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日的马料水码头，人头涌涌，许多游人在此等候前往东平洲和吉澳岛的渡轮。这些香港东北水域的荒芜小岛，向来都是港人游山玩水、露营远足的热点，近年因列入世界地质公园而更受欢迎。他们也许不知道，这一片海域，四十多年前却是一众中国年轻人的逃亡地，俨如朝鲜半岛的三八线、德国的柏林围墙。
当时正值文革，年轻人被迫离开学校、离开家庭、以“上山下乡”的口号，被投放到中国各地的农村。将近十年的时间，一代人的青春以“知青”为名，在没有知识与希望的荒凉土地上静静地消磨殆尽。
逃亡，成了很多人唯一的希望。陆地相连的另一个世界香港，则成了难民们几乎唯一的选择。但有很多人，背负著这希望，永远消失在茫茫海面上。
离岛立碑，仍记当年“一绳两命”
这是2016年5月1日早上，过百位五六十岁的老人家从马料水码头出发，乘渡轮沿赤门海峡行驶，沿途观赏两岸的八仙岭、马鞍山、马屎洲及船湾淡水湖等。这片新界东北内海波平谧静，山峦起伏。偶尔经过一个孤岛，上面有年轻人在攀岩，船上的老人家亲切地跟他们挥手。
这批老人家头发半白，是居港逾四十年的知青。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齐，热烈地谈论著当年的下乡生活和逃港征程。“你是哪间中学？”“你在哪里下乡？”“你偷渡了几次？”，是他们记忆与相认的凭证。此时，渡轮把孤岛抛在海中心，抵达香港及深圳边界的“之”字型海岛。他们要去祭扫岛上的“逃港纪念碑”。
2014年5月1日，一批已从精壮青年变成花甲老人的居港知青，在香港东北水域的吉澳岛上建立逃港纪念碑，纪念当年殁在投奔自由路上的亡友。此后每年的同一天，他们都登岛祭拜，悼念故人。
“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垂”
“原来这个岛是这样的，我当年都没机会看到全貌呢，”陈少芳1974年逃港，是广州下放到博罗县的知青，如今重临旧地，她却觉得陌生。“我当年上岸的时候天还没光，一上岸就有岛上的居民接待我们。第二天马上就屈蛇（偷渡者像蛇一般卷曲，藏在船的暗格内）送到了沙头角，还没看清这个岛是什么样就离开了。”
陈少芳当年跟很多偷渡知青一样，为免父母担心，没跟父母道别就踏上偷渡的征程。
当年这样的离别，可能是永远的天各一方。因为逃港是“投敌叛国”，他们不被允许再踏进国门半步。到了1980年，当局才以“非法探亲”的名义从轻发落这些逃港者，鼓励他们回国探亲投资。
这么艰巨的逃港征程，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呢？陈少芳笑说：“我什么都不会，一切都靠我先生的打点。他为我准备好指南针、干粮、胶鞋、篮球胆。我唯一的准备就是跟先生一齐游泳。我们一有时间就到处练习游泳，当时珠江满满的都是练习游泳、准备偷渡的知青。”
到了下水那天，陈少芳的先生怕她水性不好，还用麻绳把两人系在一起，共同进退，生死与共。如此患难情侣，船上还有几对。在那波涛汹涌的海上，一条麻绳，就是月老手中的红线。
“每个逃港的知青都是悲壮的英雄”
“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垂，众越港者立”是这个小小纪念碑的碑文，隐晦地铭刻著一代逃港知青的血与泪。这个碑不像“回归纪念碑”那般张扬，它只静静隐身在岸边，面对不断拍岸的海浪，默默守护著那段沉重的往事。
“我们这一辈子发生的事，应该由我们自己记录下来，不要留给后世子孙做，这样留给后世子孙的东西会更真实，我们要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历史负责，”快70岁的黄东汉是纪念碑的其中一个发起者，他在《立碑记》中如是说。
黄东汉是1970年偷渡来到香港的。他退休后开始写逃港知青的故事。他花了六年的时间，写了20余万字的《起锚》──“起锚”是当年逃港的暗语，几年前却阴差阳错地被时任香港特首曾荫权用作宣传2012年政改方案。
《起锚》中的逃港知青，今天又聚首在邮轮上，曾经的伤痕与噩梦，时过境迁，都付笑谈中。
逃港路线 无不凶险
“逃港是当时的地下的集体行动”，陈秉安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他是一名记者，专注研究大逃港的历史。
“起初，知青还有革命的热情，积极参与农活。但这些城市青年很快就发现他们难以适应农村贫困的生活，又跟农民好不起来，因为他们为农民增添了很多负担。”而更令知青失落的是，他们对前途悲观失望，“他们背井离乡，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失去读书的机会，荒废了学业。既在农村找不到前途，又回城无望，于是很多人萌生外逃的念头。”
陈秉安用了22年时间收集资料，在2010年出版《大逃港》一书。在这本书里，他认为文革时期的1972年至1974年是第三波大陆难民的逃港潮。（其余三波为1957年、1962年和1979年），当中的主体不是农民，而是受过初、高中教育的青年人。
陈秉安说，当年全国十几个省都有人逃港，主要是广东省及周边省份，当中又以广州知青最多。
知青作家蔡可风的粗疏估计，百分之二三十可以成功到达；百分之六十以上被逮捕送回来，还有百分之五至十是一出发后，就渺无音讯，生死未卜。
广东以外地区的青年主要混入供港鲜活食物的火车逃港，广东地区则有四条路线：
东路经惠阳到大鹏湾下水，然后泅渡到最近的香港岛屿（东平洲、鸭洲、吉澳岛）。这条路线守卫最松懈，但亦最危险，因为大鹏湾紧邻太平洋，风浪和鲨鱼随时令逃港者葬身大海。
中路守卫最严，不需游泳，但要攀越陡峭险峻的梧桐山，避过无处不在的边防军和狼狗，再“扑网”（翻越边界的铁丝网）翻过香港新界。
西路从深圳湾（后海湾）下水，泅渡过对岸的元朗，路长但成功率较高。这片海域虽然没有鲨鱼，但上岸时需穿过大片沼泥地，当中的海蚝会把身体割得遍体鳞伤。
当时还有一条路线是经中山、珠海游泳先偷渡到澳门。由于澳葡政府不像“抵垒政策”（指由中国大陆偷渡到香港市区才具备香港居民的身份，此前踏足香港新界地区即可）前的香港，会发身份证给偷渡者，因此偷渡者要设法避过警察，再“二次偷渡”去香港。
翻山渡海 冒死逃亡
“每个逃港的知青都是悲壮的英雄，”陈秉安说
逃港知青们首先要拿到证明，才可以到深圳一带。但当时深圳是敏感的地带，公社或大队不会随便开出证明。怎样才可以拿到证明呢？这就要靠知青用土法把普通证明的字迹褪去，留下公章，然后再在上面写上特定的内容。然而这种行为一旦发现，就会受到极严重的惩罚。
及后，知青需要走五六天山路才到海边。他们会带备面饼、炒面粉等干粮。面粉在那个物质缺乏的年代要靠后门才可买到，通常混入油和糖一起炒熟，饿的时候就吃一把。为了躲避农民和民兵的巡查，知青会昼伏夜出，白天躲在山上的草丛、棺材穴，忍受蚊叮虫咬、上晒下蒸的苦况，晚上则靠微弱的星光和简陋的指南针行走。由于山路陡峭，光线暗淡，一失足就成千古恨，当年活生生摔死的人就不计其数。
来到海岸，尽管知青平日训练有素，但面对汹涌的大海，他们不会贸然徒手下水。知青会事前准备橡皮艇、球胆及轮胎等工具，但由于偷渡者太多，这些工具往往一货难求，亦被炒卖得很贵，有些知青只好用避孕套代替。当年各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避孕套很容易就免费取到。他们将多个避孕套吹胀，串挂在颈上加强浮力。
为了躲避巡查，知青会在晚上下水。视乎身体质素和下水地点，他们一般要游三至九小时才到对岸。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这些知青大都疲惫不堪。夜间风高浪急，往往一个大浪打来，就晕头转向，找不到方向。他们只能依稀朝著有光的地方缓缓游去。可怕的是，东线大鹏湾时有鲨鱼出没，有一处地方更有“鲨鱼沟”之名，鲨鱼随时可能袭击偷渡者。
“香港的山水真是很漂亮，但你想到，这些地方曾是很多人黑夜游泳，冒死与鲨鱼奋斗的地方，我就觉得很受触动。”
千辛万苦渡过跨海一关，来到香港亦不可松懈。在新界地区，一批自以为思想进步的香港“土共”会私自把偷渡客抓起来，反解回大陆邀功，令知青的冒死付出功亏一篑。
如果能避过这些土共的滋扰，在1974年“抵垒政策”颁布前，知青上岸后可直接找警察求助。然而，他们人生路不熟，除非被警察发现，一般都会受原居民的“接待”，要其报上亲友地址，然后送出市区讨大“利市”，价钱视乎地段房价而定。到此，知青逃港才算成功。
这趟艰辛的逃港征程究竟有多大机会成功呢？根据知青作家蔡可风的粗疏估计，百分之二三十可以成功到达；百分之六十以上被逮捕送回来，还有百分之五至十是一出发后，就渺无音讯，生死未卜。
至今这段逃港的历史还是一笔糊涂账，官方虽不视为禁区，但一贯避而不谈，究竟当年有多少人偷渡，多少人伤亡，自然都是禁忌。
法国学者：他们让我了解到《人民日报》以外的中国
这场大逃亡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包括法国人潘鸣啸（Michel Bonnin）。
汉语流利的潘鸣啸被中国朋友们亲切地称为“老潘”。他曾参与法国六八年学生运动，对中国革命、中国哲学充满兴趣。为了学习中文，他七十年代曾希望到北京交流，但文革中断了中法间的文化交流，他只好到香港学习。他笑说：“当林彪的飞机摔落到蒙古的时候，我的飞机也在香港降落。”
来港后他半工读，一遍教法语，一边在新亚书院学习中文和中国哲学。香港人多喧杂，老潘跟法国的朋友一到周末就去东平洲度假。一天晚上，他正要关门的时候，有人敲门进来，问他可不可以住一个晚上，他是从“那边”偷渡过来的。老潘接待他，当夜就跟他彻夜长谈。
“他们的经历很有意思，因为当时的消息仍然封锁，他让我了解到了《人民日报》以外的中国。”自此，潘鸣啸慢慢萌生了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念头。1978年，他较早就出版了关注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20岁在中国农村》。其后，他的博士论文亦由新儒家转向中国当代史。如今，他已经成为“知青学”的权威。
如今回想，他庆幸自己当时去不了北京，而来了香港。“来港两年后，北京恢复了与巴黎的文化交流。我有巴黎的朋友去了北京交流，但他们懂得很少，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仍然很封闭，外国人在中国像是动物一样，走在街上会有很多人围观，追著你。中国人都不跟你说真话，就算是同宿舍的朋友，也会说谎。后来我带他们接触香港的知青。他们说，这里一个晚上学到的，比在北京的一年还要多。”
文革五十年，再看这段历史对香港还有什么意义呢？
“香港很好的地方在于有这么一群人保存了那段历史。但我觉得香港好像有点不够重视这批人。”潘鸣啸语带唏嘘，“香港的山水真是很漂亮，但你想到，这些地方曾是很多人黑夜游泳，冒死与鲨鱼奋斗的地方，我就觉得很受触动。”
“这样的故事，我们不能忘记。”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陈少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