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耀华:这次香港的二次前途该由港中两地人民透过政治决定,港人不能再“被缺席”。摄:Guang Niu/Getty Images](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16/04/d128a0e5ffb0432abe2c8354ca5af642.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2016年,香港政局多事,“2047年香港前途”成为政界共同话题──公民党发表创党十周年宣言,强调本土,该党新晋议员杨岳桥明言要思考2047的香港;其他泛民中青代亦提出《香港前途决议文》;年轻学生牵头的政党“香港众志”明言会以十年时间推行香港前途公投;份属本土派、由“青年新政”组织的“选举联盟”甚至计划于2021年,即下一任特首选举前举行自决公投,强调香港独立与一国两制皆是选项;建制派亦蠢蠢欲动:叶刘淑仪约见年轻人交流本土港独思潮,各建制派亦纷纷明确否定独立之路。
2047年的香港前途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诚为好事,因为一国两制的未来早晚要有定案,而这次香港的二次前途该由港中两地人民透过政治决定,港人不能再“被缺席”。
然而有关“2047”的香港思考,不应被局限于港中的宪政关系。“2047”也许更像一个问题意识,把潜藏在日常生活肌理中的权力体制重新勾起──我们想要建立一个怎样的香港?
我们需要从权力运作的根本瓦解权势者的逼迫,而不是靠在选举及议事堂上侃侃而谈。
现代社会的权力体制
个体与个体透过日常接触连结起来,社群由是而生。传统部落社会资讯并不流动,人际交流依赖距离有限的物理接触,社群规模相对较小。而规模愈小的社群,权势者的意志就愈能直接行使,更容易监控无权势者。
踏入“现代社会”,科技发展带动社会频繁交流,个体可以超越物理距离而联系到身未能至的另一端土地。在这个意义上,权势者可以管辖的范围亦随之扩散。权势者寡而无权势者众,日益庞大的领土与群众规模,让少数权势者无法亲身直接行使意志;对无权势者而言,脱离日常生活接触则不成社群,亦因此存在着逃逸权势者管制的空间。
为了维持管治,权势者必须下放部分权力,但最终目标只是让其意志可以间接但绝对地执行。这种依照少数权势者意志而设计的管治计划,就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体制”。体制统涉整个社会,透过财势利益的分布,被管治之无权势者只要按体制定下的规则生活,就能逐步掌握利益,并转化成部分权力。
换句话说,虽然最终的权势者依然是少数,但无权势者透过“安分守己”,就能慢慢获取部分权力成为小权势者。社会权势者/无权势者之二分变得更加模糊,当中有上爬的阶梯,而且层次变得更复杂。权势者依然是少数,然而因这种权力下放的体制,他们添加了大量名不经传的代理人与螺丝钉,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可能是权力的共谋者。这些共谋者也许只是基于环境压力而逼不得已,因为他们一但不服从,想过利益权势以外的生活,他们就是在反抗体制,他们就是体制外之物,必然受到制度制裁。
小权势者被权势者以利益牢牢巩固,形成一个又一个管治社群。维系着管治社群的不是日常接触与理念互通,而是普世的金钱数字,他们化成各种官方结构──文化的、商界的、学术的、法律的、教育的、艺术的,城市规则的诸如此类──训导社会生活的逻辑,筑构生活的典范。
香港的权势者与反抗者
这不是抽象理论;从权力结构的面向切入,我们得以回身望向香港。香港一直被权势者定义为资本主义城市──美国传统基金会连续21年,评选香港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基本法》定明香港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特区政府年复一年强调自由市场与及发展之必要。权势以下的管治社群,反复对我们说香港的安定繁荣──赚钱的文化产业、利益最大化的商业发展、永远为政府护航的学者、协助港中融合的法律人士、强调服从的教育界别、不涉政治的艺术家,赞扬推土式发展的规划师,等等等等。
香港也不是没有反抗者。有人想过利益权势以外与自然共生的生活,结果遭受到如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的种种逼迁行径;有人坚持小本经营的社区生活,结果面对地产霸权,遭到大幅加租;有人不甘迎合大陆市场而投身本地电影创作,结果受到中方大肆批评与打压;有人想选出权势利益社群钦点以外之首长,结果遭受警察的全面镇压与拘捕。
在这些事上面,对反抗者施压的不只是少数权势者──批评不迁者拖垮香港发展的市民;接受新自由主义增加香港竞争力的商人;各种受益于大陆庞大利益市场的演艺界人士;苦口婆心批评反抗者于事无用的群众。他们也许都不是最典型的权势者面孔,甚至属于不同社会阶层,但他们都会站在权势者所定下的界线内,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受益于权势者设下的规则,又或生怕不站在权力列队之内,会受到体制制裁。在这里,权势者与无权势者交织出一张权力结构网,让反抗者在生活各种面向,都受制肘。
2047不只港中宪政问题
这是为什么我认为:2047只是思考香港前途的问题意识,而不限于港中的宪政关系。因为社会不公义根本是全方位,且是倾全社会之力对生活的限制,让每个人都只能活出同一种生命方程式。
“2047”这个问题,我印象中最早提出的是前《学苑》编辑李启迪,后来由前学民思潮召集人,现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发酵成大家比较关注的焦点。李启迪提倡思考香港二次前途;黄之锋说不愿重复“政改永劫”,不想再以争取“XX年双普选”为民主运动的旗帜。然而如果只把2047大限理解为香港与中国的宪政关系,则与过去的民主运动没有太大差别──因为他们对权力运用的思考同样局限在宪政议题内,忽视了广泛的社会权力分布及行使,对其他社会范畴没有具体纲领。
这种意义上,如果我们对泛民主派的批评,是他们在政制问题以外毫无建树,那么提倡独立的本土派面貌虽新,但也许在骨子里与泛民主派一样陈旧。本土派把“一国两制”置换成“香港独立”,突破了政治思考的框限,然而对于权力的压迫仍然守于宪政议题之内,小看了各种由小权势者形成的管治社群的反扑能力。
如果整个社会群众都已内化了权势者的逻辑,那么改变宪政地位或更替少数权势者,都不足以扭转整个社会的不公义。当反抗者没有从根本建立起,有别于今天由利益权势拢络的管治社群,就算成功独立,那也不过是皇朝易姓。我们不会有足够的基础,对抗整个前朝遗留下来的社会主导意识,以及其所导致的社会不公义。
重塑社会,扭转不公
于我看来,不论派别,有志于政治的反抗者,都该有志气去建立与官方管治社群分庭抗礼的平行结构。如果权势者管治社群是分散的,由利益输送主导的,我们在打破笼牢的同时,亦应构筑属于民间的平行自治社群──包括文化的、商界的、学术的、法律的、教育的、艺术的、城市规则的,诸如此类。我们要提出一种利益以外,以理念价值相通的生活形态,与权势者竞逐民心。
比如说,在政府御用学者以外,我们能否建立民间的知识圈,办民间学堂,做民间自己的政策研究?本土研究社、香港民间学院、流动民主教室都是在做类近之事。在法律界,法政汇思等组织,正在凝聚一种以法治精神为本的法律社群,尝试在权势者面前提出另外的反对意见。城市规划问题,政府不处理,土地正义联盟等组织代其清理及报导各地出现的泥头山,树立起自我组织的公民模范;各种地区组织如“社区公民约章”正努力做社区营造,建设一种经济利益以外的社区生活;还有其他在努力中的人,不一而足。
这些行动的重要性,在于从权力根本去挑战权势者,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奠下信任、团结、责任等信念价值,吸引更多人离开权势者设下的生活方程式,壮大反抗力量。这些不仅是政治策略,更是在重塑另类社群生活的可能,再次开放人类的自由。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实践真正广泛的社会革命。
“2047”作为一个政治招徕,不过是为自决我城的思考设下限期,把改变社会不公义的问题更加具像化而已。“2047”更应该是一个问题意识──如何从权力根本去化解不公的逻辑与阶梯。把“2047”作为单一焦点,未免过于本末倒置。“政治觉醒”、“前途自决”,“街头议会并进”之说不下十年,我们不缺这些口号,缺的是行动的勤勉与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