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黄英琦:让今次选举推动区议会创新与年轻化

在英国,有白天不开店的酒吧愿意腾出午市和下午茶时段,让酒吧空间成为退休老人的“具乐部”和他们的社企饼店,在黄昏happy hour时才“打回原形”。
黄英琦:当议员看见路政署不问因由斩掉石墙树,他们可以做的不只是无力反对一番,而是与居民共创新点子。图为香港坚尼地城科士街石墙树。

我们多用政治势力分布去理解区议会:有多少议员是建制派、泛民或素人,未来的议会是蓝、绿还是黄,这些当然可制图及点评。可是,日常的地方议政大都不涉及大是大非,而是民主如何落实在生活当中;是区议会能否与居民同行,洞悉和理解区内问题,向政府建言,用创不同的手法解决。

因此,区议会可有多样颜色,以及更重要的“协同”议政文化,透过协作和创新,跨越党派利益和狭隘的零和游戏,成功推动政府处事手法的改变,让政策得以更新,社区面貌和每个人的生活有所改善。

区议会必须联同政府、地区商界、非牟利组织和居民一起推动社会创新。

什么是社会创新?

社会创新是透过新的点子、理念和协作方法,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寻找有效的解决新方法。若医疗的创新能为人类找到治愈不同重病的药方,科技的创新和融合让我们即时知道天下事,社会创新则是能够回应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让社区接纳多元,加强信任的新意念、商业模式、产品和社会项目。

它必然是个由下而上过程。社会创新的层面很广,它包含创新的社区经济,例如为较人性化的社会企业和小店提供空间和机会;它也是善用区内闲置空间和人才的项目,例如设置市集让更多人可以摆摊创业,自食其力;它还是多元的民间自发创新项目,例如具社区的“共享经济”:在英国,有白天不开店的酒吧愿意腾出午市和下午茶时段,让酒吧空间成为退休老人的“具乐部”和他们的社企饼店,在黄昏happy hour时才“打回原形”。这方法应可在香港复制!

社会创新也可触及文化和保育,让艺术为市民充权,市民有信心设计创新的公共服务,参与社会,不自我划地为牢。社会创新也必然是跨界的,议员不只是代议士,他们可成为民商官之间的桥梁,发挥影响力。任何区议会条例没说议会不能做的,议员都可以做,突破“谘询”局限和蛇斋饼糭的宿命。

当然,我不会低估这转型的困难,但事在人为。要改变,不如由思考区议会的功能开始。

区议会的功能和意义在哪里?

许多人误以为地方行政能影响的都是芝麻绿豆的小事,况且香港的区议会无行政权,只是谘询组织,于是连本地学者都不愿花时间研究区议会,学历高的选民也倾向不在区议会选举投票。

但区议会是桩柱,是城市和社区的根。我们要改变的是这桩柱的功能,而不是藐视它。

区内无小事,小小的规划改变也是街坊和小区内的大事。例如我在任湾仔区议会主席时,市建局和房协欲把石水渠街“蓝屋”的街坊都赶走,然后把这幢战前唐楼复修成为旅游景点,内有茶馆和水疗;当时我和湾仔区议会能做到的,是不做橡皮图章,与区内志愿团体携手,透过“蓝屋保育运动”聆听居民故事,研究蓝屋的历史,再让被充权的街坊直接向发展局反映他们“留屋留人”的意愿,最后达至居民认同的保育方案。

又例如社区内老树很多,当议员看见路政署不问因由斩掉石墙树,他们可以做的不只是无力反对一番,而是与居民共创新点子:我看过外地的公民科学团体设计了社区居民可免费下载的手机程式,让每位街坊都成为“护树”的一分子,定期为树木量度和拍照,监察树木健康,并把资料放在app内。若有这类的公民参与app,相信政府也愿意与区议会合作,不会无理斩树。

社会创新的目标是以新方法解决问题,不限于二元对立的反对或支持。我相信这才是区议会的功能:用聪明的方法影响社区,思考不落俗套的解决方案。作为选民,我们是否也应对区议会的功能有新想像,要求区议员改变犬儒的议事文化?

青年人参选区议会

地方议会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孕育政治人才的平台。社会的改变往往由年轻人带动,青年参与区议会可有两方面的得着:政策知识的提升和政治的历练。

如上面提及的创新方案,都能让每位议员学习什么是政策,政策在社区层面如何灵活落实执行,什么时候需要创新,以回应社区的新需要?这样的政策历练才能令青年议员更上一层楼。

政治的历练,是锻炼胸襟和求同存异的领导力。区议员不能认为“他们比居民强”,要懂得鼓励居民参与,谦卑聆听社区的多元声音,并寻求共识,组织倡议行动,加上承担和创意,慢慢提升社区意识和社会资本,让居民变得更聪明,减少自怨自艾的投诉,社区才有更强的好能量。

过去多年,区议会的处事手法不时贻笑大方,源起是心态。以往区议会和担任秘书处的民政处职员皆强调其谘询角色,因此部分议员并不热衷于研究和思考解决方案,更不在乎“魔鬼在细节里”。我期待年轻议员能带入新的承担文化。

“不能避雨亭”出现的背后,是“求其”(马虎)的区议员,再加上贪“平靓正”的民政总署。地区小工程由固定承建商负责,价低者得,设计不实用,议员和政府都不上心,认为只是例行公事,总之把钱用完。敷衍求其的心态才是祸根。

年轻的议员也许能改变这种犬儒,引入新思维,主动创新,相信地区的智慧。面对地区小工程的拨款,他们应与居民商议:避雨亭足够了吗?街坊需要什么?不如找地方建个人人可受惠的“社区维修站和工具借用馆”?居民偶然有需要在墙上钻个洞,现时是社区缺乏共享意识,“家家有电钻”,却是严重浪费资源。维修站是社区物资和工具可共用及循环再用的地方。我在台北的小区就看到了街角的“小白屋”维修站,羡慕非常。

总结

我担任地区议员十多年的启示,是区议会条例“没说不能做的都可以做”。

区议员是没有实权,但区议会也可有勇气的推动新做法,成为试点和先锋。当年湾仔北海旁的宠物公园已被认为是成功个案,已在其他社区复制。

社会创新是温和及具创意的改变,它可梳理社区矛盾,重建社区撕裂。若区议会能转型,理解和拥护社会创新,再加上区议会的年轻化,市民也许能与区议会有紧密的共创关系(而不只参与活动和嘉年华和希望得到蛇斋饼糉),一起为他们的家出谋献策,官民商可以合作,每个人都为社区作贡献。

以后,聪明的市民和社会要评价区议会的成效,就可以“创新”为尺。

(黄英琦,前湾仔区议会主席,香港兆基创意书院校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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