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蕙芸：否定安裕，就是否定香港幾代新聞人

《明報》粗暴地解僱了安裕的那個早上，我從外面跑步回來，刷一下手機看到這椿消息，登時腦海一片空白，熱汗混着冷汗從我的額角流下。混沌之間，眼前出現了一幕幕阿姜（我們對安裕的匿稱）過去十多年和我們共處的畫面，像電影蒙太奇般在眼前快速搜畫。

我震驚而悲憤，如果兩年前明報剛被撤職的老總劉進圖在鬧市被斬六刀，是一宗新聞自由的懸案，我覺得，今次安裕被撤職在我心中清楚不過：明報裏頂着壓力堅守新聞價值的領軍人物被移除了，下手的還是公司裏的人。

迴響懸殊的「兩個世界」

連續兩天，我感到自己和整個香港社會出現一種脫節的精神狀態：大部分港人生活如常，滿足於網上海量供應的「偽新聞垃圾」，忙於分享關於美女、小狗、對政客謾罵的資訊；港人認知的所謂「新聞從業員」，只是電視台濃妝艷抹穿著套裝讀稿的美女。我知道一個殘酷現實：假若一位「靚女小花主播」今天被無情解僱，民間反彈應該要比撤掉安裕大千百倍。

這裏反映的是社會的反智：當讀者和觀眾不斷指摘香港新聞工作者水平每況愈下，一位默默耕耘的風骨報人被拉下崗位，大眾卻不屑一顧。不少圈外人問我：「安裕是誰？看明報的人已經少，還說是《星期日明報》裏的一個專欄作家？」言下之意是安裕不夠出名，這也是香港講實際講名氣的一個真實面向。

那邊廂，香港的知識分子界炸開了一個黑洞，我的臉書更是哀鴻遍野。記者、編輯、評論員，不論屬於哪間機構，只要跟阿姜共事過，無不義憤填膺。一位跟姜生在明報體育版合作多年的前記者說：「只要想起姜生如何勉勵我採訪的畫面，我的眼淚就忍不住了。」姜生的離開，引爆一個「現象」，大量在他提攜下成長的記者，至少三至四代，都紛紛出來發聲表態。

新聞價值的傳承

舉個例，和我同輩的朱凱廸，他今天已是本地重要的社會運動者和民間記者。時光倒流到千禧年代初，朱凱廸和我在明報國際版是新鮮人，已經有機會從阿姜身上學習到分析國際形勢的思考方法；還記得那時，朱凱廸告訴我他很崇拜，採訪中東而廣為人認識的自由記者張翠容，希望從她身上偷師；我便約會了一次三人茶聚。誰不知，阿姜被炒後，張翠容在臉書上披露，原來她早年採訪中美關係定必請教阿姜，並認為他分析獨到，給她不少啟發。

那天我在網上看到這張關係圖，恍如看到阿姜一個人如何扣連出整幅圖畫。我看到自己血裏流淌着的新聞價值，原來有一種一脈相承的前身今生：朱凱廸的啟蒙老師是張翠容；張翠容和姜國元是互相請教的同業；而今天，我也成為大學裏教授新聞的老師。老師的老師，也是姜國元。就這樣，阿姜的影響力如輻射般擴散。餘此類推的關係網，把整個香港新聞界一群有志者連結起來。

然而，阿姜培育出來的新聞人在發光發熱，阿姜卻低調得過分。新聞業的分工是這樣：走在前線採訪的記者衝鋒陷陣，尤其是在電視台工作的，必須在鏡頭前露臉；報紙的記者具名出版，三五七年拿幾個新聞獎，行外人也會聽聞其名字。阿姜呢，他是絕頂厲害的編輯，知道要讓記者成長，要激發記者的小宇宙，就是要舉重若輕，潤物細無聲。若用今天香港的潮語，就是阿姜「不爭奪光環」，有種舊式文人知識分子的謙虛，往往不邀功，不站台前。

潤物細無聲

在他被革走後的一個下午，我打開電腦，把過去我跟他在臉書的私人通話細細再看一篇。本來強裝冷靜的我，看到一些舊留言，眼眶也忍不住濕潤了。

2013年的春夏之交，我為明報撰寫了一系列有關佔領中環的對話特寫稿件。那時佔中剛在醞釀階段，我們找來佔中發起人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和不同政界人物對話。其中一篇對象是民建聯主席李慧琼，稿子寫得艱難，因為李慧琼說話謹慎，難以擦出火花。若我加鹽加醋加以奚落，當然能夠搶眼球，但卻違背我的寫作原則；但若被動地記錄，又淪為食之無味的沉悶文章。最終艱苦地寫出5000字，一如所料，外界不懂欣賞，文章猶如石沉大海。

我頹廢地向姜生吐苦水，誰不知他卻說：「這篇稿子我從頭到尾看了兩次。」我受寵若驚。他續說：「你沒法掩飾你不喜歡她」。我大驚，以為要被責備了，誰不知姜生原來不是要教訓我，而是要讚我：「你寫得客觀，連李氏手部小動作也記錄了，文章寫得好，至少逼近了現實。」

姜生說的那一句，是關於我把李慧琼在訪問中抓緊椅子時手指做了彈琴般的小動作記錄下來，以顯示李氏受訪時的心理狀態。這麼小的地方姜生都察覺到，我心裏暗自感動，忍不住大喊：「知音！」他一貫的若無其事：「我只是一個普通讀者吧！」

如此這般的對話，淡淡的，像閒聊也像話家常，姜生愛把他做人處世，對新聞對世界的觀點和角度，潛移默化地啟發後輩。他對年輕記者打從心底沒有架子，甚至喜歡親近他們。我覺得安裕喜歡思考單純的人。他跟我說過：「一個人，老實對人，老實對自己，是最可貴的。」

報紙佬、報業人員、報人

在我心裏做報紙這行業有幾種人：視它為上班糊口的我稱之為「報紙佬」；另一批醒目又懂得採訪技巧屢建奇功扶搖直上的我稱為「報業人員」；去到阿姜那種水平，會持守新聞價值並以身教感染後輩，並把目光放在整個行業和社會福祉層次的，方配得上「報人」稱號。

守護姜生，不是守護他本人，也不是把他神化；而是透過守護姜生，達到守護香港新聞人風骨的一個statement。朱凱廸跟我說：「鍾天祥（解僱安裕的明報高層）憑什麼羞辱一群讀書人？」說得好。這篇文不是要捧姜生做英雄，他只是在這個時代做回一個「報人」應有的風範。否定安裕，就是否定香港幾代新聞人，否定我們在安裕身上認同的價值。

我說要寫這篇文章，姜生把我罵得狗血淋頭，三次叫我不要寫，直到我堅持他才不再阻止。我認為，姜生最大的貢獻不是他每星期在《安裕周記》裏讓讀者看到醍醐灌頂的訊息，而是他在明報編輯室和整個新聞界的存在，實質地頂着壓力，撐出新聞自由的一片天。這種存在不是一種空洞的口號，而是時時刻刻，年年日日，低調地「揼石仔」式地打開一些可能。其實，姜國元並不是一個激進的人，他時常提醒我們做記者要「冷靜」，要有分寸，別過火，別意氣用事。

試問哪個記者不熱血？金像獎得獎電影《焦點追擊》談一個新聞團隊如何跟蹤一宗偵查新聞，前線記者出盡吃奶的力衝鋒陷陣，卻冷不防編輯室裏空降了一個外來的「管理層」。管理層不多言，卻在關鍵時刻做出對的決定，頂着外來的壓力；有一幕，即使記者認為資料已夠爆炸性，那位上司仍然堅持要等，等待足夠的資料，讓報導可以更全面地披露天主教神父性騷擾兒童的醜聞。

爭千秋而不爭朝夕，是我從姜國元身上看到的氣度。所以明報中人常以「靈魂人物」、「定海神針」來形容他。而我卻覺得，他在編輯室的存在更像「空氣」，低調得像不存在一樣，卻因為他在這裏，讓記者可以安心地衝鋒陷陣，在困惑時能夠定下神來重拾方向。缺了氧的新聞人，就像丟了靈魂的人，只能行屍走肉。

同路人的默契

我和安裕之間，還有一個小小的秘密。話說2004年「安裕」已經開始在明報寫專欄，廣受歡迎，我們多次遊說他把專欄輯錄成書，他卻擔心太高調而推卻，直至九年之後的2013年，明報星期日生活決定一次過出版幾本書，阿姜才落實出版計劃。碰巧我撰寫的佔領中環系列也一併出版，於是機緣巧合之下，讓我認識了負責做書籍設計的胡卓斌。

一天，設計師問我：「究竟安裕是個怎樣的人？」原來他要替《安裕周記》設計封面，卻因為主人公太神秘，所以苦無頭緒。我於是把我認識的安裕，用一些簡單易明的形容詞告訴他：

「感覺上，安裕外冷內熱，對中國，對民主，有一種澎湃的感情，內心很翻滾，但又在外表上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有一種男人讀書人，不想自誇的內歛和低調。他出身左派家庭，骨子裏對中國很有感情，卻對中國有點恨鐵不成鋼。他對於有風骨的人，長年累月堅持為民主做大事的人物，從心裏欣賞。

另一方面，他對日本文化有研究，他懂得日文，對於日本人咬實牙關捱下去的情操好欣賞。還有，安裕很有『歷史感』，有人味，有故事，有角度，有個人觀察。他有『情感』而不濫情，更像是一種『風骨』的味道，淡淡然的。我猜，你設計時，太熱又不可以，太冷又不可以。」

時為2013年6月，我跟設計師的閒談電郵裏，這樣形容安裕。

之後，設計師就在沒有接觸安裕的情況下，設計出這本拿下了第七屆香港書獎的作品：《安裕周記—思前想後》的封面。設計師混合了兩種紙質，一種啡色的雞皮紙表達發黃溫暖的歷史感，一種純白色的紙表達一種冷靜，中間用簡單的直線分割，來表達一種理性。特別是在雞皮紙上有一個半透明的長方形，是用透明膠質紙熨壓上去做成的效果：「這是一面鏡子，象徵《安裕周記》那種反映社會，切割俗世的意像」胡卓斌解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