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访问镜头前的岑敖晖，永远应对如流。但只有他自己知道，2014年雨伞运动时，镁光灯以外的他几近完全崩溃。躁狂、散漫、目光呆滞，朋友如此形容。“无定向丧心病狂”，这位22岁的香港前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副秘书长这样形容当时的自己。
“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一年过去，政治火焰远去，岑敖晖说，他今天返回了日常生活，却陷入新的困局。
校园里的起点
最初，这只是一团被理想点燃的火苗。
2012年的9月11日，八千大专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大）的百万大道罢课反对国民教育科（国教）。岑敖晖当时是刚进中大的一年级生，对“社运”一无所知。但因为在中大学生会举办的迎新营里认识了一班朋友，当他们筹组反国教运动时，他也很自然地参与了帮忙。
岑敖晖随学生会工作，参与会议，做后勤，甚至每晚在学生会的会室休息。这是他首次参与社会运动组织，投入非常。在大专院校正式罢课反国教的前一晚，深夜的泳池旁，中大学生会会室的灯光独照，里面挤满了学联与其他院校的学生，正在准备几个小时后要用到的物资。音响里放着Beyond的《抗战二十年》：“当天空手空臂我们就上街，没什么声势浩大，活着必须革命，心高气傲，哪里去不到。”
“大家一起战斗的感觉真好。”当时的岑敖辉如是说，脸上满满童稚气。
在后来中大学生会的多次讨论会里，他都有列席，但寡言少语。每次发言时总是口咬手指，眼神闪烁游离，生怕别人不理解他的想法。“你明白吗？”这几乎是他每次发言后的总结。
后来岑敖晖参选中大学生会，当选外务副会长。甫上任，就遇上葵青货柜码头工潮。
有一次，特首梁振英到香港城市大学新教学楼主持开幕典礼，学联及学生会成员到场示威，要求梁振英正视码头工潮，结果遭校方保安及校内警察抬走。那是当时各家院校刚上庄的学生会成员第一次面对的冲击行动。不过，岑敖晖没有遭遇到这些，因为他睡过了头，迟到了。
因为赖床或者各种原因而迟到，错过重要会议，对岑敖晖来说是常有之事。
他在学生会的任期从2013年3月到2014年2月结束。这时，正值香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戴耀廷在报章撰文发起“占领中环”运动，呼吁以“公民抗命”争取民主普选，将香港两年后面临的政改议题提前打响，整个社会都进入对“占中”的想像和应对准备之中。
本来我参选学生会是希望关心社会，现在政改运动到了一半，我有什么办法不继续？
“本来我参选学生会是希望关心社会，现在政改运动到了一半，我有什么办法不继续？社会变革需要学生先锋，我要出一分力。”他接着参选了学联副秘书长。
对可能到来的风暴，他并非毫无准备。学生会任期完结后，岑敖晖读了两本书，一本是《百年追求：台湾民主运动的故事》，讲台湾争取民主的抗争路；另一本是内地作家许知远所着《抗争者》，记载两岸三地的异议者故事。他说当自己认真去感受那些故事对个体的压力，就觉得沉重、骇人。
离开日常，走上舞台
一旦投身社会与政治运动的火焰漩涡，就会越卷越深。
2014年7月1日，岑敖晖与学联及其他同学发起了遮打道抗命行动，呼吁群众在当天的传统大游行后留守在中环遮打道，“提前占中”。这个行动没有得到政界的支持，传统民主运动的人物认为学生不能破坏“占中”的原计划，同声反对。学生们在部份社运人士的协助下，孤注一掷。
当天晚上，中环的街道局促，灯光昏黄，四处是人。
“刚才，警务人员已经多次作出警告，你们现在正违反法律。”警方的音响播出警告。岑敖晖持麦克风呼喊口号：“希望在于人民，改变始于抗争！”与警察对峙。
大批警察逐渐包围抗命者，包括岑敖晖在内的512名学生及市民，安静坐地，在全球媒体的注视下一个一个被抬走。
这次行动为学生赢得了空前的道德光环。在舆论的一片赞叹声中，“学生”被视为民主运动的希望，学生领袖个人，也顺势被推到占领运动的高峰位置。
“（2014年）7月2号那次的心理状态与任学生会副会长的时候完全不同。那个时候，我有所承担，已经豁出去了。”也是从这时开始，岑敖晖不断接受媒体访问，成为最知名的学生之一。
我不是逐步走上台前的，那不完全是偶然，但都不在我个人预料之中。
但岑敖晖对这样的说法显得抗拒：“我不是逐步走上台前的，那不完全是偶然，但都不在我个人预料之中。”
两个月后，便是漫长的雨伞运动。尽管在镜头前留下了无数神情坚毅、高喊口号的样子，作为三个最重要的学生领袖之一，岑敖晖知道，自己的状态濒临崩溃。“真的知道得太少了，但是位置太高了……”
他后来说，在雨伞运动期间，自己把感情压抑得太紧要。在面对媒体镜头时，他训练自己成为另一个自己：“传媒是让组织讯息能够散播出去的渠道”，“面对访问我会有一套特定的回应模式，这和我日常对话状态是分割开的。”
舞台以后，叹能如何？
雨伞运动经历79天，无声落幕。占领者被赶出街道，学生回归校园，岑敖晖也不例外。他搬了在外居住，要面对每天起居饮食的问题，也面对生活的拮据。
一天在某个聚会上，他和我聊起了煮食的问题，交流了食材的价钱、以及料理的做法。从中文大学山上走下火车站，他突然说起前途：现时罪名缠身，谁愿给予机会？既然如此，我们自己创业，要不要做小贩？怎样做？被警察驱离怎办？“重夺街道，命运自主！”他笑着说。
我们聊得兴起，在火车站仍久不愿离开。
妈的，我这几个月真是压抑与孤僻得不得了，发现自己不是孤岛真是心情愉畅！
“妈的，我这几个月真是压抑与孤僻得不得了，发现自己不是孤岛真是心情愉畅！”他在火车上给我发短讯。
2015年6月18日，香港立法会否决北京给出的政改方案。前一天，议员们正在议会开展第一天就政改方案的辩论。我则约岑敖晖到立法会现场做采访。
他比相约的时间迟了超过半小时。今次“回到”金钟，他说是向自己交代──金钟这个地方，对雨伞运动的亲历者来说，总会自然地用“回”而不是“去”。
“过去两年多的大学生活，一直就投身政改运动，今天回到金钟，能够在表决一刻到现场，是为了让自己的经历变得完整。”而事实上，他已经没有了在雨伞运动时一呼百应的影响力了。沿途有记者拉他采访，都是出于现场气氛太平静，无事可访，而问的问题也来去不过是个人有什么感觉，将来打算怎样之类的问题。
但曾经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却对他带来极大困扰。由于他名气大，在及后参与各种组织活动的时候，就受过不少社会运动中人或明或暗的拒绝，担心他会窒碍内部讨论。“我有名气，不是我个人所愿见。我被传媒捧到一个位置，然后就什么也不能做。那我往后怎发展？什么也不做好了。就像雨伞运动里一样只管出来接受采访好了。”说起种种，岑敖晖有点激动。
这是运动为他带来的贬抑。而运动同样为他带来期望，不过这是一种被加诸于身的期望。
在仅仅两年多的学生生涯里，他在社运前线，看到不公义的现状，看到社会对所有人都不信任了，也看着人们把期望都放到学生身上。结果是，学生作为一种身份，可以回应所有议题，不用理解得深入，只消有学生的头衔。
直到今天，来自社会的期望也没有停下来，而他也在开始质问自己：“简单来说就是对自己的疑惑，不知道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可以做些什么来。我知道的东西太少，我要装备的东西，太多太多。”
能够参与这场运动，我绝不后悔，只是，我在想如何走出这个个人困局。
雨伞运动把岑敖晖框定在了学生领袖的身份。事过境迁，他需要很努力挣脱这个加诸于身的框架。更重要的，是要挣脱思想的贫乏，狂妄而不知谦虚。“可是，我又为现在自己的不狂妄感到惋惜。”他想做点事，但却没有着力点。
岑敖晖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态有点像“赎罪”：“因为公民社会在雨伞运动后所发生的事，以及学联在之后面对的退联潮，其实自己有份做成，虽然有其他社会因素在起作用，但个人还是要负上责任。可能我的形容词很夸张，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这个心态。”
“能够参与这场运动，我绝不后悔，只是，我在想如何走出这个个人困局。”
命运自主，但在有意无意间，岑敖晖身不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