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笔之际，李波先生与另外四名铜锣湾书店股东和店员仍然下落不明。 他们失踪的方式扑朔迷离；稍有常识的人都绝不可能认为他们真的自愿回到内地。然而，建制派中人连日来却一再表示李波的失踪“也许出于自愿”。 这不可能是单单的无知， 亦不只是单纯地为中央政府护航；相反， 这正正反映出他们亦明白事态严重，绝不可承认李波真的是被中国政府从香港掳走，因为一旦承认，那基本上意味着“一国两制”作为一套宪制，已然终结。 而终结之后， 相信“港独”呼声在香港将会进一步成为一股道德号召力量。“一国两制”已走到存亡的分岔口──又或者，其实我们已经过了这分岔口。
香港言论自由的崩塌
李波“被失踪”，似乎与铜锣湾书局在香港出版内地禁书甚有关连， 自事件发酵后，除了否认李波被掳走的建制派人士外， 建制派及内地人士中，始终不乏声音认为：即使李波是被内地掳走拘禁亦无问题。 他们的理由不外乎“出版禁书触犯内地刑法”、“煽动颠覆国家的言论不应受言论自由保障”，或“够胆与政权对着干，就应该预计到有今日”。
近日最具代表性的言论，莫过于律师钱志庸所谓：“如果喺香港做嘢合法，99%都唔会有问题；最尾1%，你揾得咁多钱，开得书舖，应该有个触觉。”（如果在香港合法做事，99%都不会有问题；余下的1%，既然选择了开书店，赚了这么多钱，就应该有触觉）。换言之，在这些人眼中，法治与言论自由只会保护政权接受的言论，至于政权不接受的，阁下便要有“自己已经不受保障”的“触觉”。
然而，若我们不保护这“最尾1%”的言论，我们其实已失去自由。所谓言论自由， 其实以一句西方谚语已足以概括：“ 我完全反对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但你说话的权利， 我必以死捍卫”。 言论自由之下，政府不可因为某人的言论不中听或不正确，就出手禁止。除非该言论会马上导致暴力事件，否则再错的言论，都只能以道理争辩驳倒。
如今这些所谓 “涉及颠覆国家”的禁书，其实只是写写领导人的贪腐、丑闻、情史，不会造成任何即时暴力危险，因此绝对受言论自由保护。即使当中真的涉及不实陈述或诽谤，因为书籍在香港出版，受影响的领导人大可以在司法独立的“一国两制”下，依照正常法律途径，到香港从民事起诉出版人，而非直接掳走香港公民。诸位内地“护法”及香港建制派人士的言论， 只反映出他们不尊重言论自由。出版人在“法理上”、“道理上”都绝无亏欠。
李波事件已严重破坏香港的言论自由。直接威胁人身安全的做法可以很容易造成寒蝉效应，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包括叶一堂（Page One）在内的大小书商，已抽起关于内地的政治书籍。部分小书商更明言，以后会小心一点。如今社会上下仍保持观望态度，但若李波和另外四位股东店员都面对凄惨结局，以后出于恐惧的自我审查必然会更加严重。
“一国两制”的信心瓦解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恐惧，正正反映出李波事件对“一国两制”已造成深层而巨大的冲击。“言论自由”在香港并非只是个“道德权利”，而是受法律保护的“宪制权利”。“一国两制”的基本承诺，在于回归后香港原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当中包括受《基本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
而《基本法》并非单纯的行政安排，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的宪制性文件； 换言之，“一国两制”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宪制承诺，是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以及香港政府行使权力的依据。宪制之义，在于各方政治行为、各种立法司法，都无一例外地受制于宪法。回归以来，香港人虽然一直担心言论自由受到侵蚀，但大体上仍敢于发声，正正是因为他们相信“一国两制”这宪制安排仍然有效，其言论仍受法律保障。
但若内地政府部门可以绕过“一国两制”、《基本法》及香港法律，直接掳走香港公民到内地，以施行内地法律， 那在政治现实上，内地法律已经等同在香港实施。因为每一个香港公民即使不离开香港，都随时可能受到内地政治组织攻击，或内地法律制裁。而且其影响绝对不会限于言论自由， 因为若《基本法》无法保障当中列明为“权利”的“言论自由”，它亦将无法真正保障当中任何其他权利。
如是者，“一国两制”作为一套宪制安排其实经已终结。这不是说北京政府会马上废除香港各级法院，或直接指派中共党员到香港管治。现行的政府机关仍会继续运作，但至此“一国两制”已非宪制，充其量，它只是一套随时可以被内地政治需要凌驾的“普通行政安排”。
冲击中共治港合法性
而且问题将不止于此，因为基本法作为“宪制”在香港并非只是一套管治安排，而是中共政权认受性在香港的主要基础。《基本法》和“一国两制” 从来就不只是中国单方面提出的安排，它是经过中英谈判，再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定下的国际协议。香港从“英国殖民地”身份回归中国，无论法理上，抑或政治上都是建基于“一国两制”这协议。即使香港在谈判过程中被排拒在外，回归前后，以至今日，《基本法》和“一国两制” 仍然是香港人接受北京政权为合法主权国的基础。
说得浪漫点，这是香港与中国在回归过程中订下的“社会契约”，亦即香港人从来都是以“一国两制”为大前提地接受中共政权在香港行使主权。回归18年，无论是政府、建制派，甚或泛民主派一直都以“一国两制”为最大共识。当中虽不无争拗冲突，但所有人都是尽量按《基本法》条文周旋， 无论释法、爱国论争、争取民主、中央8．31决定、反对8．31决定，甚至是中央视如芒刺的占中运动，都是以斟酌、解释、演绎《基本法》条文和“一国两制”精神的方式进行。
即使到了本土主义呼声四起的今日，不少本土主义组织都未敢轻言彻底放弃“一国两制”。面对当下冲突日深的局面，《基本法》和“一国两制” 可能已是中港各方的最后共识，亦是香港接受中共为合法政权的最后线索。
解除港独道义束缚
过此以往，在“两制”被毁后，香港人在道义上便再无责任接受“一国”了。香港回归中国，从来都是“有条件地”回归中国；当这些协议被撕毁后，港人绝无责任继续视中国为合法政权；若我们仍然相信人生而自由，无任何人或政权与生俱来有权管辖其他人，在“社会契约”被撕毁后，香港人要推动独立，在道义上更无问题。
而在政治现实上，若“一国两制”作为一套宪制真的迎来终结，个中造成的失望、恐惧、愤怒，更可能会将一大班人推向支持本土主义。而本土主义的支持者亦会越发觉得，他们真正追求的，并非与这个亳无认受性的政权共存，而是尽可能追求终极独立。
当然，北京挟其200万解放军、强大经济实力，及在香港各阶层统战的成果，必有自信将“港独”压下去。因此，香港独立在政治现实上并无可能。但北京的压制，充其量只是暴力上的成功，并无减港独运动在道德上的意义和号召力。而且，政治并非只靠现成的实质计划推动，很多时“政治行动”与“政治能量”俱是透过以政治理想及道德信念为凭借，继而长期滋养发展。 笔者并不认为香港真的可以独立，但若李波事件得不到合理解决，则“港独”很可能会发展成一种道德号召力， 而与中方的冲突，将把香港推向更复杂困难的境地。
事到如今，要保住“一国两制”，笔者看到的只剩下两个方法：
第一是中央政府就李波事件强势介入，迫令地方政府放人，以捍卫“一国两制”作为宪制的尊严。另外，就是香港政府采取强硬手段，迫令内地地方政府放人，即使不成功，外界或许还能寄望“一国两制”在港府努力下未至全毁。
只是，对梁振英政府，笔者早已绝望，而且就算港府真的有心周旋，实力亦诚然不足。剩下的，“一国两制”作为“宪制”是存是亡，就在中央政府一念之间。 但若中港关系最终真的走上一条不归路，笔者只望为此局面留下四字： “责在中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