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多用政治势力分布去理解区议会：有多少议员是建制派、泛民或素人，未来的议会是蓝、绿还是黄，这些当然可制图及点评。可是，日常的地方议政大都不涉及大是大非，而是民主如何落实在生活当中；是区议会能否与居民同行，洞悉和理解区内问题，向政府建言，用创不同的手法解决。
因此，区议会可有多样颜色，以及更重要的“协同”议政文化，透过协作和创新，跨越党派利益和狭隘的零和游戏，成功推动政府处事手法的改变，让政策得以更新，社区面貌和每个人的生活有所改善。
区议会必须联同政府、地区商界、非牟利组织和居民一起推动社会创新。
什么是社会创新？
社会创新是透过新的点子、理念和协作方法，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寻找有效的解决新方法。若医疗的创新能为人类找到治愈不同重病的药方，科技的创新和融合让我们即时知道天下事，社会创新则是能够回应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让社区接纳多元，加强信任的新意念、商业模式、产品和社会项目。
它必然是个由下而上过程。社会创新的层面很广，它包含创新的社区经济，例如为较人性化的社会企业和小店提供空间和机会；它也是善用区内闲置空间和人才的项目，例如设置市集让更多人可以摆摊创业，自食其力；它还是多元的民间自发创新项目，例如具社区的“共享经济”：在英国，有白天不开店的酒吧愿意腾出午市和下午茶时段，让酒吧空间成为退休老人的“具乐部”和他们的社企饼店，在黄昏happy hour时才“打回原形”。这方法应可在香港复制！
社会创新也可触及文化和保育，让艺术为市民充权，市民有信心设计创新的公共服务，参与社会，不自我划地为牢。社会创新也必然是跨界的，议员不只是代议士，他们可成为民商官之间的桥梁，发挥影响力。任何区议会条例没说议会不能做的，议员都可以做，突破“谘询”局限和蛇斋饼糭的宿命。
当然，我不会低估这转型的困难，但事在人为。要改变，不如由思考区议会的功能开始。
区议会的功能和意义在哪里？
许多人误以为地方行政能影响的都是芝麻绿豆的小事，况且香港的区议会无行政权，只是谘询组织，于是连本地学者都不愿花时间研究区议会，学历高的选民也倾向不在区议会选举投票。
但区议会是桩柱，是城市和社区的根。我们要改变的是这桩柱的功能，而不是藐视它。
区内无小事，小小的规划改变也是街坊和小区内的大事。例如我在任湾仔区议会主席时，市建局和房协欲把石水渠街“蓝屋”的街坊都赶走，然后把这幢战前唐楼复修成为旅游景点，内有茶馆和水疗；当时我和湾仔区议会能做到的，是不做橡皮图章，与区内志愿团体携手，透过“蓝屋保育运动”聆听居民故事，研究蓝屋的历史，再让被充权的街坊直接向发展局反映他们“留屋留人”的意愿，最后达至居民认同的保育方案。
又例如社区内老树很多，当议员看见路政署不问因由斩掉石墙树，他们可以做的不只是无力反对一番，而是与居民共创新点子：我看过外地的公民科学团体设计了社区居民可免费下载的手机程式，让每位街坊都成为“护树”的一分子，定期为树木量度和拍照，监察树木健康，并把资料放在app内。若有这类的公民参与app，相信政府也愿意与区议会合作，不会无理斩树。
社会创新的目标是以新方法解决问题，不限于二元对立的反对或支持。我相信这才是区议会的功能：用聪明的方法影响社区，思考不落俗套的解决方案。作为选民，我们是否也应对区议会的功能有新想像，要求区议员改变犬儒的议事文化？
青年人参选区议会
地方议会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孕育政治人才的平台。社会的改变往往由年轻人带动，青年参与区议会可有两方面的得着：政策知识的提升和政治的历练。
如上面提及的创新方案，都能让每位议员学习什么是政策，政策在社区层面如何灵活落实执行，什么时候需要创新，以回应社区的新需要？这样的政策历练才能令青年议员更上一层楼。
政治的历练，是锻炼胸襟和求同存异的领导力。区议员不能认为“他们比居民强”，要懂得鼓励居民参与，谦卑聆听社区的多元声音，并寻求共识，组织倡议行动，加上承担和创意，慢慢提升社区意识和社会资本，让居民变得更聪明，减少自怨自艾的投诉，社区才有更强的好能量。
过去多年，区议会的处事手法不时贻笑大方，源起是心态。以往区议会和担任秘书处的民政处职员皆强调其谘询角色，因此部分议员并不热衷于研究和思考解决方案，更不在乎“魔鬼在细节里”。我期待年轻议员能带入新的承担文化。
“不能避雨亭”出现的背后，是“求其”（马虎）的区议员，再加上贪“平靓正”的民政总署。地区小工程由固定承建商负责，价低者得，设计不实用，议员和政府都不上心，认为只是例行公事，总之把钱用完。敷衍求其的心态才是祸根。
年轻的议员也许能改变这种犬儒，引入新思维，主动创新，相信地区的智慧。面对地区小工程的拨款，他们应与居民商议：避雨亭足够了吗？街坊需要什么？不如找地方建个人人可受惠的“社区维修站和工具借用馆”？居民偶然有需要在墙上钻个洞，现时是社区缺乏共享意识，“家家有电钻”，却是严重浪费资源。维修站是社区物资和工具可共用及循环再用的地方。我在台北的小区就看到了街角的“小白屋”维修站，羡慕非常。
总结
我担任地区议员十多年的启示，是区议会条例“没说不能做的都可以做”。
区议员是没有实权，但区议会也可有勇气的推动新做法，成为试点和先锋。当年湾仔北海旁的宠物公园已被认为是成功个案，已在其他社区复制。
社会创新是温和及具创意的改变，它可梳理社区矛盾，重建社区撕裂。若区议会能转型，理解和拥护社会创新，再加上区议会的年轻化，市民也许能与区议会有紧密的共创关系（而不只参与活动和嘉年华和希望得到蛇斋饼糉），一起为他们的家出谋献策，官民商可以合作，每个人都为社区作贡献。
以后，聪明的市民和社会要评价区议会的成效，就可以“创新”为尺。
（黄英琦，前湾仔区议会主席，香港兆基创意书院校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