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已经期盼已久的悬念：台湾能否出现了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左翼政党？在这个长期以来追求经济发展优先的岛国，到底追求公平正义与环境永续的呼声是否能在激烈的选举中脱颖而出？有迹象显示，即将到来的明年立委选举是台湾解严以降最有利的历史时刻，来检视这种另类的社会图像是否能获得人民的支持。
在上个月，社民党与绿党历经多次协商，终于决定共同筹组“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共同推出四位环境、劳工、性别运动的资深干部，角逐全国不分区立委。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审视，为何台湾出现这样的红绿联盟。
首先，社民党是源自于去年初的“公民组合”。这项早于太阳花运动的建党倡议，试图汇集近年来勃兴的各种公民运动能量，在既有的蓝绿图版以外建立“第三势力”的政治空间。然而，也由于太阳花运动所导致的巨大冲击，公民组合裂解成为两股势力，一边是强调台湾主权优先的时代力量，另一边则是主张以重分配来建构更好生活的社民党。
从媒体报导来看，公民组合之所以分裂成独派与左派，其争议的关键在于是否要与民进党协商，以及是否要表态支持蔡英文竞选总统。这样分道扬镳的结果显示，独与左仍是一条明显区分的社会分歧。
尽管在反服贸议题上，这两股挑战国民党政府的力量可以携手合作，进而相互援用；但等到共同威胁消失了，双方还是终就会回到彼此的基本盘。
其次，主张提高薪资、富人加税、强化社会安全的社民党是采取传统欧洲的左翼政党路线，透过政府的积极介入来修正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经济不平等。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这样明显属于“老左”的重分配诉求，与重视生活质量、环境保护的“新左”，彼此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相互竞争，而不是合作。因此，这样的红绿联盟显得格外不容易。
在战后的先进国家，福利国家体制的兴起缓和了以往的阶级冲突。左派政党放弃了追求生产工具国有化的社会主义主张，改采透过福利、教育、累进税率等政策工具来促成经济平等。
在将“饼做大”的共识下，资本家也愿意接劳工更广大的政治角色。然而，这样的历史和解意味着经济成长是铁打的道理，环境与生态的考虑必得要牺牲。在以往的西德，这样老左与新左的冲突是最明显的。在1982年，长期执政13年的社民党丧失政权，来年新崛起的绿党首次获得联邦议会的席次。等到下次1998年的政党轮替，统一后的德国出现了首度的红绿执政联盟，以工会为基础的社民党已经修改敌视环境运动的立场，开始认为环境保护产业也能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同样地，绿党内部的现实派也取得上风，抛弃了基本教义派所坚持的“草根民主”。
在以往的台湾，类似的红绿冲突也是明显可见的。当污染受害的居民包围工厂，要求立即停工，出面反制的往往是工厂内的受雇者。在晚近拥核阵营开始积极动员之前，最坚持的反反核团体就是台电工会。台湾有很多“黄色工会”，明明没有能力为会员争取权益，但是一旦资方遇到了经营困难，却义不容辞跳出来声援老板。可以理解地，当员工的生计受到威胁时，其他的考虑都可以被暂时搁置。
然而，越到晚近，台湾的红绿冲突已经明显获得消解，甚至出现了携手合作的契机，太阳花运动就是明显的事例之一。
在这一场反对服务业大幅开放的运动中，尽管占领立法院的学生喊出了“罢工”的诉求，但是体制内的工会团体却多半充耳不闻，只有体制外的工运团体（例如台湾劳工阵线、全国关厂工人联机）积极参与。事实上，许多运动参与者是刚从学校毕业的职场新鲜人，他们不但处于青年低薪之苦，也更在意其他非物质的价值，例如民主体制与程序正义。
也有迹象显示，台湾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逐渐从生产移转至消费面向。在都市工作的青年人买不起房子，不想结婚，更不敢生小孩，都是有其经济的起源。相对于此，他们的父母辈却是成长于“爱拼才会赢”年代，机会是到处存在。一旦世代差异开始取代、甚至压过了阶级位置，那么追求公平正义的力量就是获得了更新、更广大的社会基础。
最后，随着台湾已经迈入已开发国家的行列，经济成长减缓是必然的结果。同时追求经济利益以外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例如自我实现、生态维护、小区参与，也会日益成为主流。在二十年前，征收农地、兴建工厂是地方引领期盼的愿景，如今却激发出一波波的反弹。同样地，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破发展主义的诱惑，他们愿将宝贵的青春投入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这些不容易看见的资本存量投资，都有可能带来另类发展的契机。
在目前各种媒体民调，“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的支持率仍是有待提升。然而，这样具有前瞻性的组合与实践，却非常有可能指引出台湾未来的社会图像。
毕竟，台湾以往的发展模式是奠基于劳动力剥削与土地掠夺和污染之上；要如何真诚地面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双重威胁，进而寻找出一条更人性化与永续化的发展途径，将是台湾人民必将面对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