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多用政治勢力分佈去理解區議會：有多少議員是建制派、泛民或素人，未來的議會是藍、綠還是黃，這些當然可製圖及點評。可是，日常的地方議政大都不涉及大是大非，而是民主如何落實在生活當中；是區議會能否與居民同行，洞悉和理解區內問題，向政府建言，用創不同的手法解決。
因此，區議會可有多樣顏色，以及更重要的「協同」議政文化，透過協作和創新，跨越黨派利益和狹隘的零和遊戲，成功推動政府處事手法的改變，讓政策得以更新，社區面貌和每個人的生活有所改善。
區議會必須聯同政府、地區商界、非牟利組織和居民一起推動社會創新。
什麼是社會創新？
社會創新是透過新的點子、理念和協作方法，為複雜的社會問題尋找有效的解決新方法。若醫療的創新能為人類找到治癒不同重病的藥方，科技的創新和融合讓我們即時知道天下事，社會創新則是能夠回應社會問題、推動社會進步、讓社區接納多元，加強信任的新意念、商業模式、產品和社會項目。
它必然是個由下而上過程。社會創新的層面很廣，它包含創新的社區經濟，例如為較人性化的社會企業和小店提供空間和機會；它也是善用區內閒置空間和人才的項目，例如設置市集讓更多人可以擺攤創業，自食其力；它還是多元的民間自發創新項目，例如具社區的「共享經濟」：在英國，有白天不開店的酒吧願意騰出午市和下午茶時段，讓酒吧空間成為退休老人的「俱樂部」和他們的社企餅店，在黃昏happy hour時才「打回原形」。這方法應可在香港複製！
社會創新也可觸及文化和保育，讓藝術為市民充權，市民有信心設計創新的公共服務，參與社會，不自我劃地為牢。社會創新也必然是跨界的，議員不只是代議士，他們可成為民商官之間的橋樑，發揮影響力。任何區議會條例沒說議會不能做的，議員都可以做，突破「諮詢」局限和蛇齋餅糭的宿命。
當然，我不會低估這轉型的困難，但事在人為。要改變，不如由思考區議會的功能開始。
區議會的功能和意義在哪裏？
許多人誤以為地方行政能影響的都是芝麻綠豆的小事，況且香港的區議會無行政權，只是諮詢組織，於是連本地學者都不願花時間研究區議會，學歷高的選民也傾向不在區議會選舉投票。
但區議會是樁柱，是城市和社區的根。我們要改變的是這樁柱的功能，而不是藐視它。
區內無小事，小小的規劃改變也是街坊和小區內的大事。例如我在任灣仔區議會主席時，市建局和房協欲把石水渠街「藍屋」的街坊都趕走，然後把這幢戰前唐樓復修成為旅遊景點，內有茶館和水療；當時我和灣仔區議會能做到的，是不做橡皮圖章，與區內志願團體攜手，透過「藍屋保育運動」聆聽居民故事，研究藍屋的歷史，再讓被充權的街坊直接向發展局反映他們「留屋留人」的意願，最後達至居民認同的保育方案。
又例如社區內老樹很多，當議員看見路政署不問因由斬掉石牆樹，他們可以做的不只是無力反對一番，而是與居民共創新點子：我看過外地的公民科學團體設計了社區居民可免費下載的手機程式，讓每位街坊都成為「護樹」的一分子，定期為樹木量度和拍照，監察樹木健康，並把資料放在app內。若有這類的公民參與app，相信政府也願意與區議會合作，不會無理斬樹。
社會創新的目標是以新方法解決問題，不限於二元對立的反對或支持。我相信這才是區議會的功能：用聰明的方法影響社區，思考不落俗套的解決方案。作為選民，我們是否也應對區議會的功能有新想像，要求區議員改變犬儒的議事文化？
青年人參選區議會
地方議會的重要性，在於它是孕育政治人才的平台。社會的改變往往由年輕人帶動，青年參與區議會可有兩方面的得着：政策知識的提升和政治的歷練。
如上面提及的創新方案，都能讓每位議員學習什麼是政策，政策在社區層面如何靈活落實執行，什麼時候需要創新，以回應社區的新需要？這樣的政策歷練才能令青年議員更上一層樓。
政治的歷練，是鍛鍊胸襟和求同存異的領導力。區議員不能認為「他們比居民強」，要懂得鼓勵居民參與，謙卑聆聽社區的多元聲音，並尋求共識，組織倡議行動，加上承擔和創意，慢慢提升社區意識和社會資本，讓居民變得更聰明，減少自怨自艾的投訴，社區才有更強的好能量。
過去多年，區議會的處事手法不時貽笑大方，源起是心態。以往區議會和擔任秘書處的民政處職員皆強調其諮詢角色，因此部分議員並不熱衷於研究和思考解決方案，更不在乎「魔鬼在細節裏」。我期待年輕議員能帶入新的承擔文化。
「不能避雨亭」出現的背後，是「求其」（馬虎）的區議員，再加上貪「平靚正」的民政總署。地區小工程由固定承建商負責，價低者得，設計不實用，議員和政府都不上心，認為只是例行公事，總之把錢用完。敷衍求其的心態才是禍根。
年輕的議員也許能改變這種犬儒，引入新思維，主動創新，相信地區的智慧。面對地區小工程的撥款，他們應與居民商議：避雨亭足夠了嗎？街坊需要什麼？不如找地方建個人人可受惠的「社區維修站和工具借用館」？居民偶然有需要在牆上鑽個洞，現時是社區缺乏共享意識，「家家有電鑽」，卻是嚴重浪費資源。維修站是社區物資和工具可共用及循環再用的地方。我在台北的小區就看到了街角的「小白屋」維修站，羨慕非常。
總結
我擔任地區議員十多年的啟示，是區議會條例「沒說不能做的都可以做」。
區議員是沒有實權，但區議會也可有勇氣的推動新做法，成為試點和先鋒。當年灣仔北海旁的寵物公園已被認為是成功個案，已在其他社區複製。
社會創新是溫和及具創意的改變，它可梳理社區矛盾，重建社區撕裂。若區議會能轉型，理解和擁護社會創新，再加上區議會的年輕化，市民也許能與區議會有緊密的共創關係（而不只參與活動和嘉年華和希望得到蛇齋餅糉），一起為他們的家出謀獻策，官民商可以合作，每個人都為社區作貢獻。
以後，聰明的市民和社會要評價區議會的成效，就可以「創新」為尺。
（黃英琦，前灣仔區議會主席，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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