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和外国的开源运动者,为什么羡慕台湾?

政府和开源社群能建立共识、相互合作,是极其珍贵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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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的台湾零时政府年会(g0v Summit 2016)会场里,突然出现一阵骚动。

大批随扈围着一名官员,为他开路。随后会议厅门一开,现场掌声热烈响起。他是刚卸任的前行政院长张善政,这位来自网路巨头 google 的行政院长,自加入政府工作起,就是推动公部门开放资料的要角。半小时后,他在演讲尾声,对于新政府推动资讯科技的力道表达忧虑。媒体随即引用他的话,讨论未来公民科技的延续性。

政府和开源社群能建立共识、相互合作,看在当天许多与会的外国参与者眼里,是极其珍贵的事。

“台湾最令人惊讶的一项特色,就是有这么多政治人物及公务员愿意尝试公民科技。”任职于纽约大学、著名的网路科技时代思想家 Clay Shirky,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一语道破。

非民主体制难回应公民科技社群

Vincent 来自香港,3年前,他与几位工程师朋友,在参考美国Code for America(CFA)与台湾零时政府(g0v)等公民科技社群后,也成立了Code for Hong Kong(Code4HK)。几个社会新鲜人,就在大学里找了间教室,办自己的黑客松。规模虽小,但他们有梦。他们期待跟 g0v 一样,建立公民科技社群、开发工具改变社会。

与 g0v 在社会运动中知名度飙涨相同,Code4HK 积极参与香港雨伞革命,自 g0v 移入协作平台 Hackfoldr,即时汇整现场资讯,一时获得媒体关注。然而,这场运动却也浇熄了他们的理想及热情。

“觉得做了那么多,可是都没有用,”Vincent 的无力感来自于香港政府的依然故我。他表示,社群来来去去都是这些人,奋斗了1年多,大家其实都累了。看着即使连黄之锋那样的意见领袖,都无法真正撼动香港政府,更加质疑自己所能做的改变。“就算我做个视觉化引发舆论、抨击政府,那又如何?媒体整天在骂,也不差我一个啊!”雨伞运动后,社群成员便回到生活,经营自己的事业。

不只是香港,中国的公民科技社群,甚至在力求维稳的政治环境下,连成形都有困难。

近年谈起中国的开放数据运动,总能听到“高丰”这名字。身为英国开放知识基金会大使、少数在中国为推广开放数据努力的人,被问起中国能否有类似 CFA 或 g0v 的社群,他的回答却十分实际:

“中国的政治体系没有公民科技可以发挥之处。”

高丰认为,若像 g0v 一样在外部监督、协力,总是会先踢到“非民主体系”这块铁板。政府的疑虑让行动者担心被刁难,做了也没有实质成果。再加上中国公民科技的基础建设不足,使得多数关心公共议题者倾向“选择一个舒服的地方高谈阔论”,键盘党的心态难以真正形成具实践力的社群。

倘若依循 CFA 模式,即帮政府媒合公民科技人才、直接进入政府,则会遇到无法给出业界水平薪资以及官僚化的问题。高丰表示,中国政府单位普遍的心态是“不做不错”。倘若积极作为,反而凸显了其他部门的不作为,间接造成部门间彼此比较、抨击。因此,倘若外部人力没有一定行政级别,也无法改变什么。

非民主体制无法回应公民科技社群的行动,或许不令人意外。但即便是民主国家,也不见得愿意张开手拥抱公民科技。

要拥有一个“一直都在”的公民黑客社群,同样不是简单的事。这关乎台湾与世界同步的数位基础建设、活跃的开源社群。但更令中、港所羡慕的,或许是社群那份“不为私利”的精神,与“直面问题”的实践文化。

来自法国的 Charlotte Richard 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谈起自己国家的政治,忍不住叹了口气。“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或许在台湾这类年轻的民主国家,推广公民科技会比我们这种‘老民主’容易些。”

Charlotte 看见政治及媒体是唯二尚未脱离由上而下(top-down)决策的场域,同时对年轻世代的低政治参与度感到忧虑。这使她决定成立voxe.org,利用协作方式建造政策比较平台、开发公民参与政策的工具。

但她表示,即便voxe.org已经成为国际化平台,无论是传统媒体或是政治人物,对voxe.org的询问或合作请求,态度总是消极。Charlotte 无奈地举例,他们的志工去信请候选人确认网路上的资讯是否有误,通常毫无回音。然而,一旦资料以统整过的形式公布,并被大量浏览、引用时,这些政治人物才会开始嚷嚷、对他们施压。Charlotte 表示,即便法国看似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造就了一个有意识的公民社会,“政治人物与其他国家一样,他们就是不做事。”

相较之下,台湾公私协力的程度及成果,是最令这群国际公民黑客们赞赏之处。Clay Shirky 表示,没有一个跟台湾同样规模的国家,在公民科技的进程上走得像台湾这么远。他认为,社群参与者当然扮演重要角色,但能拥有这样的成就,政府方也必须有人愿意聆听社群需求、配合行动。

然而,政府对于公民科技的善意从来不是一蹴而就。g0v 在公民科技领域上的长期耕耘及实际产出,是社群得以被看见的关键。“我们就在这,政府要怎么用我们,那是他们的功课。”g0v 共同发起人瞿筱葳这么说。

要拥有一个“一直都在”的公民黑客社群,同样不是简单的事。这关乎台湾与世界同步的数位基础建设、活跃的开源社群。但更令中、港所羡慕的,或许是社群那份“不为私利”的精神,与“直面问题”的实践文化。

Vincent 表示,到后期 Code4HK 之所以感到无力,是因为无论是软体开发、办活动、与官员谈判、媒体报导,统统得自己来。他坦承,社群规模无法扩大,社群参与者责无旁贷,然而香港社会对于职涯的狭仄想像,也影响着香港公民科技社群的发展。

“大家谈香港的公民觉醒,但在我看来,并非每个人都如此。”Vincent 观察身边的人,即便普遍讨厌政府,但从未足以让集体行动、造就改变。他认为,台湾人有抗争历史,习惯为自己争取权利。但在香港,人生的路是一条固定公式:找个工作、买房子、结婚生子、安定下来。“无论个人有没有觉醒,很多人最后还是回到那条路,回到他们实际的考量里。”

Vincent 表示,在香港,如果你是好人才,就被预设进入金融业,然后循着上述公式努力过生活。生活的小确幸,不会是约出来喝咖啡,花两三个小时谈些“有的没的”(天马行空地聊天)。但在他看来,这正是公民科技社群的创意来源。Vincent 苦笑地说,香港的比较氛围很强烈,“你看旁边同学已经生子、在银行过得很好,会想说你自己还在做什么?”

选民才能向政府施压 非社群

公共与个人利益两方的角力,在中国似乎更为悬殊。高丰表示,中国目前推崇“双创”(创新、创业),商业性黑客松其实不少。也因此,若能针对某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时,第一个想到的往往是转化为商业模式,不像 g0v 社群往往是对现状的不满或是纯粹想为社会尽点力。也因为“开源”在中国仍属于小众的话题,媒体、政府或企业对于“开放”的定义皆不同。高丰举例,贵阳、武汉甚至成立了“大数据交易所”,让他听了哭笑不得。

除了社会趋势及氛围外,高丰认为,要成功聚集一个公民科技社群,重点在于如何找到能鼓励人投入的议题。同时,第一个专案要如何开展、包装,同时延续参与的动能,更是重点。高丰认为,即使 g0v 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公民科技社群,它其实是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号召群众。然而,对于一般技术社群而言,这并非他们所擅长的事,需要多方人力来共同协作。这是 g0v 的关键,也是中国社群目前缺乏的条件。

美国讲者 Collin Megill 在受访时比较了台湾与美国的数位政治(digital democracy)发展。他认为 美国虽自诩为民主典范,也有 CFA 或 18F 等公民科技组织的努力,民众却普遍认为一切已然制度化,缺乏参与政府事务的动机。因此,公民科技的影响力难以上达至国家层级。但相对地在台湾,由他开发的“Pol.is群众决策工具”已经被政府用于“vTaiwan”网站。这是一个线上法规讨论平台,目前民众已讨论过台湾应不应该开放 Uber 与 Airbnb 等议题。

g0v 能达到今日规模,看在 Clay Shirky 的眼里,关键在于两个特质:第一是创造了一个欢迎所有人参与的气氛与环境;第二,则是帮助新手藉由实际参与,理解社群文化的价值及原则,从而内化其中。而要拥有这些特质,Clay 认为,即便是像 g0v 这样强调去中心化的社群,仍仰赖高度参与者有意识地营造并维系。

Clay 进一步指出,社群成员参与程度不一其实不是问题,相反地,这样才能让社群得以正常运作。他以维基百科社群为例分析,正是因为有核心、高度参与者的贡献(每日编辑数十、数百篇文章),才能吸引更多人没有压力地参与,并补足他们的不足(每日编辑一篇)。倘若强制规定或在意每个参与者的贡献额度,反而无法成功。

然而,即便公民科技社群蓬勃发展,Clay 表示,“在民主社会里,向政府施压的是选民,而非社群。”社群的功能无法无限扩大,它真正能做的,是指出“未来与现在之间的落差”,并以此引发大众关注。如果选民不在意,政客仍旧不为所动。Clay 认为,这是社群最需认清、也最需突破的限制。

从国际案例也可发现,不愿配合的政府不必然阻断公民科技的出路。相反地,它也造就了各地社群的不同样态。Vincent 在经过雨伞革命后,不再怀抱与政府合作的梦想。如今,他将目标放在做一些基础建设上,对他而言,虽然无法大幅度的改变政治,但这些事实际的多。

高丰则试图在商业与公民科技之间,找到一种折衷的混种(hybrid)形式。他推动的“SODA”竞赛,今年以“城市交通”为主题,参赛队伍若进入复赛,即可获得交通管理部门及相关企业提供的完整数据,以改善交通及市民出游品质为目标,开发应用程式或其他解决方案。获奖者则可以接受专家辅导,与创投及相关企业对接。

在这样的模式下,既可以促使公部门释放部分公开资料,达成政府推广数据应用、产业转化的目标,同时满足科技社群希望以资料发展商业的动机。高丰期待,当双方桥梁搭好后,能慢慢形成合作社群,之后才有可能再发展出更多不必然与商业相关的专案。倘若成果有能见度及影响力,政绩会再回到政府身上,造成政府进一步开放资料的动机。

SODA

SODA为Shanghai Open Data Apps的缩写,即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办、中国工业设计研究院承办,是中国第一个大规模政府数据开放创新大赛。SODA比喻政府数据如同瓶中的苏打水,看上去安静平稳,但只要一打开瓶盖,就能瞬间迸发出无穷的能量。

“在中国推这个,终究要回到政治的效益及(政府)维稳的考量。”也因此,高丰指出,必须要有相应可实验的环境,例如可能是个闭门的黑客松或是非开放的专案。如果完全公开,难以预测会发生什么事情。而在这个初期时段,一旦走错,将来所有可能性就不见了。

与其他以(波兰)全国为目标推动公民科技的社群不同,Kartarzyna的团队选择以“城市”作为实践场域,因为“这让民众觉得开放资料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一旦获得民意,公民科技社群便能以更弹性的方式与政府合作。

投政府所好,也是波兰的 Kartarzyna Mikolajczyk 成功促成市政府与公民团体协力推动开放资料的策略。与其他以全国为目标推动公民科技的社群不同,Kartarzyna 的团队选择以“城市”作为实践场域,因为“这让民众觉得开放资料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

具备行销背景的她,藉由分析开放资料,凸显每个城市的特色,例如以政府支出呈现某城市如何重视社会福利。同时,也因为有时必须从公民组织取得资料、由政府整理,在合作过程中,反而让双方打破对立的僵局。Kartarzyna 表示,每个市政府都希望成功,倘若开放资料能带给他们些奖励或名声,就更容易推动。同时,也让民众更了解市政的运作。

一旦获得民意,公民科技社群便能以更弹性的方式与政府合作。来自西班牙的 Miguel Arana Catania 与 Yago Bermejo Abati,目前都投身于马德里议会的公民参与计划。Yago 先前参与的 Podemos 党,被视为西班牙的“时代力量”,他们采用数位工具,达成大规模的集体决议,并在大选中拿下席次。Miguel 目前则任职于市议会,规划开放民主平台app。这样看似成功的范例,他们却表示,自己必须时常与掌权者吵架。

“我们做的事情通常是从掌权者上拿走权力,交给人民。要说服他们接受,并不容易。”然而,Yago 强调,他们不仅仅是策略服务的提供者,为坚持理念,他们必须去争。倘若争不到,也不会委屈求全。Yago 说政治不是足球赛,不来忠诚这一套,当他们发现有其他组织比原来参与的政党更有发挥空间时,他们便会离开。坚持自己的理念及程序,才是他们的忠诚。

持续产出 伟大专案的推手

然而,无论在政府与人民间扮演何种角色,各国公民科技社群关注的,还是自己能改变什么,以及如何持续下去。检视今年高峰会议程,可发现议题的趋势已经由上届的初步跨界实验及想法,进一步讨论跨界后的成效评估以及延续的问题,这也是近年公民科技圈积极讨论的议题。

时常与外国社群往来的 g0v 参与者高嘉良表示,目前只能针对专案性质作初步分类,订定不同专案的评估标准。但多数专案仍只是以触及人数、参与者之外、点阅率等量化来评估成效。对许多 g0v 参与者而言,零时政府专案仅是运用零碎时间而参与的专案,是否必须进一步评估专案成果,内部也有不同声音。

对此,Miguel 提出德国有个“happy loser”的概念。他指出,对于倡议者而言,即便在某议题上暂时无法获得民心,但换个角度上,却也成功将话题带入公共领域,引起大家关注。也许未来,民意也会来到你这。无论如何,当你已经在路上,就应该为此感到开心。

Clay 则认为,评量公民科技社群是否成功,只需要看这个社群是否持续有产出,而不是从产出的成败来衡量。他表示,每当他在评估纽约大学的软体专案时,总是先看他们的信件来往,倘若没有讨论、争辩,“这个专案就是死的,连成果都不用看。”

事实上,许多伟大的专案都来自于一些不起眼的尝试。他再次举维基百科为例,描述 Larry Sanger 发信向大家介绍维基百科时说的话;信中并没有宣称,这将会是个世界级的百科全书,他只说“Humor me. Try it. It’s gonna take you all of ten minutes.”

“而后来的参与规模,我们都看见了。”Clay 说,这就是最公允的标准,全球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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