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键开启》端传媒重磅专题：文化大革命 五十年后的记忆战争
触类伴读》文革实名刀笔有几支？
文革中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才华横溢，文学、历史、哲学各有所专，写的文章却臭名昭著；他们的文章传播实广，甚至进入中小学教材，面目却都模糊不清，即使提起人名，也鲜有人知。未名湖边、康平路上，神秘僻静的宅院，日以继夜的纸笔沙沙声，是对他们当时生活的想象。
“文革写作组”这个平平无奇的总称，演化出许许多多的名字和分身。借五十周年的契机，我们循著蛛丝马迹的指引，尝试拼凑一幅“笔杆子”们的集体肖像。
笔名玄机
文革中的写作组发表文章多用笔名。初澜、丁影、方岩梁，听上去像文艺小说里男女主人公的名字。但光用“情调”概括，未免小瞧这些笔名的发明者了。
以“初澜”为例，这个文化部写作组常用的笔名，取自荀子《劝学》，“青出于蓝”。它还有一层隐藏含义：“青”指江青，“蓝”则是“蓝萍”──江青的艺名。
文革中，文化部处于江青的掌控下，笔名也暗示其个人意志的主导地位。这个组织还有个笔名“江天”，更是一望而知其寓意了。另一个为江青马首是瞻的，是安徽省的文革写作组，他们的笔名“安学江”和“皖敬青”，取自“安徽学习、敬仰江青”。
更阳刚一点的“方岩梁”，则来自领袖毛泽东的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风物长宜放眼量”，意思是要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事物。
这个笔名出自最早成立的写作组，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班子成立于文革前的1964年，但中间经历停办，1971年才重新投入写作，前后的人员组成也不一样。
“方岩梁”出现在1974年，是后期笔名，属于上海市委写作组总部的文艺组。文艺组另一个“姓方”的笔名是“方泽生”，意思是“刚刚开始做毛泽东的学生”。
向毛主席学习之外，也要向毛主席肯定的人物学习，比如鲁迅。上海班子后期知名度较高的笔名“任犊”，代表“人民的孺子牛”，就是从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引申得来，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意。
与毛主席反对的人物站在对立面的角色，也是学习对象：武汉的某个工人写作组取名“邵正茂”，是孔子所诛杀的“少正卯”的谐音。
热度更高的学习对象是雷锋。上海写作组早期一个名气最大的笔名“丁学雷”即是此意。1963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发毛泽东的题词，第二版则刊登了罗瑞卿的文章“雷锋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战士的最根本、最突出的一条，就是他反反复复地读毛主席的书，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的话，时时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学习雷锋”的实质，是学习“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
同期，写作组还有个笔名“罗思鼎”，取自雷锋“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誓言。
“丁学雷”姓“丁”，指的是上海市委写作组最早的办公地点，上海徐汇区的丁香花园。这是一幢洋气的欧式建筑，是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曾经的私人住宅 。
其他姓“丁”的笔名，大多也与这个写作组有关：“丁加”是两人合写的署名，“丁川”则是三人合写，多人合写的则用有“丁影”、“丁闻”、“丁葵”等。
以地点或单位入名的还有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的“康立”，是“武康路历史组”的谐音。北京市委写作组采用的“宏广思”，谐音“洪光寺”，是北京香山的一座古寺，当时写作组驻扎于此。这个名字同时也有“弘扬光大领袖思想” 的含义。
北京大名鼎鼎的“梁效”，则是谐音“两校”，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主要使用的笔名。解放军27军工农兵写作组的笔名“解胜文”更简单，是“解放军胜利报的文章”的缩写。
军队和工人写作组的笔名则没有那么多文人的弯弯绕，它们直白且充满“正能量”，有“打鸡血”的功效。光是“文”字辈，就有上海警备区的“尚劲文”，是“上海警备区”的缩写谐音，听上去就很“上进”；
浙江军区写作组的笔名“激扬文”，来自毛泽东《沁园春·长沙》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中共中央党校的“唐晓文”，取“党校文”谐音。
解放军报社的笔名“高炬 ”， 则来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前两个字；武汉工造总司的写作组“杜则进”，则谐音“斗则进”，承的是毛主席“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训诫。
当然，也有一些名字似乎取得很随意，比如上海的“石一歌”谐音“十一个”，意思是写作组里就11个人。同样是上海历史组，由于五个人共同写作了一篇批评文章，笔名就取作“伍丁”。
上海写作组后期发展规模曾达400人，使用笔名达80多个，起笔名起得黔驴技穷，拿数字来凑数，也情有可原罢。
由上可见，文革写作组取笔名，最重要的是讲“政治”。当然，如果你段位高，也能顺便讲一讲“情怀”和“抱负”。
向虚空开炮
除了“丁学雷”等少数，大部分的写作组笔名和文章出现在文革中后期，70年代初。作为文革的“刀笔吏”，这些写作组承担了哪些任务？他们怀揣什么样的“武功秘籍”？“杀伤力”如何？
写作组擅长的第一招，叫做“隔空打牛”，以历史人物作为著力点，批判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现象。看以下文字：
“孔丘其人,顽固凶狠却又十分虚弱，阴险狡诈而又极端腐朽。”
“贾政和王熙凤之流都是吃人肉、吸人血的魔鬼。 ”
“秦始皇的暴力是一把两面锋刃的宝剑,一面锋刃对准奴隶主复辟势力,另一面锋刃对准在新的封建制度下被剥削、被奴役的农民阶级。”
不要怀疑，他们都出自文革中写作组的笔下。千百年前的历史人物，有些甚至是虚构人物，何以成为文革的攻击对象？70年代初，写作组以充满戏剧张力的文字贬低孔子、批斗贾府，为秦始皇的残暴正名，其实只为了一件事──“批林批孔”。
1971年，与毛关系恶化的林彪携妻子出逃，飞机坠毁于蒙古，是为“九一三事件”。两年后，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表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是“尊孔反法”的。这就为“批林批孔”定了调。运动正式始于1974年一篇文章的发表──《林彪与孔孟之道》。
文章搜罗了林彪题字中的孔子言论，称“克己复礼”是“反动政治纲领”，林彪“宣扬孔子思想”的实质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篇文章的写作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就是后来的“梁效”。
这篇文章的主笔范达人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们撰写批林批孔的文章是根据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和讲话精神进行的”。批判林彪，为自己正名，是毛的两个目的。前者靠批判“孔老二”与“孔老二的信徒”，后者则依赖于对“秦始皇”的重新评价。
把历史人物与现实批判联系在一起，是一件颇费心思的技术活。连范达人也承认，“林彪为什么乞灵于孔孟之道”，是一个需要“反复讨论”的“难题”。
为加大批判的力度，写作组不仅需要深挖“孔丘其人”，还要从文史资料中“提炼”出秦汉以来的“儒法斗争”，远至北宋王安石，近至电影戏剧作品，都需要深入分析，从中挖出“反动派”、“大毒草”，“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由于批判涉及的材料种类繁多，文史兼有，文革写作组实际上会分成好几个小组。比如梁效就分了历史、哲学和专门的红楼梦组等。上海市委写作组也分哲学、历史、经济学、文艺和自然辩证法组，其中文艺组又由翻译组、文艺概论组、《鲁迅传》编写组等组成。
这些小组之间通常各写各的，互不通气。即使在一层楼里办公，也只能在报上读到其他组的文章内容。
文革写作组的第二个技能是“武松打虎” 。除了林彪这只“死老虎”，刘少奇虽已于1969年遭迫害致死，也仍是攻击对象。文化部“初澜”的一篇《评晋剧“三上桃峰”》，将山西省文化局的集体创作剧目定性为“为叛徒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 。
不仅是打“死老虎”，只要有武松提点，“活老虎”也能打。在文革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邓小平成了攻击对象。北京写作组是这次运动的批判主力。
“梁效”和“初澜”轮番发表批判文章，指邓小平“怀著疯狂的仇恨心理，采取卑劣的鬼蜮伎俩，封锁、歪曲和伪造毛主席指示，妄图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旗帜砍倒”。
1976年1月，梁效出炉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紧接著3月份，初澜发表《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自问自答：
——“文艺界的这股黑风又是从哪里刮出来的?”
——“现在很清楚，风源还是出自那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批邓，是毛泽东对邓小平提出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战略、试图脱离文革逻辑的反击。在领袖的绝对权威下，邓虽不是“死老虎”，却已无反击之力。
“梁效”写作组的组长范达人记录下这一戏剧性的转折，他曾“对邓小平有好感”，但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无条件信任，他对邓的态度也“随毛对邓的态度而起伏”。
老虎怎么“打”，是写作组们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而“打”谁，写作组既没有决断的能力，也不具决断的意愿，只有绝对的服从。
“指哪儿打哪儿”的写作，还要配合第三套本领 ，“吹”毛泽东思想的“法螺”，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中央党校的“唐晓文”在《读几本哲学史》一文中希望哲学史工作者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总结中国的和欧洲的哲学遗产；
解放军的“解胜文”于1966年的建军节发表万字文章《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借用几十个战士的名号写颂歌，组成“大合唱”。
学习毛主席，歌颂文革中出现的新鲜事物，是非中央直接领导的写作组的“日常”。此外，认真学习中央写作组的文章，跟上思想步调，研发“同题作文”，也是这些写作组成员们的“硬功课”。
“解胜文”曾经的成员吴润生回忆，当时写作分“六步走”，第一步就是“吃透上级精神”──这个上级不是军队领导，而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这些中央大报的编辑。他们间“经常电话不断”，还邀请编辑们“亲临指导”。
此外，政治文学创作也是写作组的副业。曾加入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复旦中文系学生龚斌回忆称，他在写作组的主要任务是依据“样板戏”标准，写作歌颂地质队寻找地下水的电影剧本《珍泉》。
强大与软弱
不管是“青出于蓝”，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似乎都暗示著写作组中执笔的，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果真如此吗？
现存资料中，除了中央写作组的作者姓名履历尚属可知，许多更低层级的写作组成员则湮没无闻，在回忆文章中也仅以“成员程”、“成员李”等代指。但从回忆录和史料照片中可以看到，写作组的主力大部分处于中青年，处于人生中最该斗志昂扬的岁月。
以“梁效”为例，成员以北大和清华的教员为主，其中范达人担任写作组组长时年仅38岁； 被江青称为“女状元”的清华大学教员王世敏年龄在40岁上下；而最年轻的政工组干部龙协涛年仅28岁。
当然也有老人。年近古稀的冯友兰，在1972年接受了“梁效”的顾问头衔。他赋诗一首：“为有东风勤著力，朽株也要绿成荫”。写作组的主要领导，也都是摸爬滚打多年的政治人物。
与文革后期的其他革命组织一样， 写作组虽是“文人天下”，却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的自留地。当时有“掺沙子”的说法， 即派军宣队、工宣队、农宣队到学校、科研院所、文化部门进行领导，以改变“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的局面。
“梁效” 就“掺”进一个清华电影放映员卢振义，作为工人代表，不负责写作，却是党支部成员。党支部书记李家宽则是军宣队代表。
参加写作组的文人，有不少之前曾是“牛鬼蛇神”的一份子 。加入写作组，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躲避下一波政治灾难的庇护所。然而也是写作组，将他们卷入更深的政治漩涡。
漩涡的威力，在文化部写作组负责人于会泳的经历里展现无遗。于会泳1966年6月被上海音乐学院定为“三反分子”，经历揪斗和抄家。之后他似乎“洗心革面”，第一个提出了文艺创作“三突出”的原则。
此后他一路晋升至文化部，主持“样板戏”，并开始负责文化部写作组“初澜”的工作。他组织撰写的批判《三上桃峰》文章，曾直接导致山西省委改组，无数官员下台。
然而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于会泳被免去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并遭审查逮捕，定性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死党。1977年，他服来苏水自杀，经抢救无效身亡。
政治挂帅的年代，个体生命的尊严如此脆弱，连政治话语的炮制者也概莫能外。随著四人帮势力的终结，各大写作组的头目也随之遭整肃。“梁效”的党委书记迟群和上海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徐景贤，文革结束后均获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也有一部分人，以组长或成员身份处在写作组非核心位置，在政治清算中受影响较小。他们中的一部分之后在学术上仍有所成。2012年去世的复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被尊为“复旦学术的一面旗帜”，他曾是上海市委写作组历史组的一员。2014年去世的北大哲学教授、国学大师汤一介，也曾是“梁效”的一员。
地方写作组成员的命运则更令人唏嘘。影响颇大的江苏解放军27军“解胜文”写作小组，其成员或因才能遭妒遭开除军籍，只能回家务农务工；或陷入“笔杆子”的角色无法自拔，文革后继续以领导代笔人的身份工作；也有人仍热爱文学与历史，投身文革史研究。
回头看，进入写作组，是当时这些知识分子无法拒绝的命运。他们或真心投入，或只为权宜，回头却发现曾经花费大量精力投入的这场“战斗”，实质上只起到了“颠倒是非，扰乱人心”的作用。他们引以为傲的笔墨功夫，原本可以发挥在更有价值的地方，却成为政治虚言的装饰品。
1978年3月21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的文章《论梁效》，批判梁效是“四人帮”的“反革命别动队”。文中点名了各个写作组，称“四人帮’为了“建立他们的‘新天朝’，豢养了一批所谓舆论班子，除梁效之外，还有什么罗思鼎、唐晓文、程越、初澜、任明......”文章用文革式的语言批道：“梁效三年的短命历史，就是充当‘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急先锋的罪恶史。”
钱理群曾说，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论梁效》则让我们看到，写作组如何以写作组的方式终结。“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写作组原本引以为傲的口号，成了定罪的铁证。组长范达人表达工作决心时曾说，“我们不能在这里吃干饭”，一句话，也成了他的罪状。
文革五十周年之际，“写作组”这一组织方式并未消失，更有扩张之势。今天党报上的诸多评论文章的署名，如“郑青原”（正本清源）、“任仲平”（人民日报重要评论），一望即知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取名的方式也与过去如出一辙。
网络时代的党媒“写作组” 形态则更为多样。《人民日报》旗下的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和“学习小组”，何尝不是WEB3.0时代的新型写作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