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大陆文革进行得一片火热，中港台关系仍极度敏感时，香港独立女导演唐书璇与演员一行穿得普普通通，冒着生命危险，与台湾海关“赌一铺”。她们想拍摄文革，拍摄文革中的中国青年逃亡到香港的故事。而当时的中国如铁桶一般，进不去，出不来，于是她们改道台湾，想在那里拍摄实景。
她们带着五星红旗、毛泽东像、毛语录、解放装等“共匪”违禁品，试图蒙混过关，赴往仍然处于“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幸好海关没有截查行李，要知道，当时携带这些违禁品进台湾，一旦被截获，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被以“中共匪谍”之名判以终身监禁甚至枪毙。
“唐书璇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文化研究学者游静曾在美国亲身访问过这位神秘的导演。“她出身军政家庭，在历史书上就可以看到她祖父唐继尧的名字。因此她对政治有一定的洞悉，看不起政治的规范，当然更瞧不起殖民地的思维。她20岁在美国读电影，见到美国领事馆欺负中国人，竟然胆跟美国领事说，你给我电话，我要打给美国总统。”
就是这样一个大胆的女导演，在台湾取景，拍摄了一部记录文革逃港故事的电影《再见中国》（原名《奔》The Dissidents）。
唐书璇，祖父为民国军阀，云南出生，香港长大，美国求学。上世纪七十年代返港拍摄电影，仅有四部长片，行事独立不群，1979年之后淡出电影制作。
第一部被禁的香港政治电影
这是第一部香港人拍摄的文革电影，七八十年代香港电影的标志性作品之一，也成了第一部因为落入“C类影片”而被港英政府电检处查禁的香港电影。
文革前，港英政府电检处曾因认为美国电影《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 (1954) ）有可能鼓动香港工运，而禁止放映，还查禁了1962年的《满洲候选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电影描述韩战时苏联掳走美国士兵到中国满洲洗脑，变成受人控制的杀人凶手。
与《再见中国》同类被禁的还有15部影片，全部都关于中国，比较为人熟悉的有《红色娘子军》、《东方红》、《鸦片战争》（原名《林则徐》）。
游静引述2003年立法会公布的会议记录，1965年至1974年底，共有357部电影于第一次送检时被禁止公开放映。《再见中国》让港英电检处打响了对香港电影的审查第一枪。1974年，该片因被指“损害邻近地区关系”（damage good relations with other territories）遭禁。与《再见中国》同类被禁的还有15部影片，全部都关于中国，比较为人熟悉的有《红色娘子军》、《东方红》、《鸦片战争》（原名《林则徐》）。
“这些例子很能够看到港英政府审查制度的特质。我们看到港英在很小心地踩一条钢线，一方面禁止像《再见中国》这些得罪大陆的电影，另一方面不允许电影拥护大陆政权，同时又会害怕《码头风云》这些电影，怕香港的工人为自己的权益抗争。因此只要你明显写政治题材，不管是批判还是支持，都不受欢迎。”游静分析道。
不仅在香港，《再见中国》在大陆和台湾都曾被列为禁片。
据闻新华社看过此片后亦邀约唐书璇“倾偈”（聊天），问她是否被人收买与煽动。后来该片在台湾亦过不了新闻局的关，原因是电影出现了毛像、五星旗与《东方红》歌曲。
这部电影是香港第一部拍文革的电影，但不是唯一一部。不过比起以后的香港电影，它呈现的文革视野更为复杂而有深度。
丰富而不刻板的文革想象
《再见中国》因政治原因而被禁，却不是政治电影，其中不见耸人听闻的政治内幕、文革偷渡奇观等画面，亦完全没有炒作和煽情文革的企图。
电影背景是1966年的广东：文革渐渐蔓延，广州医学院的学生宋铨自感家庭成份不好，前途不大，于是同妹妹宋兰与其男朋友梁汉伦、向往西方文明的金浩东，及熟悉偷渡门路的杨医生，一同计划偷渡到香港。他们五人一路攀山涉水，途中身陷各种险境，结果只有两男一女来到香港，却发现香港并非想象中的乐土。
“今日重看《再见中国》，仍觉得电影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这部电影是香港第一部拍文革的电影，但不是唯一一部。不过比起以后的香港电影，它呈现的文革视野更为复杂而有深度。文革结束后的香港电影，呈现的文革倾向单一平板而妖魔化，落入一种地狱式的想象。”游静说，《再见中国》注重宏大政治漩涡中的个人，今日看来，仍然是很前卫的文本。
在游静看来，电影用短短篇幅就深刻呈现出香港政治经济结构的种种问题，包括金融机构的垄断、贫富悬殊和房屋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今天，仍然存在。
逃港的这几个大学生不是刻板的形象，每个人都有血有肉，背后都有大小不一的差异，不是纯粹的反共分子，也可能认同国家政权。当中只有金浩东因意识形态原因，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而逃港。宋铨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家庭背景而报国无门，为了个人发展逃离。宋兰和汉伦则因为“儿女私情”的原因，不想毕业后分配到不同地方工作而逃港。他们都不是彻底的背叛者，宋铨和宋兰甚至心怀纠结，觉得对不起国家，背弃了国家和人民，仍然希望在海外服务国家。在逃港的过程中，他们亦有内斗、有争执。这几位饱受教育的大学生，为了自保和粮食，曾企图杀害农民和小孩，电影细细呈现了他们在活命与知识分子尊严之间的心理挣扎。
电影最后，三个大学生千辛万苦逃到香港，但他们面对的不是自由幸福的乐园，而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牢笼：影片的最后，摄像机由挂着美国旗的希尔顿酒店，横摇到竖立着“毛主席万岁”标语的中国银行大厦。
简直是神来之笔。个人的政治郁结只能通过教会帮你解决，这很难不令人想起电影前段文革与人民的关系，这种信仰是很类似的关系。
“对我来说，电影最有趣的是将中共政权与香港社会放在类比的层面，而不是对比的层面，两者都值得批判。电影没有一面倒的拥护香港，对香港的批判甚至不下于文革。这几位新移民知识分子来港是为了寻找安居之所，却发现香港并没有令他们找到真正的家，各有各的不幸。他们不懂英文及广东话，无法发展所长，只能做着资本主义最底层的工作：在股票交易所被唤来唤去，在工厂干体力劳动，在铁笼似的家中穿胶花。”在游静看来，电影用短短篇幅就深刻呈现出香港政治经济结构的种种问题，包括金融机构的垄断、贫富悬殊和房屋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今天，仍然存在。
电影最厉害之处，还将香港的殖民统治和教会的合谋和盘托出。“金浩东在最后戏剧性的告解，简直是神来之笔。个人的政治郁结只能通过教会帮你解决，这很难不令人想起电影前段文革与人民的关系，这种信仰是很类似的关系。”
解禁之后，审查制度的重要案例
直至八十年代，《再见中国》逐渐解禁，但仍未能与普罗大众广泛接触。
一方面，由于电影太超前，缺乏相应的发行、市场支持，虽曾发行激光光盘（Laserdisk）和VHS盒带，但这些制式逐渐淘汰，再没公司愿意收购版权，重新发行DVD。除了每隔十年八载的文化活动放映外，大部分观众都难一睹其庐山真面目，电影只能悄然隐没在“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的港产类型片背后。幸好今日网上资源丰富，这部近乎消失匿迹的作品才可以“重见天日”。
另一方面，电影审查背后的政治计算和官僚画地为牢，在港英殖民时代前后都阴魂不散。
1981年，《再见中国》几经波折终于在香港文化中心举办的“电影中国”通过电检，但在1984年又遭遇小风波。当年香港国际电影节策划了“七十年代香港电影研究”专题，选映《再见中国》，尽管征得电检处和布政司批准，但市政局竟然要求放弃选映该片，后来要出动民众联名信才迫使市政局改变主意。
但港英对政治审查仍不肯放手，保留“损害与其他地区友好关系”条文，直到1995年才正式废除。
1987年，《亚洲华尔街日报》以头条新闻篇幅，揭露自1953年以来港府执行的电影审查，原来没有法定权力，只是“行政命令”。当中披露的一份行政局文件更指出，港府一直顾及与中国的关系而禁制“令北京不悦”的电影。
这份报道旋即引起香港社会对审查制度的热烈讨论，其中《再见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例子被反复引用，最后立法局通过法定的“电影三级制”。但港英对政治审查仍不肯放手，保留“损害与其他地区友好关系”条文，直到1995年才正式废除。但这不代表曾用来查禁《再见中国》的条文掣肘，从此彻底消退。
“今日的政治分析很多时强调特区政府与港英政府的断裂性，但我们看到，香港政府对港英政府的基本原则有一定程度的继承。以前香港跟中国政权没从属的关系，但港英每一分钟都看中共政权的面色，以《再见中国》为案例就可以看到，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治理这个背靠中国的殖民地没正当性，如果不探视中国的鼻息，是治理不了的。英国人关心的，不是香港社会的需要，而是设法延长自身的利益。今日的香港政府官僚，也是以揣摩上意的策略治理香港。”游静说。
历史的确在诡异地延续。
三年前，“透过台上的一道墙，穿越明代清代、经过民国、文革到今天”的香港芭蕾舞团《红楼梦—梦红楼》舞剧涉自我审查，删掉文革场面；几个月前，票房爆满的《十年》未获太多戏院上映，康文署亦出现“去『国立』”事件。
当年查禁《再见中国》的“损害邻近地区关系”殖民恶法，在主权移交后的第十九年，不单没有离我们而去，反而徘徊在很多官僚心中。这条法例像个萦绕不去的幽灵，不时冒出来提醒我们：今日香港统治集团的构成和社会的殖民性质，其实没有本质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