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粗暴地解雇了安裕的那个早上，我从外面跑步回来，刷一下手机看到这椿消息，登时脑海一片空白，热汗混着冷汗从我的额角流下。混沌之间，眼前出现了一幕幕阿姜（我们对安裕的匿称）过去十多年和我们共处的画面，像电影蒙太奇般在眼前快速搜画。
我震惊而悲愤，如果两年前明报刚被撤职的老总刘进图在闹市被斩六刀，是一宗新闻自由的悬案，我觉得，今次安裕被撤职在我心中清楚不过：明报里顶着压力坚守新闻价值的领军人物被移除了，下手的还是公司里的人。
回响悬殊的“两个世界”
连续两天，我感到自己和整个香港社会出现一种脱节的精神状态：大部分港人生活如常，满足于网上海量供应的“伪新闻垃圾”，忙于分享关于美女、小狗、对政客谩骂的资讯；港人认知的所谓“新闻从业员”，只是电视台浓妆艳抹穿著套装读稿的美女。我知道一个残酷现实：假若一位“靓女小花主播”今天被无情解雇，民间反弹应该要比撤掉安裕大千百倍。
这里反映的是社会的反智：当读者和观众不断指摘香港新闻工作者水平每况愈下，一位默默耕耘的风骨报人被拉下岗位，大众却不屑一顾。不少圈外人问我：“安裕是谁？看明报的人已经少，还说是《星期日明报》里的一个专栏作家？”言下之意是安裕不够出名，这也是香港讲实际讲名气的一个真实面向。
那边厢，香港的知识分子界炸开了一个黑洞，我的脸书更是哀鸿遍野。记者、编辑、评论员，不论属于哪间机构，只要跟阿姜共事过，无不义愤填膺。一位跟姜生在明报体育版合作多年的前记者说：“只要想起姜生如何勉励我采访的画面，我的眼泪就忍不住了。”姜生的离开，引爆一个“现象”，大量在他提携下成长的记者，至少三至四代，都纷纷出来发声表态。
新闻价值的传承
举个例，和我同辈的朱凯廸，他今天已是本地重要的社会运动者和民间记者。时光倒流到千禧年代初，朱凯廸和我在明报国际版是新鲜人，已经有机会从阿姜身上学习到分析国际形势的思考方法；还记得那时，朱凯廸告诉我他很崇拜，采访中东而广为人认识的自由记者张翠容，希望从她身上偷师；我便约会了一次三人茶聚。谁不知，阿姜被炒后，张翠容在脸书上披露，原来她早年采访中美关系定必请教阿姜，并认为他分析独到，给她不少启发。
那天我在网上看到这张关系图，恍如看到阿姜一个人如何扣连出整幅图画。我看到自己血里流淌着的新闻价值，原来有一种一脉相承的前身今生：朱凯廸的启蒙老师是张翠容；张翠容和姜国元是互相请教的同业；而今天，我也成为大学里教授新闻的老师。老师的老师，也是姜国元。就这样，阿姜的影响力如辐射般扩散。余此类推的关系网，把整个香港新闻界一群有志者连结起来。
然而，阿姜培育出来的新闻人在发光发热，阿姜却低调得过分。新闻业的分工是这样：走在前线采访的记者冲锋陷阵，尤其是在电视台工作的，必须在镜头前露脸；报纸的记者具名出版，三五七年拿几个新闻奖，行外人也会听闻其名字。阿姜呢，他是绝顶厉害的编辑，知道要让记者成长，要激发记者的小宇宙，就是要举重若轻，润物细无声。若用今天香港的潮语，就是阿姜“不争夺光环”，有种旧式文人知识分子的谦虚，往往不邀功，不站台前。
润物细无声
在他被革走后的一个下午，我打开电脑，把过去我跟他在脸书的私人通话细细再看一篇。本来强装冷静的我，看到一些旧留言，眼眶也忍不住湿润了。
2013年的春夏之交，我为明报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占领中环的对话特写稿件。那时占中刚在酝酿阶段，我们找来占中发起人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和不同政界人物对话。其中一篇对象是民建联主席李慧琼，稿子写得艰难，因为李慧琼说话谨慎，难以擦出火花。若我加盐加醋加以奚落，当然能够抢眼球，但却违背我的写作原则；但若被动地记录，又沦为食之无味的沉闷文章。最终艰苦地写出5000字，一如所料，外界不懂欣赏，文章犹如石沉大海。
我颓废地向姜生吐苦水，谁不知他却说：“这篇稿子我从头到尾看了两次。”我受宠若惊。他续说：“你没法掩饰你不喜欢她”。我大惊，以为要被责备了，谁不知姜生原来不是要教训我，而是要赞我：“你写得客观，连李氏手部小动作也记录了，文章写得好，至少逼近了现实。”
姜生说的那一句，是关于我把李慧琼在访问中抓紧椅子时手指做了弹琴般的小动作记录下来，以显示李氏受访时的心理状态。这么小的地方姜生都察觉到，我心里暗自感动，忍不住大喊：“知音！”他一贯的若无其事：“我只是一个普通读者吧！”
如此这般的对话，淡淡的，像闲聊也像话家常，姜生爱把他做人处世，对新闻对世界的观点和角度，潜移默化地启发后辈。他对年轻记者打从心底没有架子，甚至喜欢亲近他们。我觉得安裕喜欢思考单纯的人。他跟我说过：“一个人，老实对人，老实对自己，是最可贵的。”
报纸佬、报业人员、报人
在我心里做报纸这行业有几种人：视它为上班糊口的我称之为“报纸佬”；另一批醒目又懂得采访技巧屡建奇功扶摇直上的我称为“报业人员”；去到阿姜那种水平，会持守新闻价值并以身教感染后辈，并把目光放在整个行业和社会福祉层次的，方配得上“报人”称号。
守护姜生，不是守护他本人，也不是把他神化；而是透过守护姜生，达到守护香港新闻人风骨的一个statement。朱凯廸跟我说：“钟天祥（解雇安裕的明报高层）凭什么羞辱一群读书人？”说得好。这篇文不是要捧姜生做英雄，他只是在这个时代做回一个“报人”应有的风范。否定安裕，就是否定香港几代新闻人，否定我们在安裕身上认同的价值。
我说要写这篇文章，姜生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三次叫我不要写，直到我坚持他才不再阻止。我认为，姜生最大的贡献不是他每星期在《安裕周记》里让读者看到醍醐灌顶的讯息，而是他在明报编辑室和整个新闻界的存在，实质地顶着压力，撑出新闻自由的一片天。这种存在不是一种空洞的口号，而是时时刻刻，年年日日，低调地“揼石仔”式地打开一些可能。其实，姜国元并不是一个激进的人，他时常提醒我们做记者要“冷静”，要有分寸，别过火，别意气用事。
试问哪个记者不热血？金像奖得奖电影《焦点追击》谈一个新闻团队如何跟踪一宗侦查新闻，前线记者出尽吃奶的力冲锋陷阵，却冷不防编辑室里空降了一个外来的“管理层”。管理层不多言，却在关键时刻做出对的决定，顶着外来的压力；有一幕，即使记者认为资料已够爆炸性，那位上司仍然坚持要等，等待足够的资料，让报导可以更全面地披露天主教神父性骚扰儿童的丑闻。
争千秋而不争朝夕，是我从姜国元身上看到的气度。所以明报中人常以“灵魂人物”、“定海神针”来形容他。而我却觉得，他在编辑室的存在更像“空气”，低调得像不存在一样，却因为他在这里，让记者可以安心地冲锋陷阵，在困惑时能够定下神来重拾方向。缺了氧的新闻人，就像丢了灵魂的人，只能行尸走肉。
同路人的默契
我和安裕之间，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话说2004年“安裕”已经开始在明报写专栏，广受欢迎，我们多次游说他把专栏辑录成书，他却担心太高调而推却，直至九年之后的2013年，明报星期日生活决定一次过出版几本书，阿姜才落实出版计划。碰巧我撰写的占领中环系列也一并出版，于是机缘巧合之下，让我认识了负责做书籍设计的胡卓斌。
一天，设计师问我：“究竟安裕是个怎样的人？”原来他要替《安裕周记》设计封面，却因为主人公太神秘，所以苦无头绪。我于是把我认识的安裕，用一些简单易明的形容词告诉他：
“感觉上，安裕外冷内热，对中国，对民主，有一种澎湃的感情，内心很翻滚，但又在外表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有一种男人读书人，不想自夸的内歛和低调。他出身左派家庭，骨子里对中国很有感情，却对中国有点恨铁不成钢。他对于有风骨的人，长年累月坚持为民主做大事的人物，从心里欣赏。
另一方面，他对日本文化有研究，他懂得日文，对于日本人咬实牙关挨下去的情操好欣赏。还有，安裕很有‘历史感’，有人味，有故事，有角度，有个人观察。他有‘情感’而不滥情，更像是一种‘风骨’的味道，淡淡然的。我猜，你设计时，太热又不可以，太冷又不可以。”
时为2013年6月，我跟设计师的闲谈电邮里，这样形容安裕。
之后，设计师就在没有接触安裕的情况下，设计出这本拿下了第七届香港书奖的作品：《安裕周记—思前想后》的封面。设计师混合了两种纸质，一种啡色的鸡皮纸表达发黄温暖的历史感，一种纯白色的纸表达一种冷静，中间用简单的直线分割，来表达一种理性。特别是在鸡皮纸上有一个半透明的长方形，是用透明胶质纸熨压上去做成的效果：“这是一面镜子，象征《安裕周记》那种反映社会，切割俗世的意像”胡卓斌解释道。
就这样，安裕在不知情之下，收到了设计师的样板。据说，安裕看后很满意，非常喜欢，还亲自以钢笔提字把“思前想后”四个字写出放在封面上。这个故事，我一直没有跟安裕说过。只是觉得，互相守护，毋须事事说明白的一种同路人的默契，是我从安裕身上学习回来的处世态度。
（谭蕙芸，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曾任明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