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雨伞运动”，提早引爆了香港的“2047问题”。所谓“2047问题”，是指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限期到2047年将届满，到时香港何去何从，将是一个大问号。
“雨伞运动”时笔者65岁。对于我来说，2047年之前很可能已经作古，所以这个问题对我好像影响不大，因而从来不在笔者视野内。但是在“雨伞运动”期间，笔者在各个占领区与年轻朋友们畅谈时，发现“2047问题”已经是很多年轻朋友脑子中在思考的问题。一场“雨伞运动”把这些潜存的问题一下子提早引发出来。
在占领期间，我两度碰到这个问题。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妈妈慨叹地说，在过去100年来，她一家三代都在逃避共产党：祖父在1947年从大陆逃难来香港，父亲在1997年移民到外国。到了她这一代，孩子刚出世，到2047年才33岁，正当青年，为了2047的问题，她现在要考虑再移民。她问我：“为什么100年内很多家庭都像她一样，要三度逃避中国共产党？”
又有一次，我同一个年轻朋友聊天，问他为什么这么坚定地要守护占领区？他回答：“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否则到了2047年怎么办？”。我问他守护占领区与2047年有什么关系？他说：“我们面临2047年的大限，就像你们当年面临1997年的大限一样。你们这一代人，当年不自己主动去争取自己的命运，提出所谓民主回归，祈求中共给你民主，结果是整整一代人的努力宣告全盘失败。有你们失败的经验在前，我们不可能不自己奋起掌握自己的命运！”我虽然不认为他所说的全对，但不否认他的观察有其价值。
我接着问：“但是2047年还有33年啊，现在提这个问题不会太早吗？”，“一点都不早。当年中共并没有主动提出收回香港，英国之所以提出1997问题，是因为它不知道它批地能否超越1997年，而银行新做的按揭贷款也有一个能否超越15年（笔者按：当年香港银行的楼宇按揭贷款一般最长是15年）的问题，所以英国才被迫要提出1997的问题。现在楼价这么高，银行的按揭贷款已经被迫伸延到30年，否则借不起钱。从2017年开始，距离2047年就只有30年，很快银行就要面临能否批核超过2047年的贷款。换言之，2047的问题，从2017年开始就会慢慢展露出来。所以2017年能否有真普选，将决定以后30年香港能否有一个敢于捍卫香港利益的特首，以便到2047年大限出现时，能领导香港同大陆谈判出一个有利于香港的方案”，他理直气壮地说。
与这两位年轻人的谈话，使我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是的，中国人这100年来都在躲避中国共产党，我们还要躲避多久呢？什么时候我们再不需要躲避它呢？
解决三问题 多点主动性
香港历史上两个大限（1997和2047），有其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共同的地方是因为香港人不愿意“回归”到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不民主的中国，才有所谓“大限”之说。
不同的地方，是1997年时，是英国代表香港与中国谈判（不是香港人不想直接参与，而是中共不允许香港人参与，所谓“三脚凳”理论），到了2047年，应该是香港人直接同中共谈判了。第二个不同的地方，是1997年时，香港还算有一点点谈判筹码（中国当年在经济上还对香港有很大的依赖度），到了2047年，当中国经济已经跃居世界首位时，香港还有什么谈判筹码？
笔者把两个大限的异同分别以下表表述。
所以，香港面对“2047问题”，其实就是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香港希望在2047年“一国两制”届满时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
二、香港希望与中国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三、如果到时不愿意接受中共单方面的安排的话，则：
（1）香港能够以什么实力来与中共谈判？香港有什么谈判筹码？
（2）香港如何培养出能够与大陆谈判的领袖人才？香港能产生植根于本土的政治领袖吗？
笔者觉得，解决好这三个问题，我们对2047年的大限或许就可以多一点主动性。
（程翔，资深传媒人、《文汇报》前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副总编、新加坡《海峡时报》前中国首席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