱香港，但认为讲武力香港无论如何不是大陆对手，勉强硬来只会输得更惨，香港只有谈判一途，他是出卖香港吗？
B君热爱香港，但因为这边生活水平高，于是到内地买楼养老，他是不爱香港吗？
C君热爱香港，但认为即使把内地看成敌人，也需要加强对其认识，所以鼓励人多看现在中国变成怎样，他是否搞国民教育洗脑？
D君五岁时从内地来港，现行年廿八，视香港为家，但仍怀念内地家乡、珍惜与内地亲人的关系。他是根正苗红香港人吗？
E夫妇自觉爱香港，女的认为爱香港最好的行动，就是帮助新手父母们教好小朋友，由家庭基建开始；男的认为写香港史、写书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生活，就是切切实实建设香港。这是维稳家庭吗？
上述都真实人物，部分是笔者直接认识的，E夫妇就是我家。在今天的香港，特别是大半年前的紧张气氛下，这些人也有可能被质疑“不爱香港”甚至“出卖香港”的。以笔者为例，我的看法是与内地硬碰的话香港必吃大亏，思考长线建设才是自救之道。我这样的立场、我这个人，恐怕已被一些人视为叛徒、维稳。我被打成什么无足挂齿，问题是在这里七百多万人中，还会有多少万人被视为叛徒？这样的处理是使香港更凝聚还是更分裂？更有利建设香港还是更不利？
就着这个问题，笔者想起1980年代政坛教父钟士元。在香港前途问题初提上议程时，社会大抵都不希望被中国“收返”，一位反对“收返”的代表人物，便是时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钟士元。他要求英国不要将香港交回大陆，甚至英国派来前首相当说客，也被他驳得灰头土脸，拂袖而去。因着这个立场，他亦惹来中国政府不满，邓小平直指他为“殖民地孤臣孽子”。另一边厢，钟又推动成立现在的科技大学，期望培训科技人材，支持更高阶的工业化。如果事情停在这里，今天本土倾向较强的朋友应会视钟为英雄，但之后的发展是，他回归前接受内地邀请，在炮声隆隆的后过渡期参与内地的“另起炉灶”。
民主党在部分人眼中的评价也经历类似转变。在争取八八直选、参与九一直选的路上，一直在民主运动最前线。大转折是2010年到中联办会谈，并支持2012年的政改方案，之后便被不少人视为出卖香港。另一个例子是冯俭基，后过渡期中英闹翻，冯俭基认为要对中国内地“又倾又砌”，愿意参与“另起炉灶”，其他泛民不这样看，这段期间他直被视为民主派叛徒。再另一个例子是田北俊，一路走来是建制派，参与反对彭定康政改及支持2012年的政改（如果认为这些是“罪行”的话），但近来对特首的不满溢于言表，于是又成为被追捧对像。
对内地越骂得凶，就是够本土？
上述的讨论可以看到香港政治文化的一个有趣局面：本土与否，不是看你为香港社会做过什么，而是看对内地的立场，对内地越骂得凶，就是够本土；一旦展示妥协，或尝试理解内地的情况，或是提出暂将注意力放在内部建设，也可能被视为不爱香港、服从了维稳策略。此正是笔者之前谈过，在现在的气氛下，“本土”是由“非大陆”来界定。
这种心态如何产生，非本文要处理，但这种对本土的理解是影响深远的。本土与否，从提问开始已是难以界定，而且是一条随着内地论述而游移的界线，谁才本土是非常“海鲜价”的事。而更大的问题是，“谁才本土”的辩论是一种排他性（exclusive）的思考模式，并非寻找社会上的最大公因数，尝试建立一个跨越不同世代、不同界别也能接受的香港身份。
笔者认为应以“香港本位”作切入，要问的是“香港本位”还是“中国本位”。香港本位的人很多，但对于如何与中国相处，以至对香港社会应往哪里走，就有不同看法，但即使看法不同，他们也是在香港本位的大伞之下，提出自己对香港好的看法。
可先看“中国本位”是什么。孙中山先生便是典型中国本位人物，他曾在港求学生活，亦明言在香港的经历促成他思想形成，香港在他而言是影响内地的基地、活动中途站，吸收西方资讯的宝库，但中国才是他心之所系，投注毕生精力的家乡。又如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便是一个回应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的事件，属中国本位事件。中国本位思想到一九四九年以后仍然存在，例如战后在港开设具左派背景的达德学院，便是以支援中共建政而设；即如新亚书院，初期的理念仍是以大中华为念。钱穆在《新亚遗铎》就曾透露，重点是重建中国文化，办新亚初期曾认为书院在香港与台湾没大分别。在这种思考构式之下，香港是过渡，是中途站，香港本身不是目标，中国才最重要。
“香港本位”思考者，不会再以香港为踏脚石、为手段、为附庸，而是以香港本身作为目标。香港本位思考模式如何产生，不在此以交代，跳到结论就是说，到钟士元这一代华人领袖，已是很清楚的香港本位。他初期认为中国收回主权不是香港的利益，但当收回已成不可逆转，他期望进入建制，尝试带来好影响。司徒华早年的中国情怀很重，然而经历香港社会的本土化，到1970年代以后，虽然中国情怀不减，但他也出现明显的香港本位倾向。至于八十后社运动、今天的本土派，其香港本位立场就更不用说了。
寻找对话与合一的基础
然而，即使同为香港本位，也存在着何谓对香港好的不同理解。有人认为不能对内地恭顺，一步不让；有人认为香港一定斗不过大陆，只能与她和平共处；有人视内地如同陌路，有人视之为亲戚；有人认为可利用内地解决香港的问题，策略性地与之合作才是香港的利益，有人认为一滴水也不应向大陆买。对内方面，有人认为应鼓励生产、经济建设先行，有人认为照顾有需要人士更为重要。人总是不同的，这再正常不过，但在“香港本位”这个大伞下，看着对方虽然不同，但都是带着对香港好的共同愿望，应有对话基础。
对话谈什么？就是具体地探讨一连串根本大政。例如说，要与中国越远越好，那请问怎样解决香港的各种生存问题？要接近中国以争取好处，那便要回答怎样处理各种负面影响？有人认为要搞大有为政府，那么如何处理政府失效的问题？有人认为要自由市场，那么市场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如何处理？甚至如思考香港人应有何质素、文化政策往哪里走，这些都是亟需探讨，而很长时间放下了没有细想的。香港现最需要的，是各个阶层、不同界别、不同世代，就着这类根本大政来个全民大讨论，而对话的基础，就是大家都香港本位。
少谈“主义”，多谈“问题”
虽说香港本位，但仍需有中国视野，因中国是个巨大而真实的存在，必须思考一种能与之和平共存，又互惠互利的方案。合理的处理方法，是与内地共同探索双方利益重叠之处，及互助互补的空间。笔者不担心香港本位的提法会引起港独什么的联想，因为上海人也是上海本位，深圳人也是深圳本位的。
希望香港好的人应该有不少，如果这些人总在窝里斗，天天争论谁才是根正苗红香港人，这只会产生一个父子也沟通不来、同枱吃饭的朋友也沟通不来的世界。与其你一句左胶我一句港独的终日吵闹，不如探讨在现实限制及机遇下，有什么可行方案建设香港。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在“香港本位”的基础上，开出对话与合一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