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香港政局多事，“2047年香港前途”成为政界共同话题──公民党发表创党十周年宣言，强调本土，该党新晋议员杨岳桥明言要思考2047的香港；其他泛民中青代亦提出《香港前途决议文》；年轻学生牵头的政党“香港众志”明言会以十年时间推行香港前途公投；份属本土派、由“青年新政”组织的“选举联盟”甚至计划于2021年，即下一任特首选举前举行自决公投，强调香港独立与一国两制皆是选项；建制派亦蠢蠢欲动：叶刘淑仪约见年轻人交流本土港独思潮，各建制派亦纷纷明确否定独立之路。
2047年的香港前途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诚为好事，因为一国两制的未来早晚要有定案，而这次香港的二次前途该由港中两地人民透过政治决定，港人不能再“被缺席”。
然而有关“2047”的香港思考，不应被局限于港中的宪政关系。“2047”也许更像一个问题意识，把潜藏在日常生活肌理中的权力体制重新勾起──我们想要建立一个怎样的香港？
我们需要从权力运作的根本瓦解权势者的逼迫，而不是靠在选举及议事堂上侃侃而谈。
现代社会的权力体制
个体与个体透过日常接触连结起来，社群由是而生。传统部落社会资讯并不流动，人际交流依赖距离有限的物理接触，社群规模相对较小。而规模愈小的社群，权势者的意志就愈能直接行使，更容易监控无权势者。
踏入“现代社会”，科技发展带动社会频繁交流，个体可以超越物理距离而联系到身未能至的另一端土地。在这个意义上，权势者可以管辖的范围亦随之扩散。权势者寡而无权势者众，日益庞大的领土与群众规模，让少数权势者无法亲身直接行使意志；对无权势者而言，脱离日常生活接触则不成社群，亦因此存在着逃逸权势者管制的空间。
为了维持管治，权势者必须下放部分权力，但最终目标只是让其意志可以间接但绝对地执行。这种依照少数权势者意志而设计的管治计划，就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体制”。体制统涉整个社会，透过财势利益的分布，被管治之无权势者只要按体制定下的规则生活，就能逐步掌握利益，并转化成部分权力。
换句话说，虽然最终的权势者依然是少数，但无权势者透过“安分守己”，就能慢慢获取部分权力成为小权势者。社会权势者／无权势者之二分变得更加模糊，当中有上爬的阶梯，而且层次变得更复杂。权势者依然是少数，然而因这种权力下放的体制，他们添加了大量名不经传的代理人与螺丝钉，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可能是权力的共谋者。这些共谋者也许只是基于环境压力而逼不得已，因为他们一但不服从，想过利益权势以外的生活，他们就是在反抗体制，他们就是体制外之物，必然受到制度制裁。
小权势者被权势者以利益牢牢巩固，形成一个又一个管治社群。维系着管治社群的不是日常接触与理念互通，而是普世的金钱数字，他们化成各种官方结构──文化的、商界的、学术的、法律的、教育的、艺术的，城市规则的诸如此类──训导社会生活的逻辑，筑构生活的典范。
香港的权势者与反抗者
这不是抽象理论；从权力结构的面向切入，我们得以回身望向香港。香港一直被权势者定义为资本主义城市──美国传统基金会连续21年，评选香港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基本法》定明香港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特区政府年复一年强调自由市场与及发展之必要。权势以下的管治社群，反复对我们说香港的安定繁荣──赚钱的文化产业、利益最大化的商业发展、永远为政府护航的学者、协助港中融合的法律人士、强调服从的教育界别、不涉政治的艺术家，赞扬推土式发展的规划师，等等等等。
香港也不是没有反抗者。有人想过利益权势以外与自然共生的生活，结果遭受到如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的种种逼迁行径；有人坚持小本经营的社区生活，结果面对地产霸权，遭到大幅加租；有人不甘迎合大陆市场而投身本地电影创作，结果受到中方大肆批评与打压；有人想选出权势利益社群钦点以外之首长，结果遭受警察的全面镇压与拘捕。
在这些事上面，对反抗者施压的不只是少数权势者──批评不迁者拖垮香港发展的市民；接受新自由主义增加香港竞争力的商人；各种受益于大陆庞大利益市场的演艺界人士；苦口婆心批评反抗者于事无用的群众。他们也许都不是最典型的权势者面孔，甚至属于不同社会阶层，但他们都会站在权势者所定下的界线内，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受益于权势者设下的规则，又或生怕不站在权力列队之内，会受到体制制裁。在这里，权势者与无权势者交织出一张权力结构网，让反抗者在生活各种面向，都受制肘。
2047不只港中宪政问题
这是为什么我认为：2047只是思考香港前途的问题意识，而不限于港中的宪政关系。因为社会不公义根本是全方位，且是倾全社会之力对生活的限制，让每个人都只能活出同一种生命方程式。
“2047”这个问题，我印象中最早提出的是前《学苑》编辑李启迪，后来由前学民思潮召集人，现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发酵成大家比较关注的焦点。李启迪提倡思考香港二次前途；黄之锋说不愿重复“政改永劫”，不想再以争取“XX年双普选”为民主运动的旗帜。然而如果只把2047大限理解为香港与中国的宪政关系，则与过去的民主运动没有太大差别──因为他们对权力运用的思考同样局限在宪政议题内，忽视了广泛的社会权力分布及行使，对其他社会范畴没有具体纲领。
这种意义上，如果我们对泛民主派的批评，是他们在政制问题以外毫无建树，那么提倡独立的本土派面貌虽新，但也许在骨子里与泛民主派一样陈旧。本土派把“一国两制”置换成“香港独立”，突破了政治思考的框限，然而对于权力的压迫仍然守于宪政议题之内，小看了各种由小权势者形成的管治社群的反扑能力。
如果整个社会群众都已内化了权势者的逻辑，那么改变宪政地位或更替少数权势者，都不足以扭转整个社会的不公义。当反抗者没有从根本建立起，有别于今天由利益权势拢络的管治社群，就算成功独立，那也不过是皇朝易姓。我们不会有足够的基础，对抗整个前朝遗留下来的社会主导意识，以及其所导致的社会不公义。
重塑社会，扭转不公
于我看来，不论派别，有志于政治的反抗者，都该有志气去建立与官方管治社群分庭抗礼的平行结构。如果权势者管治社群是分散的，由利益输送主导的，我们在打破笼牢的同时，亦应构筑属于民间的平行自治社群──包括文化的、商界的、学术的、法律的、教育的、艺术的、城市规则的，诸如此类。我们要提出一种利益以外，以理念价值相通的生活形态，与权势者竞逐民心。
比如说，在政府御用学者以外，我们能否建立民间的知识圈，办民间学堂，做民间自己的政策研究？本土研究社、香港民间学院、流动民主教室都是在做类近之事。在法律界，法政汇思等组织，正在凝聚一种以法治精神为本的法律社群，尝试在权势者面前提出另外的反对意见。城市规划问题，政府不处理，土地正义联盟等组织代其清理及报导各地出现的泥头山，树立起自我组织的公民模范；各种地区组织如“社区公民约章”正努力做社区营造，建设一种经济利益以外的社区生活；还有其他在努力中的人，不一而足。
这些行动的重要性，在于从权力根本去挑战权势者，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奠下信任、团结、责任等信念价值，吸引更多人离开权势者设下的生活方程式，壮大反抗力量。这些不仅是政治策略，更是在重塑另类社群生活的可能，再次开放人类的自由。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实践真正广泛的社会革命。
“2047”作为一个政治招徕，不过是为自决我城的思考设下限期，把改变社会不公义的问题更加具像化而已。“2047”更应该是一个问题意识──如何从权力根本去化解不公的逻辑与阶梯。把“2047”作为单一焦点，未免过于本末倒置。“政治觉醒”、“前途自决”，“街头议会并进”之说不下十年，我们不缺这些口号，缺的是行动的勤勉与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