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香港转眼已过，两伞运动结束超过一年。
伞运后的政治动员乏力只是香港政治生态的表征，在这之下是中港宪政关系的想像与不安，甚至是香港2047年的前途争辩。
激进的两面：愿景与行动
雨伞运动标示了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激进”（radical）不是贬义词，“激进”不过是不同于现状，在理念或行动上有所突破；而行动的抉择往往取决于愿景的激进程度。雨伞运动主事者的愿景并不激进，沿用“一国两制”的政治想像，并没有挑战中港宪政关系，却实践了过往未尝有之的广泛占领。这种公民抗命的行动模式意不在挑战整个政体，而是透过公开的违法行为展示政府某种政策的不公义。换言之，雨伞运动是旧有政治想像下近乎最激烈的政治反抗（仅次于罢工罢市）。
香港前途问题：“共存vs分离”
然而伞运的广泛抗争遭受中共强硬应对，未竟全功。这导致社会在后占领时期质疑“一国两制”前景，在香港前途问题上分裂。有关香港前途，最粗略可分为“共存－分离”两派。“共存”一派持守“一国两制”，原因可以是中港实力不对等、中华情意结，或者其他。这个政治想像沿袭过去30年来路，谈不上激进。温和的愿景无法支撑更激进的行动，正如今天我们很难想像以武装革命维持“一国两制”。（谁知十年后的事？）
“分离”一派在伞运后逐渐成为社会焦点，主要提倡香港独立，认为中共治下“一国两制”不过是温水煮蛙的手段。这个主张对很多人来说，仍然是个不便明言又难以跨越的心理关口。香港作为民族国家这个愿景，近年被反复讨论，已成社会潜在势力。“民族国家”在学理上并不新鲜，近年亦备受学界拆解，认为这个概念忽略过多社会差异，及随之而来的内部压逼。然而对香港的社会认知以及对中共来说，“香港作为民族国家”的想像却是激进非常；既挑战北京对港主权，亦冲击过往社会中的中国认同。
香港独立这个激进愿景自然连带激进的抗争行动。本来民主制度可以制约血腥的政治斗争，决定政权和平更替与否，比如英国苏格兰地区在2014年才刚公投否决独立，最近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地区亦正酝酿独立公投。香港这年的“公投自决”、“全民制宪”讨论，正是在接受“分离”成为一个选项下较平和的进路。可是中国不像英国及西班牙是民主国家，亦因此不少人认为当下温和无用，鼓吹勇武革命。
革命是否可行言之尚早，历史进程由人在客观环境限制下创造，可是一但具体筹备行动，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必有牺牲：或是坐牢、或者流血，甚至捐躯。
共存派：群众与社运组织者的貌合神离
在“共存－分离”一轴下，我们可再各自粗略区分出群众与社运组织者。两派的群众与组织者，其实各自不被动员或说服。
共存派的群众心里有条潜隐的“一国两制”底线。他们经历伞运的无功而还后，不相信温和行动对强势北京的效用，倦于出席传统游行集会；同时由于“一国两制”这个政治想像相对温和，他们无法接受更激行动，因此出现心理落差──既怀疑温和行动，却未能更进一步。
共存派社运组织者甚少挑战中港宪政关系；在行动上，他们在公民抗命之外无牌可出，然而以今天的情况，更激进行动又不合用于“保持”“一国两制”。面对怠慢行动的群众，他们失却过去一统社会的政治动员力。当组织者失去群众，就变得无事可为。
结果共存派的群众与社运组织者貌合神离──群众缺席政治现场，组织者无法鼓动足够群众发动抗争。2015年6月政改表决当日由民阵发起的场外集会群众寥寥可数、10月偏向保守的港大校友举办的抗议校委会集会模式如旧，都可成例。这些事件如果发生在2014年，皆无法想像其规模之细，手法之温和。
分离派：群众与社运组织者普遍未准备
无用多说，分离派的群众与社运组织者认同独立理念，鼓吹革命。但如前所述，革命需要挑战政权且有所牺牲。2015年多次的“光复行动”，分离派群众辱骂游客及踢其行李，但面对警察行动时迅速溃散；2015年9月有音乐人发起集体携乐器到大围站，抗议港铁无理禁止乘客携带大型乐器，有分离派群众到场指摘发起者没有聚焦水货客问题，现场一度混乱。
依笔者观察，多次运动现场群众被组织者号召，但基于心理准备不足又未敢动，而且整体群众不多，难发展成有声势的抗争力量，结果只落得声讨其他更弱势者而未有挑战政权。
群众以外，分离派组织者亦广泛准备不足──包括牺牲以及整全计划。2015年3月元朗的“光复行动”，持本土理念的分离派组职者在大规模警力前自行撤离，被批评背离群众，显示他们牺牲准备仍未足够；12月立法会审议《2014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俗称“网络23条”）流会后场外出现的推铁马及垃圾桶爆炸案，显示本土分离派的革命行动没有周全计划。
分离派群众尚未突破心理关口，躁动而未敢动；组织者没有整全之计及以身作则，无法身先士卒带领群众。
“四派割裂”：进退维谷的社运
群众与社运组织者在“共存－分裂”一轴下各自分裂，两派群众不完全服膺于其社运领导者的主张，社运领导者亦未能或不愿提出群众满意的愿景和行动计划，两派进一步分裂成四派：群众分成两派，社运分成两派，而四派又各自不被对方动员或说服，却亦无法单独发起具规模的政治抗争，于是每每只能勉强挣扎，或胜或败。此为“四派割裂”的困局。
“四派割裂”的最佳呈现是2015年12月中的反对“网络23条”集会。这个议题是伞运后难得的民间意见一致，不论共存派或分离派的群众与组织者都同样反对。然而这并没有导至集会的强势，反而出现各方拉扯。由分离派全力号召的集会气氛冷淡，连续两晚现场群众仅约千名──共存派的群众厌倦集会缺席；分离派群众焦躁而未敢动，而且被号召到场的人数不多；共存派组织者作为社运分子无法缺席，但在现场分离派群众及组织者的主导现场下无可作为；分离派组织者未有完备的升级计策，为使激进言行一致唯有冲击包围共存派。现场出现不少两派群众之间的对骂，包围共存派立法会议员或组织成员的情况更是抢眼。
“网络23条”之所以被立法会议员成功拖延表决，部分原因是这次条例非建制利益重点，因此没有认真为政府护航。以当晚集会现场的人数及气氛，一旦议案表决通过，则群众势难有下一步行动。
议会作为建制：被消弭的前途辩论
“四派割裂”是2015年社会运动的主调，究其根本，源于对香港前途的不同想像。2015年初香港前途争辩一度展开：“归英”、“自决”、“城邦”、“两制”、“革新”、“回归”、“一国”等细致难辨的主张如雨后春笋出现。
或许社会疲惫于“四派割裂”下的长期胶着，当区议会选举临近，各派均派员参选，把精力投入到区选之中。一时间，整个香港前途的争辩被束之高阁。社会聚焦伞后议会政治势力的更替兴衰，大家期望新人能为香港政坛带来新气象，观察旧人会否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前途问题被吸收入议会之中。这种对议会的关注延续到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
但我们必须注意，议会有其程序逻辑及限制，一旦进入议会这个建制，在位者容易与街头脱离，由权力衍生而来的高层接触与消息来源会影响街头抗争的判断，搁置有别于现况的激进理念思辨，甚至扰乱抗争的最佳时机。议会与街头的契合不是想像中容易，1980年代民间团体挟街头抗争之势进入议会，声言内外合击，30年后我们发现原来还是街头运动较能带动政治形势，议会反倒只能回应由街头抗争所生的政治议题而无法与其共同带领运动。我不是反对参选议会、从落后形势的议员手上抢夺权力，然而我们需要思考如何避免重复过去经验，警剔议会的局限，以及着眼街头。“街头”可以是政治抗争，也可以是社区营造、社会参与，更重要是接触不同立场的群众，而没有实质权力的“议会”只是其中一个表达讯息与否决不义政策的平台。
议会作为平台：直面前途辩论
2015年区议会选战中前途问题潜隐不见，大部分候选人没有提出自己的2047年香港愿景──某些含混其辞，以“我们都是香港人”敷衍了事；某些空谈独立却未提出具体之途。也许区议会选举选区细小繁多，焦点分散，性质不利讨论前途问题此种宪政议题。然而2016年立法会换届在即，以其选举规模及宪政权力而言，是辩论香港前途问题的合适机会。
英国当年之所以提出主权问题，源于考虑批地能否跨越1997年，以及担心银行按揭贷款无法超越15年。今天香港楼价高企，银行按揭贷款已经伸延到30年，换句话说，2047年香港前途问题，有机会在2017年前就浮现。配合近年社会对北京不信任的形势，2016年立法会选举是难得的场合，让社会聚焦香港未来的争辩，各派宜直接拿出各自的前途想像及具体实践路向进行公共辩论，借媒体之力将香港前途问题打入每家每户，卷动整个社会思考香港未来，利用官方举办的立法会选举去让全港公民就前途问题表态。
只要成功把2016年立法会选举的议题主导为“香港前途问题争辩”，我们甚至可以逼使建制派政党提出他们的前途想像：到底是“一国两制”，还是“一国一制”？要不然也支持公投自决？断不会是独立吧？前途问题不分世代党派。只要建制政党左右回避，我相信会对他们的选情造成一定打击。而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结果甚至可作为“香港何处去”的部分参考，缓解“四派割裂”。
我说“缓解”而不是“决解”，是因为有些时候，有些分歧是无法疏理，注定殊途。
2016年香港该正式面二次对前途问题，这是我对各位关心社会朋友最诚恳的呼吁。
（本文旨在整理2015年的千头万绪，为2016年的香港政治展望抛砖引玉。如有冒犯，就此致歉；所有文责均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