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2016年立法会新界东补选，得到泛民全力“加持”的公民党杨岳桥，力压建制派民建联周浩鼎获胜，成功保住为期7个月的看守议席。然而令公众感到意外的是，代表“本土民主前线”（简称本民前）出选的梁天琦，以66524得票名列第三（15.38%），成为传统的建制、泛民对垒以外，足以分庭抗礼的政坛新势力。港人正经历前所未见的变局。
当舆论忙于分析原因、各方阵营自有阐释之际，也许连北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香港的本土派，何以能在数年间急速冒起？面临9月立法会大选，传统势力重新洗牌。过去数年一直建立论述、累积行动事迹的本土派迅速崛起，正式挑战泛民地位，可以预见后者支持度将进一步下滑，反建制力量将重新订定政治光谱。个中因由，值得深思。
本土派的崛起脉络
2008年北京奥运，是港人对中华民族认同的顶点，“大国崛起”的主旋律背后却生暗涌。中国毒奶粉事件，令中国人对食品安全产生戒心，大举来港采购奶粉、走私食品北上，为往后分歧埋下伏线。同年汶川地震后港人热心捐款，但后来陆续揭发灾后重建的“豆腐渣工程”、贪官侵吞善款等行径，令港人失去信心；2013年雅安地震后，港人对募捐，甚至立法会拨款资助重建反感极大，可见一斑。这些不断酝酿的“疑中”情绪，甚至对中共治下民生紊乱的不安感，由是益盛。
其间，港中两地交流持续频繁，自由行与新移民日增，文化差异与利益所系，造就民众冲突炽烈。可是特区政府不但未有设法消解矛盾，反而变本加厉趋炎附势，藉制订政策献媚于中国政府。
回看社会制衡的力量，自主权移交伊始，从议会内亲建制与反对派势力严重失衡。民间抗争屡屡功败垂成，既没有引发广泛的公民意识觉醒，人文学者播下的本土论述种子亦未见收成。2007年捍卫皇后码头运动提出的“开放本土”，较接近“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以包容、平等与维护公民的共同价值，定义身份认同。可是，其时主张者如陈允中等，并未回应香港主体意识问题。相关讨论也因码头清拆、社运结束而夭折。
有鉴于此，陈云在2011年提出《城邦论》，尝试将理论构想与本港现实政治环境结合，梳理个中脉络，为本土论述带来本质变化。“港中区隔”思想形成的背景与动机，不止针对政府政策流弊，也是处理存而未决的问题：普遍的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身份认同的建立，以至主体意识与政体的想像，而不是针对个别的族群仇恨。“建立城邦，分而治之”，以本土利益为依赖，既是香港避免受北京过度干预，得保独特性的手段，也是对港中皆为有利的策略。
后来由港大学苑于2014年编订的《民族论》，提出另一种想像：香港人不再是在北京治下乞 讨“鸟笼民主”的次等公民，而是可卓立于世，筑成一个文化自足、经济实力及政治体制圆熟的独立政体，甚至有争取主权建立独立国家的可能。其基础简述之，可上追至1982至84年的前途问题谈判。当时中共取消“三脚櫈”论，英中两国将香港摒除于谈判桌外；决定香港前途的政治游戏，从无港人参与协商的余地。往后《联合声明》的“一国两制”，更抹杀了香港自治的选项。是以，持“民族论”者主张：在2047的大限以前，港人必须夺回自决权。
其他泛本土主张，还包括提倡“重议《联合声明》、先交由联合国托管，再行决定是否回归英国管治”的《论归英》，或者从“民主回归”被否定后，重新捍卫香港价值而拓展的《革新论》。然而两者皆未成主流，仅作参考。
社运基调的变化
香港社会汲取1960年代两场暴动的教训，对政府的制衡，往往倾向采取和平非暴力的“安全社运”。主权移交以后，经过2003及2004年的七一大游行，无论学者、政党抑或社运人士均深受鼓舞。港人愿意挺身而出，竭力捍卫核心价值，一度为社会带来一丝希望。
然而，这种精神最终无以为继，未能遍及各阶层。其问题症结，在于社运虽能凝聚足够的民意认受，但缺乏方法转化为政治能量，往往在与新的权力中心博弈间失之交臂。而《基本法》许下的普选庄严承诺，更是遥遥无期。
泛民政党各为私利，宣称维护本土利益却承接无力，而为争取新生票源，在部分重要政治民生议题上不惜与政府扶同为恶（例如2010年民主党在会员大会通过支持政改方案，结果令他们取得两席新增的“超级区议会”功能组别议席）。民主党派因政治立场与取态，几经分裂；亲建制派则得力于中共力量的支持与渗透，更形壮大。
此消彼长，传统“六四比”的微妙平衡已然消亡，议会席次更由均势急转直下，强弱悬殊；抵制中共横蛮的文宣复流于虚无。社运参与者未起到督促鞭策的作用，相反，其对政府背离民意的行径每每坐视姑息。最终，香港陷入任由这群藉自由之名者，继续享受光环，而有事则厚颜呼吁民众“含泪投票”的恶性循环。
身处本土利益逐渐被侵蚀的年代，许多港人既无所适从，也无能为力。民众偶然觉醒，却未能使议会版图产生实际变化。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民众固然没法子参与其中；政策出炉后，莫说全民投票表决，就连像样的充分咨询亦欠奉。个别的情感宣泄，更无从打破困局。经过“反国民教育科”、“反新界东北计划”，到反政改方案酝酿多时却又无疾而终的“和平占中”，部分目睹温和社运力量消散的参与者，耐性已达临界点。
与此同时，本土派开始出现以“港中区隔”为纲领的组织及行动者。从针对自由行劣行的“驱蝗行动”、928“遮打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大型占领偶发的武力冲突，以至抗议走私客的“光复行动”，部分抗争者应用上述的本土理论，夹杂对中共集团统治的厌恶，以及民生受侵凌的愤怒，展开“勇武抗争”──这是一种以自卫为本的有限武力使用，不怕与警察直接冲突的行动策略。过程中曾发生错斥对象的误会，但大体上他们建立一种新的抗争形象，而在“光复行动”更是稍有成效：中国政府调整“一签多行”政策。透过抗争推动政策更迭，坚定了抗争者的决心。
本土民主前线，就是积极参与其中的一分子，而其中成员，有不少正是来自对“安全社运”失望的抗争者。
由街头到议会
今年初一爆发的旺角之役，源自本民前循上年维持秩序的方式，协助街头小贩摊档，食环署职员却不再如上年般遭遇群众压力而息事宁人，反而召警求助。其后，事态迅即上升至警民对峙、警方镇压，与抗争者武力反击，交织成一场“不对称战争”场面。
是次冲突属性为何，自有讨论空间。正常的社会机制严重失灵，官民间彻底失去互信，甚至到危及自身的地步。民间则产生越发明显的“自我保护”甚至“对抗意识”。更关键的是，暴力绝非突变，而是由长久以来对“安全社运”的失落感及愤懑累积。当连大型占领都失败告终，便将本来出现于旺角、金钟的街头零星冲突，升级成大型的对阵。以道德证成角度分析，这种作为是否“正义”固然有商榷余地，但事既至此，已是难以回头。
事件经传媒报道、官方及建制派渲染成“暴动”，泛民齐声谴责“暴力”，却刺激本土派团结的决心。许多本来看淡本民前新东补选选情的人，看见他们被卷入事件，却没有与抗争者切割，纷纷激于义愤出手协助梁天琦，导致网络与街头宣传铺天盖地。而事后梁表现镇定，抗争立场坚定进取，本应负面的报道反而加强了宣传效果。他们的标志蓝色，成为本土派“时代革命”的代名词。
结合本土理念与行动的新政党，加上掌握社会脉搏，终于凝聚强烈的民众意志，以15%的选票展示政治力量。接下来9月的立法会大选，就是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也许有人会将街头与议会抗争分开，认定各不相容。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抗争者晋身议会的作用，是循一切可进道路取得政治实力与政权周旋。进入议会，才能动用议会内外的共同力量阻止不义法案，甚至终有一天夺取立法权力。台湾的民进党，也是一路循党外运动的武力反抗走来，最终执掌立法权及中央行政权，实践政治理想。所以，本土派晋身议会，与街头抗争成犄角之势，有一定政治吸引力。
然而，虽然梁天琦团队士气如虹，高票落选得到一定支持度，考验亦随之而至。初一事件以降，警方大肆搜捕示威者，包括本民前成员在内的一众抗争者面临刑事检控。往后，处理官司及行动被捕的支援事宜，是当务之急；
同时，梁天琦至今尚未考虑乘势再度出选，且是次得票是整个本土派协力支持而得。在九月的全体改选，选举将回归比例代表制，不同阵营名单要各自努力，所以他们要着力经营更多忠实支持者。往后，本民前也需实在地参考本土主张，思考如何应用于公共政策，提出更坚实及具体的政策纲领。
在议会选举以外，也要提出如何通过抗争实践本土议题的路线图，深化受众认同本土意识，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大型抗争作好准备。
与此同时，同属本土派光谱的组织亦摩拳擦掌。包括普罗政治学院、热血公民、香港复兴会等团体，日前也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宣布9月立法会选举组成选举联盟，并公告其“五区公投，全民制宪”策略。其旨在透过获胜后牺牲议席引发五区补选的“变相公投”，得到选民的授意认同（Endorsement），推动修改《基本法》的工程。
本土派内不同路线出现，自然会扩阔其光谱，也是考验各自支持者的时机。本土派要更加充实政治实力，分进合击，必须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积极动员，并在本土、泛民、建制三足鼎立底下，务求推动实际的政治变化。
雷动计划──泛民的新生？
焦点回到传统泛民阵营：他们面对武力抗争的出现，未有把握机会重整旗鼓，坚定其和平非暴力的立法，反而在谴责以外毫无作为。故此在是回补选中，较倾向进步及激进的民主派支持者，流向更为进取的本土派，毫不意外。
杨岳桥是次胜出，有赖“众星拱月”，9月泛民各政党则不免陷入单打独斗的局面。在2012年的选举，新界东选区侥幸出现杠杆效应（Leverage Effect），以较少得票（57.6%）取得较多议席（66.6%），九席取其六。但这种侥幸不是必然，来届泛民总得票萎缩已成现实，他们亦不得不面对可能议席削减。
戴耀廷教授在2月初倡议“雷动计划”（Thunderquake），主张“非建制派”通力合作，争取议会夺取半数议席（35），得到立法权与政府抗衡。基于区议会选举出现从政人物新旧交替的趋势，加上本土派的进击，令他们出现危机，所以泛民有了加入的理由。若然成功，不但可促进泛民主派的新陈代谢，亦可扩展自身光谱，重整政治力量，也是和平议会抗争的可行进路。然而除了各党盘算下呈现互信低落以外，他必须面对以下问题：
一、方案要求反对派阵营大团结，但设“非建制非暴力”为限，基本上排除了主张武力抗争组织的参与。而要泛民暂且握手言和，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建立战略同盟，取得最大共同利益，问题是由社民连到人力再经历一轮分裂后，进步甚至激进民主派有急速萎缩的趋向，而2月新东补选结果更证实这一点。选民基础减少，配票难度自然大增。
二、即使放下“非暴力”条件而加上新兴的青年新政、本民前及其他自发的社区进步力量，一来未必有力承载上述流失的选票，而且勉强加入，也许“顺得哥情失嫂意”，令原本支持非暴力的选民望而却步。更重要是，少数的民意基础无法骑劫多数，本土派没有交换甚至被泛民牵制的诱因。
三、假定真能合作及配合选区布置，仍需要“精准估算”及“平均配票”。请问选民意志与纪律呢？往年选举的数十万反对派选民，是否铁板一块？就算是，究竟如何配票？要知道，选民是人，而非可任由你宰制的选票数字。立法会选举比例代表制，不同区选单打独斗，建制届时的选举机器操作自是不同，不大可能精准计算配票策略。
与朋友谈起，由立法会选举制度观之，先天上令泛民仅能于1／3以上、1／2以下的空间中上落。特首梁振英的支持者说要攻破1／3全盘掌控议会，固然不太可能，但戴说要抢占1／2以上，其实更不可能。
“1／2至1／3”这个不死不活生存空间，是90年代双议席双票制、港同盟横扫议会的年代未尽能预见──比例代表制设计原意，应该是令曾钰成等土共党派在地区直选中保留生存空间，依其时的泛民（6）对亲中（4）之比而制定。可是时移世易，议会的势力转移由主权移交之初保持的“六四比”急遽变化，反对派才意外地落入不能翻身的尴尬局面。
是以，聊作一说或可，但当真实践，不止是难，在如此恶劣的政治氛围，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新东补选以后的形势，也许更证明这一点。
（无妄斋，香港人、网媒记者兼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