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毫无疑问是现代中国的一件大事。但香港位居中国边缘，自始至终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九七前又受英国统治，与中国大陆之间建立了一道“防火墙”。然而，因为香港存在着规模不小的一个“爱国左派”阵营，在商贸、文化、教育和社会组织各方面都举足轻重。这些“左派”组织受中共指挥，在左摇右摆的路线斗争底下，不时有人会因跟不上形势而犯错。中英为香港前途谈判期间，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办）副主任李后就指中共在香港工作总结出三次“左倾”错误。其中最重要的错误就是1967年的“反英抗暴”事件，很明显它的“错误”在于破坏了战后中共与英国在香港合谋协力维持殖民现状的政策。这政策名之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在这项政策底下，香港左派虽以言文批判资本主义，但从不动员它属下的工会组织和宣传系统，进行大规模的反资或反殖行动。左派组织内部虽然要成员严格服从阶级斗争之教导，厉行纪律，但对社会大众进行的却是“群众工作”，也即是以灵活手段为工人供应平价的粮油食品，提供当时欠缺的社区照顾，辅之以“爱国主义”为主的宣传。对香港上流社会和西方势力也出于“统战”的需要，左派广泛交朋结友、做生意，除了与“美蒋”势力服务的右派力量针锋相对之外，罕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虽然香港左右之间有冷战式的对峙，但左派的声誉和影响力都不低。

就如左派报业系统都是按不同阶层需要而各有分工，不会困囿于同一意识形态。《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是政治性的党报，传递中共官方政策方针，但《商报》、《晶报》和《正午报》都是中间偏左，以软性新闻和趣味内容吸引广大读者。除此之外，还有以满足草根阶层的闲睱娱乐需要为主、渗透少许爱国政治内容的《新午报》、《田丰日报》和《香港夜报》。后面这几份以低下阶层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章，甚至包含“马经”和色情内容，意识形态上与中共官方的社会主义甚有距离。但为着统战需要，这些门类不同的“左派”刊物，都能相互分工协作，扩大中共对香港各阶层的影响。而整体而言，文化大革命发生前左派各种刊物在香港报刊市场的销售数字十分可观，单以非民营的六家左派报章为例，就已占全港报刊发行数字一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