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毫无疑问是现代中国的一件大事。但香港位居中国边缘，自始至终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九七前又受英国统治，与中国大陆之间建立了一道“防火墙”。然而，因为香港存在着规模不小的一个“爱国左派”阵营，在商贸、文化、教育和社会组织各方面都举足轻重。这些“左派”组织受中共指挥，在左摇右摆的路线斗争底下，不时有人会因跟不上形势而犯错。中英为香港前途谈判期间，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办）副主任李后就指中共在香港工作总结出三次“左倾”错误。其中最重要的错误就是1967年的“反英抗暴”事件，很明显它的“错误”在于破坏了战后中共与英国在香港合谋协力维持殖民现状的政策。这政策名之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在这项政策底下，香港左派虽以言文批判资本主义，但从不动员它属下的工会组织和宣传系统，进行大规模的反资或反殖行动。左派组织内部虽然要成员严格服从阶级斗争之教导，厉行纪律，但对社会大众进行的却是“群众工作”，也即是以灵活手段为工人供应平价的粮油食品，提供当时欠缺的社区照顾，辅之以“爱国主义”为主的宣传。对香港上流社会和西方势力也出于“统战”的需要，左派广泛交朋结友、做生意，除了与“美蒋”势力服务的右派力量针锋相对之外，罕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虽然香港左右之间有冷战式的对峙，但左派的声誉和影响力都不低。
就如左派报业系统都是按不同阶层需要而各有分工，不会困囿于同一意识形态。《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是政治性的党报，传递中共官方政策方针，但《商报》、《晶报》和《正午报》都是中间偏左，以软性新闻和趣味内容吸引广大读者。除此之外，还有以满足草根阶层的闲睱娱乐需要为主、渗透少许爱国政治内容的《新午报》、《田丰日报》和《香港夜报》。后面这几份以低下阶层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章，甚至包含“马经”和色情内容，意识形态上与中共官方的社会主义甚有距离。但为着统战需要，这些门类不同的“左派”刊物，都能相互分工协作，扩大中共对香港各阶层的影响。而整体而言，文化大革命发生前左派各种刊物在香港报刊市场的销售数字十分可观，单以非民营的六家左派报章为例，就已占全港报刊发行数字一半以上。
六七暴动使香港左派由盛转衰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突然来临，打破了这个局面。大陆的激烈政治斗争，令一大批原来位高权重的中共高官下马，弄至人人自危。澳门与香港这两个本来并非处在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地方，也受到波及。
1966年11月，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修校舍纠纷，澳门发生了一场引致死伤的骚动，史称“一二．三”事件。事件中，广东省政府出面交涉，逼澳葡当局投降，并且清除一切境内亲台湾国民党的力量，左派从此全面支配澳门政治。香港左派见澳门的斗争轻易取胜，大受鼓舞，并立即派人到澳门取经，磨拳擦掌也准备一试。
1967年初，大陆文革的形势迈上高峰。一月份，姚文元更发表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借毛泽东批评香港永华影业出品、朱石麟执导的电影《清宫秘史》（1948），以间接批判刘少奇。三月份的《红旗》杂志更发表了文革悍将戚本禹一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电影《清宫秘史》》的文章，批判的笔锋直指永华为反动的电影公司，电影的作者姚克是反动文人，以及在他们背后、为这套电影吹捧和赞誉有加的党中央宣传部，及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意指刘少奇）。文章掀起了继后直指刘少奇的连串批斗。
香港左派大抵惊觉这场政治运动史无前例地巨大，必然波及香港。在大浪中为求自保就一定要“宁左勿右”，保证站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一边。对港英殖民政府采取“勇于斗争”的态度，最能立杆见影。五月新蒲岗胶花厂爆发工潮，正好给左派一个展示革命政治忠诚的契机。他们年初前往澳门学习得来的斗争经验，立即大派用场。在左派介入底下，工潮旋即上升为“反英抗暴”斗争。时任新华社社长梁威林并且通传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在香港成立“香港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即“斗委会”），并在北京成立“联合指挥部”，直接领导在香港的斗争，上演香港版的文化大革命。
这场港版文革延绵数月，死伤甚众，大批示威人士被捕，更引发炸弹浪潮，全城宵禁多日，陷入恐怖主义状态。不过，这场港版“文革”，并非“革命群众”对官僚的批斗或者“革命群众”不同派系之间的内斗，而是针对港英政府的斗争。但这场斗争最终因为过激和脱离真正广大的香港市民，变成一场“左派”与“香港社会”的全面对抗。
在暴动期间，香港左派报章，无论之前扮演过什么其他角色，一律变成反英抗暴斗争的宣传工具。斗争的初期，左派报章报导暴力事件曾一度刺激销量，但随着港英以非法刊物罪名打压，以及市民对暴力斗争的厌弃，对无辜者造成的伤害（包括知名的反共播音员林彬被杀害事件）的不满和反感，左派声誉一落千丈，甚至“闻左色变”。而左派报章的销量也急剧骤降，在暴动过后更是一蹶不振。结果，港英政府成了这场失败的左派暴动的最大赢家。政府镇压暴动的手段虽然也相当过火，但却获得了“左派”之外大部分社会团体的支持；相对之下，左派在暴动之后，只能龟缩疗伤，直至1980年代，藉“回归”过程的开展才再冒起头来。
至今无人敢挖的历史疮疤
可是，虽然香港社会对六七暴动的否定是如此一致，但这种判断并没有得到中共官方的正式认可。事实上，虽然目前中共对文革已有一套官方说法，但中共对香港在1967年发生的事，仍然没有一个正式的定案。毛泽东死后，文革被彻底否定，改行邓小平的“开放改革”路线，但对于港版文革，却始终没有一个官方定论。既没有把对“四人帮”的清算，伸延至对香港“斗委会”的否定；也不敢把“反英抗暴”树立为香港人民反殖反帝斗争的丰功伟绩。毛泽东死后政治由左急剧转向右，斗争中左派的参与者陷入价值观的巨大迷茫，半个世纪以来各方都掩盖着这伤口，不少身受其害的人都选择主动遗忘，拒绝受访。
近年关于六七暴动的讨论当中，才开始有一些为“反英抗暴”辩护的声音出现。在这些讨论当中，有部分人抺去了整件事的复杂背景，固着于当年简朴的爱国主义，捍卫“反英抗暴”口号，把工潮的扩大视为港英暴力镇压的后果。例如著有《香港左派斗争史》的前《文汇报》记者周奕、工联会的郑耀棠，及当年访问澳门学习斗争经验的叶国谦，都把责任主要放在港英方面。但是，也有一些人持相反意见，他们并不讳言，六七暴动是文革极左思潮的产物，例如前港区人大代表吴康民、“左派影人”廖一原、《文汇报》前记者程翔，以及一些中央大员，如曾任港澳办副主任的李后等。
不过，纵然有这些相反意见存在，但谁也不敢去深挖这左派历史的疮疤。因为，给予香港六七暴动一个历史定案的话，势必要掀动各方今天仍然在位的政治势力，抖出谁要为这场悲剧负上赔偿和政治责任的问题。
让文革在香港的历史含糊下去，各自表述，以致甚至连当年的“斗委会”主任杨光，虽然被第一届特区政府授予大紫荆勲章，但颂辞中竟然抺去了他在文革时期的政治角色。香港坊间舆论持续为此声讨当权左派，指摘他们要为当年暴动造成的死伤和损失负责，但特区政府都充耳不闻，可见香港根本没有任何一种负责的力量去正视这段历史创伤，更谈不上有和解的可能。
暴动之后，左派人士被香港主流社会排斥，但他们日益孤立，也因为他们在文革期间，不少人为文革那些极左派的理想主义所影响，而自困于一个愈来愈封闭的圈子。例如，当年左派严厉批评港英实行“奴化教育”，以会考制度来灌输奴化意识。左派阵营不少人鼓吹青年学生不要参加会考，拒绝去英文中学读书，这些青年长大后的出路也因此而收窄，只能在左派机构的小圈子中找出路。一直到开放改革在大陆雷厉风行地展开时，香港这些受左派和中央资源暗中补贴的左派机构，也拒绝改革，左派小圈子化的情况也日益严重。
滞后的文革式叛逆
从发起暴动的爱国左派角度来说，暴动的失败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暴动（以及背后的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为香港所带来的长远影响，却不能单从爱国左派的命运来评断。因为，这场在香港发生的暴动，毕竟是在殖民地香港发生。而1960年代的香港，本身已是百孔千疮，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一触即发。
而事实上，在文革还未在大陆正式爆发的1966年4月，香港就发生了因为天星码头加价而引起的“九龙骚动”，做成死伤。这件事明显是香港内部经济和社会矛盾引起，和文化大革命没有关系。虽然港英政府在事后立即进行检讨，但改革建议未及实行，六七年这场暴动就爆发了。暴动以左派组织和号召而来的群众为主，但也引来不少围观的青少年，“造反有理”的意识也广泛散播。只是因为左派过激的斗争策略最终脱离群众，港英政府往后才能反被动为主动。麦理浩时代大刀阔斧的改革和社会建设，修正战后以来一直的自由放任，为晚殖民时代的港英政府建立了一种合法性。
另外，暴动的失败也意外地为新一代本土意识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因为，虽然反殖暴动不能动摇香港的殖民体制，但土生土长的一代，也受到文革期间那种挑战统治者的斗争气氛所感染。
而文革出现的60年代，也是世界上不断发生反抗运动的年代，在西方有巴黎五月风暴、美国的反越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和抗衡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东欧亦有民主运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其红卫兵运动，正是以一种青年叛逆精神的象征形象，为西方提供一种青年运动想像的资源。西方学运和青年运动的浪潮，在60年代没有在香港引来即时的响应，但却在70年代迅速发酵。当年这些激进青年，也从西方世界吸取了各种激进主义的思想资源，并通过例如摇滚音乐等抗衡文化形式，重新理解激进政治的含意。在这些经西方过滤后的文革式叛逆精神，迂回地以一种滞后的方式，在70年代青年反殖思潮中重新浮现。
正因为这个原因，70年代以大专生和一些在职青年为主的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构成了所谓的“火红年代”，当中就有着非常错综复杂的思想因素：无政府主义、西式自由民主主义等思想，林林种种。当中有部分则特别倾向红色中国，歌颂毛泽东，赞美文化大革命，并直接学习和发扬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成为新一代土生土长的毛派（亦即“国粹派”）学生。环绕着是否支持中共和文革，不同派别的左翼青年互相对垒。和大部分冷战世代主要受反共思想影响的知识青年不一样，这部分受文革感召的大学生不会接受文革乃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说法，也并不认为文革所造成的破坏和死伤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他们服膺于一套文革的世界观，认为一切对文革的负面报导都是帝国主义者为了围堵“新中国”的抺黑，而就算有部分是真实，也只是建设新的理想社会的革命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当然，“国粹派”学生对文革宣传深信不疑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被70年代初红色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冒升（加入联合国、中美建交、中日建交、人造卫星上天以及西方“中国热”等）所吸引，因而成为中共在香港青年统战的对象。这些具有热情的新爱国学生，被安排往大陆革命圣地朝圣，回港后通过紧密的学习和组织连系，在他们所领导的学运中执行中共的政策。而由于要紧贴国内变幻快速的形势，他们在文革后期参加了一些运动，例如为反对邓小平复出而发起的“打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导致他们在毛泽东死后文革被彻底被否定时顿失方所。
受此打击，“国粹派”主导的学运局面亦于焉瓦解。文革后期，一些前度属极左派的红卫兵，亲身见证文革只是上层利用了他们的革命热情来作权力斗争，感到幻灭和被逼害，设法逃来香港。这些逃港红卫兵，例如后来成为经济学家（改名杨小凯）的杨曦光，与当时香港的大专生联络上，并公开分享他们批判文革的见解，也加快了香港知识青年从对文革的乌托邦主义中清醒过来。
广义的文化大革命（即所谓“十年文革”）是由1966年算到1976年。香港初期受到的文革影响是六七暴动，在1968年就大致平息，社会回复秩序。但继后的文革影响则是透过红卫兵形象、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宣传和中共国际地位提升、西方中国热等因素，在大专界发生持续影响。虽然这些后续影响随文革被否定，文革的阴暗面被大量揭露而溃散，但它所做成的改变却是持久的。
土生土长的新一代精英虽然大部分都不赞同暴动的方法和目标，但暴动也激发了他们的社会意识，令他们决意要从父母一辈各家自扫门前雪的难民心态中逃脱出来。而在冷战年代觉醒较早而又有思考的青年，多半受右派的新儒家知识分子那套文化民族主义的教养，寄望文化复兴，但70年代左倾思潮（包括文革中的毛主义）的冲击下，右翼的文化保守主义失去了对青年人的感召力，因为这些思想未能对应香港当其时的社会矛盾。文革在香港的副产物“火红年代”经验，却为新一代的政治及文化先锋涂抺上一种不同的感性底色，里面有乌托邦主义，也有社会责任感，以及对中国作为认同对象一份相当矛盾和纠结的感觉。这对形塑日后推动香港民主运动的“泛民”领导人物的世界观，有特别深远的影响。
文革陌生化中国
文化大革命思潮所象征的现世乌托邦虽然经不起历史考验，但对于香港土生土长、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代精英来说，却正好燃点了他们青春的热情。乌托邦虽然最终幻灭，但受青春热情所改变过来的事物却是不可逆转的。而如果我们把焦点从精英身上移开，我们也会发觉，文革由兴起到失败所产生的效应也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中国与香港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定位。因为文革的出现和发生，根本地改变了过去两地居民之间基于血缘宗族等因素而建立的亲密关系。文革虽然没有中断港人往北探亲的机会，但大陆人南来交往则实质上中断了。文革的敌我斗争意识也遍及每一个家庭，内地人的“香港联系”是一种政治上有危险的关系，港人亦被广泛视为潜在的境外敌对力量，动辙得咎。年轻人也因为政治恐惧，甚至绝少返回内地，有的话也多视回大陆探亲为负面经验。这种文化心理上的阻隔，导致土生土长的新一代普遍对中国产生巨大的疏离感，或说一种“陌生化”的效果，无法再像上一代般与国内的亲友分享“同属一家人”的感觉。
这种差别不只表现在经济生活水平方面，也表现在文化感性和思维方式上。在文革完结后的几十年，虽然两地经济水平差距拉近，普及文化亦令两地之间共通的趣味话题或沟通内容增多，但并无法重建被文革所改变了感觉差异。一个乡情连系被文革彻底毁掉的中国，纵然在传统复兴下有旧貌返回的表象，但一代人生活经验的差距也形成文化心理和感情上难以拉近的差异。
要说清楚的是，文革令香港新一代对中国产生的陌生化效果，并不立即意味“中国与我无关”，相反地，这婴儿潮的一代以血缘论出发自我认同为中国人的仍占大多数。但文革极端化了两地制度和文化的差异，相互的交往无可避免会把对方作为“对象”，把对方视为非我的“他者”。上一代逃难的创伤经验在文革的阴影底下跨代强化，促成有别于大陆人的“香港人”意识滋长。就算是那些对于“祖国”抱有好奇，以及对文革中国抱有浪漫想像的新一代精英，其实也是以一个抽象的“中国”作为一个理念，一个充满异色诱惑、可作心理投射的“对象”。
文化大革命要剥掉中国身上的一切旧文化传统，结果把中国彻底的抽象化，令得文革结束后取代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也变得虚浮。1980年代开放改革初期，香港“回归”中国的事实已定，香港人大量回大陆旅游探亲，甚至参与投资设厂，互动日益频繁。但港人、港商在大陆仍被划归为一个特别的“港澳同胞”类别，享有各种特殊待遇，按不同的规格去处理，说明了中港差异是以族群身份的方式被广泛承认。
“同胞”、“爱国”、“民族”的话语被广泛援用，其实也只是建基于互以对方为对象的事实。这些“同一性”的修辞被大幅滥用，也只是因为要人为地掩饰个中的隔阂和差异。在这些名词背后，以刻板形象出现的“文革中国”则成为香港人认知和感受中国现实时的潜意识，不时以梦魇的方式回返。港版文革又一直没有被严肃的反思和清理，创伤愈往深处埋，就愈发把文革引起的神秘恐慌放大，梦魇挥之不去。
自由主义与抗衡文化汇流
文革的出现和失败在香港所做成第二个结果，是它将不满现状的社会抗争意识点燃之后，旧的英治殖民状态受到了根本的质疑，港英统治再难单纯依赖难民社会的冷漠保守和旧的买办华人团体的支持，因为来自社会民众和年轻一代的挑战持续不断。
但香港爱国左派既无法将1960年代燃着了的反殖意识导向中国提早收回香港的结果（暴动失败），也无法透过他们的青年统战工作把认同共产中国的使命延续（国粹派瓦解），其历史效应当然就是将新生代要当社会主人翁的意识导向本土认同。所以，当国粹派下台之后，大专青年毕业后投身的香港社会运动，都是以本地社会改革为目标，工运如是、教师运动如是、社区居民运动如是。传统爱国左派在这些运动中都是被动的。这种独立于左右传统政治分野的社运，形塑出新的一种属于香港的公民意识。它既不是冷漠保守的难民心态，也不是暴力激进的革命破坏。他们当中有一些曾经寻求思考彻底的社会革命、反殖运动的出路，但他们无法也无意重复传统爱国左派在文革（六七暴动）中采取的那种暴力路线，反而吊诡地成为某种自由主义式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的推动者。
可以说，以反殖之名而爆发的这场香港版文革，虽然有着爱国主义的动机，甚至要求中共提早收回香港（这项提早收回香港的计划只是在最后一刻才取消），但吊诡的是，它反而造成香港本土意识滋长的前期动力。英国人固然主动地利用了这个契机，协助形塑一种不以中国国族主义为主导内涵的香港身份，但追求香港在一种非中也非英的独特自主环境下发展自身的城市认同，也顺理成章地在暴动后的香港新一代中生根发芽。
当然，将文革的影响视为单向和内部一致的话是十分粗疏的。事实上，文革和暴动失败从总体而言是在短期内加强了维护资殖现状的右翼保守主义的地位，但是这霸权已开始出现裂缝。而文革所直接激发，以及它的失败间接助长了的其他社会异议动力，也汇合成香港反资反殖的（非亲中）进步主义潮流。
它们是一种去冷战化的自由主义，以及多元的60年代抗衡文化的文化汇成（cultural syncretism）。前者支撑香港的权力体制，跨越九七主权过渡，后者则塑造出香港的民间社会和反对派文化。对前者来说，文革是一个廉价的负面标签，它等于一切不服从的言行举止，也意味反抗既有秩序必然违反理性和会带来悲惨下场。但对后者来说，文革既是一个专制下暴君操弄人民的悲剧，也是一个“恶托邦”（dystopia），一个与香港的反对派政治诉求互相背离变异的梦魇国度。
（安徒，香港著名文化研究学者、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