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骂声与自嘲之中，许多“废青”已经走入社会。他们大多是80后和90后，最年长的也不过30多岁。
当社会主流还在说他们“废”、无聊、不务正业的时候，他们已经顶着“废青”的标签进入职场或自己创业，有的成为活跃公民，在街头甚至议会上尝试改变民生或政治议题。
他们无可避免地成为人口的主体，正在改变香港社会的未来。而每位"废青"的特质，亦成就这时代的烙印。
将网络变成主场
这群年轻人的一个明显特质，是在网络环境中成长，他们常常被称为“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又或“APP世代（app generation）”。
根据香港青年协会出版的《香港青年趋势分析2011》，15到24岁与25-34岁人士在2009年每星期使用互联网的平均时间达到25.9小时及30.6小时，是2001年的2-3倍。到了2015年，政府统计处公布的《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第54号报告书 》显示，以上两项数据已经达到35.8小时以及38.1小时。
互联网的密集使用会影响人们的心态与行为。香港高登讨论区的创办人 Dr.Jim（原名王国良）在接受端传媒记者采访时说：“互联网主要在4个方面带来改变，第一就是方便，令人与人可以随时随地连结在一起；第二会令人更在意公平，用惯了网上提供的免费服务，会觉得很多事理应是免费的；第三是资讯的泛滥，找资料变得迅捷和丰富，但却变得难以证实信息来源；第四就是快，人的心态和信息的传播都变快了很多。”
年轻人惯以网路获取信息，企业要吸纳这消费群体的目光，也不得不改变其市场推广策略。举例来说，入驻香港已经40年的快餐店麦当劳，近年也改变了他们投资在推广平台上的策略。
2015年7月，香港麦当劳与有39万人订阅的知名Youtube FHProduction（熊仔头）合作，推广最新款餐送玩具。到了8月，又与有近58万粉丝赞好的网上媒体《100毛》合作，制作改编歌曲及短片，宣传最新套餐优惠。年轻人的行为模式，慢慢改变了大企业的市场推广模式。
除大企业以外，政党和青年组织也开始针对年轻人的特质作出改变。附属于公民党的本地青年组织──青年公民最近便在考虑在网络上如何动员支持者到街头助选。
“我们会构思更多的计划去迎合他们的兴趣。”青年公民的主席郑达鸿对端传媒记者表示，青年公民将会在Facebook上多做改图，“考虑从文宣、理念上、活动上，学习如何将网上的支持者，动员到街头助选”。
要参与不要权威
从占领到很多其它社会议题，青年人已经不再当赚钱是主要追求，他们的不满，讲来讲去都不过两个字，'参与'。
“从占领到很多其它社会议题，青年人已经不再当赚钱是主要追求，他们的不满，讲来讲去都不过两个字，'参与'。”青年民建联的主席颜汶羽对端传媒记者说。
青年民建联是一个有大约1600名会员的青年组织，本着鼓励人人参与的原则吸引年轻会员。“会员都可以出席活动，不仅是出席，还可以协助筹备甚至参与决策，除了政治把关外，其它都绝对放手让他们自己策划。”颜汶羽说。
对年轻一辈的特质，近50岁的赖炳华也有很深感受。过去9年他担任李求恩纪念中学校长，管理70多位教职员，其中老、中、青各占三分之一，青年教师大多20岁出头。
他们'身体不好'，越年轻的，平均请病假的次数越多。但如果遇上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就会浑身干劲，而且充满创意。
对年轻老师，这位校长又爱又恨。“他们'身体不好'，越年轻的，平均请病假的次数越多。但如果遇上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就会浑身干劲，而且充满创意。”赖炳华说。他印象最深的是自己刚上任时，创新地筹办去马来西亚沙巴中学的游学团，学校里年长的老师都拒绝改变，但3位年轻教师主动站了出来，义务参与筹备，结果翌年年初游学团就成行了。
赖炳华发现，年轻老师热衷创新，不喜欢墨守成规。学校停车场里，校长与副校长一直拥有固定车位，其他车位由教师抽签决定，但年轻老师却提出疑问。
“他们不买帐，要求所有车位都由抽签决定。”赖炳华于是向年轻老师解释，自己作为校长常常需要外出开会，学校地处偏僻不便打车，车位是工作需要，最终获得年轻同事理解。
2014年10月7日，是李求恩纪念中学高中部学生的周会，按惯例会举行升旗礼。其时，香港占领运动爆发，警方出动了87颗催泪弹驱散示威者。赖炳华校长让学生举手表决是否要取消升旗，赞成反对皆有，未举手的占了最多。剩下的周会时间，成了师生各抒己见的互动平台，赖炳华觉得这是学校举办的一场“最成功的升旗礼”。
老板适应伙计是世界现象
现在的年轻人，更在意自己的impulse （直觉冲动），需要即时的反馈，也更愿意挑战权威，打破框框。
回忆自己年轻时，赖炳华说六七十年代的年轻人与现在的不一样。“我出生在60年代，我们那一代人不敢挑战社会规范，会尝试跟从既有规则，对社会的改良也较有耐性。而现在的年轻人，更在意自己的impulse （直觉冲动），需要即时的反馈，也更愿意挑战权威，打破框框。”
设计公司RedGoodss的掌门人谭家坤也是60年代的人，生于1966年的他现在也开始“打破框框”，去适应年轻同事。
谭家坤的设计公司位于柴湾工业大厦里，面积5000呎，设计得像一个温馨的家。大门边是一个原木风格的开放式厨房，厨房后是陈设精美的会议室，而所谓的会议桌是一张标准乒乓球桌，可以开会吃饭，工作累了还可以打打乒乓球。
谭家坤原来的公司，位于上环商业大厦的一层，2000呎的办公室用隔板生硬地划分空间，办公桌、电脑和员工各安其位。“但现在的年轻人不再喜欢那样的办公环境。原来的管理模式也不再有效，沟通需要更加横向、扁平，减少规矩及官僚政治”。谭家坤说。
他于是作出改变，希望减缓年轻员工的流失速度。这个老板发现，老一辈的人可能会一份工打10年，而现在的年轻人要的不仅仅是一份安稳工作。
我明显发现年轻人，尤其是90后，要的不再只是一份工作，他们需要在工作中保有生活，并且找到自我。
“以前的同事需要的是一份工作，会认真跟足公司守则。但近年，我明显发现年轻人，尤其是90后，要的不再只是一份工作，他们需要在工作中保有生活，并且找到自我。”
管理年轻老师多年，校长赖炳华说，他也慢慢理解到要与新世代沟通需要新的方式：“就是不能随便用权威，只能以理服人。”他说旧日的伙计都顺从适应老板，但世代变了，现在老板和伙计下属之间要沟通。“这是一个世界现象，不止在香港发生。”赖炳华说。
（实习记者刘海棠对本文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