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完成文革50周年专题的过程中，编辑查阅大量史料。在其中她感到那套话语系统和思维模式，今天仍然无形地影响着每个人。
读文革旧报，仿佛经历一场时间旅行。时间的指针拨到1966年5月16日，继而，十年在指尖迅速流逝。
荒诞离奇，超过刘慈欣；剧情反转，远胜东野圭吾。
八零、九零后出生的一代，也许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曾经分不清“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区别，也说不出“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的定义。中学的时候，我读不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觉得那就是本小黄书。
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文革，来自中学八年级下册的历史教科书上的寥寥三四页。两个小标题“动乱和灾难”，“粉碎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把这十年一刀切成了混乱无序和皆大欢喜的两个世界。
然而文化大革命混乱无序吗？分析红卫兵的发展历程时，我在《人民日报》头版上，追踪发现它一步步铺开的精准时间线。
1967年“一月革命”，上海政府的领导权率先被推翻，之后几乎每月，都有省市或自治区发生“夺权”，短短两年内，“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是一场针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无数市长、市委书记被揪斗。
同年“八一八”，红卫兵们在天安门前欢呼毛主席的第一次接见，开启血腥“红八月”，北京数不清的中学、大学老师被批斗、杀害，手段之残忍令人震惊。知识分子，成为文革的第二批牺牲品。
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头版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呼吁青年上山下乡，事实上终止了造反运动。这批下乡青年，恰是已荒废了一年学业参与批斗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由于插队务农，他们更错失了受教育的黄金时期。
每一个决定、每一篇文章，都是一个群体命运的判决书。而这每一个决定、每一篇文章背后，领袖身影若隐若现。
文革结束的皆大欢喜吗？我看到文革中被判定为“现行反革命”的江西女青年李九莲，未获平反，却因继续发布言论“恶毒攻击华主席”而被判处死刑。我看到对毛主席的崇拜尚未降温，歌颂华主席的新浪潮又裹挟起相似的狂热。
钱理群先生在《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中写道，他站在远远的山丘上，看到人们欢呼“打倒四人帮”的决定，却觉得心里空荡。他说，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
言下之意，文革也在以文革的方式继续。今天看到的种种荒诞，如人民大会堂红歌会、新婚夜抄党章，似乎都能捕捉到50年前的几缕未散阴魂。
历史材料是引子，它们触发我的感官，了解过去，也重新认识当下的中国和这个国度里 成长的自己。回想小学作业本里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中学运动会上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才发现这些习以为常的表述都有同一个出处，《毛主席语录》。这本在文革中被称为“红宝书”的奇特出版物，在文革前后十几年中出版了50多种文字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达50余亿册。
文革的文化产物这样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却浑然不觉。
最让人惊惧的，还不是话语形态的僵硬，而是相伴而来的思维固化。文革中的红卫兵是一个丧失思辨能力的群体，偏执和武力造成的后果有目共睹。而今天，遇到分歧不诉诸理性，而先分派别、贴标签再打架，仍是常态。思辨能力的缺乏，似乎是一般人的通病。
这是否该归咎于刻意模糊那段历史，以至于反思和进步来得如此迟缓、无处可察？
旧报和书籍展现在我眼前的文革是一块原野，种着无数的向日葵，而向日葵高大的叶片下，藏着鲜红的罂粟。没有一株向日葵单独有罪，但它们在太阳的指引下，向大地投下整齐一致的阴影。阴影下罪恶丛生。
文革五十周年之际，需要回顾和反思的不仅是文革亲历者，还有仍在校园或刚踏入社会的我们。因为即使在后文革时代，在这片大地上出生的每一个人，仍然和文革血脉相连。
不如，尝试至少去读一本关于文革的学术专著，无论是麦克法夸尔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还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再读一些纪实作品，如韦君宜的《思痛录》，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
最后再去读一遍年少时读不懂的《黄金时代》，你会发现，在拒绝集体反思的时代里，独立的思想在满是向日葵和罂粟的原野里顽强生长着，如烧不尽的野草，终将覆盖荒原。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