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台湾零时政府年会（g0v Summit 2016）会场里，突然出现一阵骚动。
大批随扈围着一名官员，为他开路。随后会议厅门一开，现场掌声热烈响起。他是刚卸任的前行政院长张善政，这位来自网路巨头 google 的行政院长，自加入政府工作起，就是推动公部门开放资料的要角。半小时后，他在演讲尾声，对于新政府推动资讯科技的力道表达忧虑。媒体随即引用他的话，讨论未来公民科技的延续性。
政府和开源社群能建立共识、相互合作，看在当天许多与会的外国参与者眼里，是极其珍贵的事。
“台湾最令人惊讶的一项特色，就是有这么多政治人物及公务员愿意尝试公民科技。”任职于纽约大学、著名的网路科技时代思想家 Clay Shirky，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一语道破。
非民主体制难回应公民科技社群
Vincent 来自香港，3年前，他与几位工程师朋友，在参考美国Code for America（CFA）与台湾零时政府（g0v）等公民科技社群后，也成立了Code for Hong Kong（Code4HK）。几个社会新鲜人，就在大学里找了间教室，办自己的黑客松。规模虽小，但他们有梦。他们期待跟 g0v 一样，建立公民科技社群、开发工具改变社会。
与 g0v 在社会运动中知名度飙涨相同，Code4HK 积极参与香港雨伞革命，自 g0v 移入协作平台 Hackfoldr，即时汇整现场资讯，一时获得媒体关注。然而，这场运动却也浇熄了他们的理想及热情。
“觉得做了那么多，可是都没有用，”Vincent 的无力感来自于香港政府的依然故我。他表示，社群来来去去都是这些人，奋斗了1年多，大家其实都累了。看着即使连黄之锋那样的意见领袖，都无法真正撼动香港政府，更加质疑自己所能做的改变。“就算我做个视觉化引发舆论、抨击政府，那又如何？媒体整天在骂，也不差我一个啊！”雨伞运动后，社群成员便回到生活，经营自己的事业。
不只是香港，中国的公民科技社群，甚至在力求维稳的政治环境下，连成形都有困难。
近年谈起中国的开放数据运动，总能听到“高丰”这名字。身为英国开放知识基金会大使、少数在中国为推广开放数据努力的人，被问起中国能否有类似 CFA 或 g0v 的社群，他的回答却十分实际：
“中国的政治体系没有公民科技可以发挥之处。”
高丰认为，若像 g0v 一样在外部监督、协力，总是会先踢到“非民主体系”这块铁板。政府的疑虑让行动者担心被刁难，做了也没有实质成果。再加上中国公民科技的基础建设不足，使得多数关心公共议题者倾向“选择一个舒服的地方高谈阔论”，键盘党的心态难以真正形成具实践力的社群。
倘若依循 CFA 模式，即帮政府媒合公民科技人才、直接进入政府，则会遇到无法给出业界水平薪资以及官僚化的问题。高丰表示，中国政府单位普遍的心态是“不做不错”。倘若积极作为，反而凸显了其他部门的不作为，间接造成部门间彼此比较、抨击。因此，倘若外部人力没有一定行政级别，也无法改变什么。
非民主体制无法回应公民科技社群的行动，或许不令人意外。但即便是民主国家，也不见得愿意张开手拥抱公民科技。
要拥有一个“一直都在”的公民黑客社群，同样不是简单的事。这关乎台湾与世界同步的数位基础建设、活跃的开源社群。但更令中、港所羡慕的，或许是社群那份“不为私利”的精神，与“直面问题”的实践文化。
来自法国的 Charlotte Richard 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谈起自己国家的政治，忍不住叹了口气。“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或许在台湾这类年轻的民主国家，推广公民科技会比我们这种‘老民主’容易些。”
Charlotte 看见政治及媒体是唯二尚未脱离由上而下（top-down）决策的场域，同时对年轻世代的低政治参与度感到忧虑。这使她决定成立voxe.org，利用协作方式建造政策比较平台、开发公民参与政策的工具。
但她表示，即便voxe.org已经成为国际化平台，无论是传统媒体或是政治人物，对voxe.org的询问或合作请求，态度总是消极。Charlotte 无奈地举例，他们的志工去信请候选人确认网路上的资讯是否有误，通常毫无回音。然而，一旦资料以统整过的形式公布，并被大量浏览、引用时，这些政治人物才会开始嚷嚷、对他们施压。Charlotte 表示，即便法国看似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造就了一个有意识的公民社会，“政治人物与其他国家一样，他们就是不做事。”
相较之下，台湾公私协力的程度及成果，是最令这群国际公民黑客们赞赏之处。Clay Shirky 表示，没有一个跟台湾同样规模的国家，在公民科技的进程上走得像台湾这么远。他认为，社群参与者当然扮演重要角色，但能拥有这样的成就，政府方也必须有人愿意聆听社群需求、配合行动。
然而，政府对于公民科技的善意从来不是一蹴而就。g0v 在公民科技领域上的长期耕耘及实际产出，是社群得以被看见的关键。“我们就在这，政府要怎么用我们，那是他们的功课。”g0v 共同发起人瞿筱葳这么说。
要拥有一个“一直都在”的公民黑客社群，同样不是简单的事。这关乎台湾与世界同步的数位基础建设、活跃的开源社群。但更令中、港所羡慕的，或许是社群那份“不为私利”的精神，与“直面问题”的实践文化。
Vincent 表示，到后期 Code4HK 之所以感到无力，是因为无论是软体开发、办活动、与官员谈判、媒体报导，统统得自己来。他坦承，社群规模无法扩大，社群参与者责无旁贷，然而香港社会对于职涯的狭仄想像，也影响着香港公民科技社群的发展。
“大家谈香港的公民觉醒，但在我看来，并非每个人都如此。”Vincent 观察身边的人，即便普遍讨厌政府，但从未足以让集体行动、造就改变。他认为，台湾人有抗争历史，习惯为自己争取权利。但在香港，人生的路是一条固定公式：找个工作、买房子、结婚生子、安定下来。“无论个人有没有觉醒，很多人最后还是回到那条路，回到他们实际的考量里。”
Vincent 表示，在香港，如果你是好人才，就被预设进入金融业，然后循着上述公式努力过生活。生活的小确幸，不会是约出来喝咖啡，花两三个小时谈些“有的没的”（天马行空地聊天）。但在他看来，这正是公民科技社群的创意来源。Vincent 苦笑地说，香港的比较氛围很强烈，“你看旁边同学已经生子、在银行过得很好，会想说你自己还在做什么？”
选民才能向政府施压 非社群
公共与个人利益两方的角力，在中国似乎更为悬殊。高丰表示，中国目前推崇“双创”（创新、创业），商业性黑客松其实不少。也因此，若能针对某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时，第一个想到的往往是转化为商业模式，不像 g0v 社群往往是对现状的不满或是纯粹想为社会尽点力。也因为“开源”在中国仍属于小众的话题，媒体、政府或企业对于“开放”的定义皆不同。高丰举例，贵阳、武汉甚至成立了“大数据交易所”，让他听了哭笑不得。
除了社会趋势及氛围外，高丰认为，要成功聚集一个公民科技社群，重点在于如何找到能鼓励人投入的议题。同时，第一个专案要如何开展、包装，同时延续参与的动能，更是重点。高丰认为，即使 g0v 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公民科技社群，它其实是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号召群众。然而，对于一般技术社群而言，这并非他们所擅长的事，需要多方人力来共同协作。这是 g0v 的关键，也是中国社群目前缺乏的条件。
美国讲者 Collin Megill 在受访时比较了台湾与美国的数位政治（digital democracy）发展。他认为 美国虽自诩为民主典范，也有 CFA 或 18F 等公民科技组织的努力，民众却普遍认为一切已然制度化，缺乏参与政府事务的动机。因此，公民科技的影响力难以上达至国家层级。但相对地在台湾，由他开发的“Pol.is群众决策工具”已经被政府用于“vTaiwan”网站。这是一个线上法规讨论平台，目前民众已讨论过台湾应不应该开放 Uber 与 Airbnb 等议题。
g0v 能达到今日规模，看在 Clay Shirky 的眼里，关键在于两个特质：第一是创造了一个欢迎所有人参与的气氛与环境；第二，则是帮助新手藉由实际参与，理解社群文化的价值及原则，从而内化其中。而要拥有这些特质，Clay 认为，即便是像 g0v 这样强调去中心化的社群，仍仰赖高度参与者有意识地营造并维系。
Clay 进一步指出，社群成员参与程度不一其实不是问题，相反地，这样才能让社群得以正常运作。他以维基百科社群为例分析，正是因为有核心、高度参与者的贡献（每日编辑数十、数百篇文章），才能吸引更多人没有压力地参与，并补足他们的不足（每日编辑一篇）。倘若强制规定或在意每个参与者的贡献额度，反而无法成功。
然而，即便公民科技社群蓬勃发展，Clay 表示，“在民主社会里，向政府施压的是选民，而非社群。”社群的功能无法无限扩大，它真正能做的，是指出“未来与现在之间的落差”，并以此引发大众关注。如果选民不在意，政客仍旧不为所动。Clay 认为，这是社群最需认清、也最需突破的限制。
从国际案例也可发现，不愿配合的政府不必然阻断公民科技的出路。相反地，它也造就了各地社群的不同样态。Vincent 在经过雨伞革命后，不再怀抱与政府合作的梦想。如今，他将目标放在做一些基础建设上，对他而言，虽然无法大幅度的改变政治，但这些事实际的多。
高丰则试图在商业与公民科技之间，找到一种折衷的混种（hybrid）形式。他推动的“SODA”竞赛，今年以“城市交通”为主题，参赛队伍若进入复赛，即可获得交通管理部门及相关企业提供的完整数据，以改善交通及市民出游品质为目标，开发应用程式或其他解决方案。获奖者则可以接受专家辅导，与创投及相关企业对接。
在这样的模式下，既可以促使公部门释放部分公开资料，达成政府推广数据应用、产业转化的目标，同时满足科技社群希望以资料发展商业的动机。高丰期待，当双方桥梁搭好后，能慢慢形成合作社群，之后才有可能再发展出更多不必然与商业相关的专案。倘若成果有能见度及影响力，政绩会再回到政府身上，造成政府进一步开放资料的动机。
SODA
“在中国推这个，终究要回到政治的效益及（政府）维稳的考量。”也因此，高丰指出，必须要有相应可实验的环境，例如可能是个闭门的黑客松或是非开放的专案。如果完全公开，难以预测会发生什么事情。而在这个初期时段，一旦走错，将来所有可能性就不见了。
与其他以（波兰）全国为目标推动公民科技的社群不同，Kartarzyna的团队选择以“城市”作为实践场域，因为“这让民众觉得开放资料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一旦获得民意，公民科技社群便能以更弹性的方式与政府合作。
投政府所好，也是波兰的 Kartarzyna Mikolajczyk 成功促成市政府与公民团体协力推动开放资料的策略。与其他以全国为目标推动公民科技的社群不同，Kartarzyna 的团队选择以“城市”作为实践场域，因为“这让民众觉得开放资料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
具备行销背景的她，藉由分析开放资料，凸显每个城市的特色，例如以政府支出呈现某城市如何重视社会福利。同时，也因为有时必须从公民组织取得资料、由政府整理，在合作过程中，反而让双方打破对立的僵局。Kartarzyna 表示，每个市政府都希望成功，倘若开放资料能带给他们些奖励或名声，就更容易推动。同时，也让民众更了解市政的运作。
一旦获得民意，公民科技社群便能以更弹性的方式与政府合作。来自西班牙的 Miguel Arana Catania 与 Yago Bermejo Abati，目前都投身于马德里议会的公民参与计划。Yago 先前参与的 Podemos 党，被视为西班牙的“时代力量”，他们采用数位工具，达成大规模的集体决议，并在大选中拿下席次。Miguel 目前则任职于市议会，规划开放民主平台及app。这样看似成功的范例，他们却表示，自己必须时常与掌权者吵架。
“我们做的事情通常是从掌权者上拿走权力，交给人民。要说服他们接受，并不容易。”然而，Yago 强调，他们不仅仅是策略服务的提供者，为坚持理念，他们必须去争。倘若争不到，也不会委屈求全。Yago 说政治不是足球赛，不来忠诚这一套，当他们发现有其他组织比原来参与的政党更有发挥空间时，他们便会离开。坚持自己的理念及程序，才是他们的忠诚。
持续产出 伟大专案的推手
然而，无论在政府与人民间扮演何种角色，各国公民科技社群关注的，还是自己能改变什么，以及如何持续下去。检视今年高峰会议程，可发现议题的趋势已经由上届的初步跨界实验及想法，进一步讨论跨界后的成效评估以及延续的问题，这也是近年公民科技圈积极讨论的议题。
时常与外国社群往来的 g0v 参与者高嘉良表示，目前只能针对专案性质作初步分类，订定不同专案的评估标准。但多数专案仍只是以触及人数、参与者之外、点阅率等量化来评估成效。对许多 g0v 参与者而言，零时政府专案仅是运用零碎时间而参与的专案，是否必须进一步评估专案成果，内部也有不同声音。
对此，Miguel 提出德国有个“happy loser”的概念。他指出，对于倡议者而言，即便在某议题上暂时无法获得民心，但换个角度上，却也成功将话题带入公共领域，引起大家关注。也许未来，民意也会来到你这。无论如何，当你已经在路上，就应该为此感到开心。
Clay 则认为，评量公民科技社群是否成功，只需要看这个社群是否持续有产出，而不是从产出的成败来衡量。他表示，每当他在评估纽约大学的软体专案时，总是先看他们的信件来往，倘若没有讨论、争辩，“这个专案就是死的，连成果都不用看。”
事实上，许多伟大的专案都来自于一些不起眼的尝试。他再次举维基百科为例，描述 Larry Sanger 发信向大家介绍维基百科时说的话；信中并没有宣称，这将会是个世界级的百科全书，他只说“Humor me. Try it. It’s gonna take you all of ten minutes.”
“而后来的参与规模，我们都看见了。”Clay 说，这就是最公允的标准，全球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