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防火墙的笼罩下，中国网络社区怎样言说？从2005年到2015年，中国网民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网站、论坛、社交平台的诞生与死亡。在压抑与冲撞之间，什么东西改变了吗？仿佛一场通关打怪的游戏，怪物永远在那里，越来越强大、聪明，而玩游戏的人呢，会跟著技能升级吗？或是干脆退出，放下1984的包袱，跨入美丽新世界？
如果我们沉默，别人会不舒服，如果我们说话，别人会觉得可笑。 ——赫塔·米勒《心兽》
精致的多元：新知识青年的崛起
“我的Google reader好久没收到你们的更新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条2011年的读者留言，出现在独立网站“新闻理想档案馆”的介绍页面上。这个创立于2010年，目前已经宣告结束的独立媒体项目，曾经聚集起一波希望借助新闻创新影响公共话语的年轻人。
对于如今的80后来说，不少人还留有博客（blog）年代的记忆。那时候，身处校园的同龄人都用谷歌阅读器（google reader）订阅成百上千的网站，有个人博客，外媒报导，科技新闻，也有生活杂碎，而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看着一天的未读更新从上万一路减到零。这是一种信息焦虑的释放，尽管身处中国大陆，却仿佛和整个星球庞大的信息流对接了起来。2005年起，一年一度网上下举办的“中文网志年会”，如同博客圈的嘉年华，高手云集群贤毕至，直到2010年上海年会受到官方干预而取消。
2015年的这个夏天，十年前推出的谷歌阅读器早在两年前就宣告结束，谷歌的所有服务在中国大陆也都被屏蔽。浙江乌镇在去年举办了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维基百科中文终于被全面封锁。在不断的平台洗牌中，2009年上线的新浪微博（Sina weibo)已经显著衰落，段子手和知识分子纷纷撤离或被收编，异议话语被一次次斩草除根。微博广场式的传播管道被打散后，人们开始重新适应微信(wechat)朋友圈的世界。
移动互联时代，大部分曾经活跃的博客写手也都转移到了微信公众号，好多博客的最后更新停留在了2012年或者更早。写一百五十字的微博有很多人看，写几千字的长文还是这么多人读，一篇文章放在微信可以有几千点击量，放在博客却可能连十分之一的流量都达不到，对平台和效率的追求，让很多人放弃了独立博客。
与互联网平台的快速转型同步出现的，是网络表达数量的井喷。而数量的增长背后，伴随的是新一代知识青年的悄然登场。过去三四年，越来越多的85后和90后青年，开始在微博、微信、知乎等社交平台上发声。与主要依赖自学的70后、80后博客人不同，这代年轻人往往受过更好的教育，也懂得用更严谨的话语去谈论他们所关心的公共问题。
2011年秋天，如今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生，时任南方周末时政记者的方可成筹划了一个报纸栏目，以呈现外国学者对中国的观察。因为人事调动不了了之，于是方决定自立门户，促成了后来的“政见”团队。运作了快四年的“政见”，成员大都为欧美高校的留学生。大多数成员受过系统的西方社会科学训练，在看待中国问题时，也擅长将理论视角应用于国内的环境。当这样一帮人聚集在一起，知识资源的整合变得更加快捷。政见开始于一个十几人的小团队，现在已经扩大到六十多人。从早期的志同道合就能加入，到现在的通过试用期才是正式成员，尽管招收新成员的门槛越提越高，来自世界各地留学生的简历还在不断涌来。
2012年到现在，类似于“政见”这样的组织正不断出现。青年知识人以一种向大众普及的方式谈论政治与社会，重在呈现研究结果，言辞间极少表露个人的政治立场。这样一种逐步精致的专业化，不仅受到了在校学生的欢迎，也成功与西方社会科学专业化和科学化的研究取向对接起来。微信平台上，仅专门介绍西方学术成果的公共号就有“政见”，“论文大闷锅”，“唧唧堂”，“政儿八经追论文”等，而科普导向的自媒体更是不计其数。
新知识青年群体的出现，和海外中国留学生数量的暴涨趋势几乎同步。目前，美国学校中的国际学生三分之一持有中国护照。十年前，只有两成的中国留学生就读于美国本科，如今的比例则飙升到了五成。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进入美国高校任教，他们的中国研究生数量也在稳定增长。崛起的新富与中产们纷纷将子女送出国门，“谁能上北大”渐渐成为了“谁能去波士顿”。
不过，并非所有的青年组织都得益于知识青年的兴起，也不是每个组织都期望去顺应专业化的媒体环境。2009年8月22日，“我在中国（Co-China）”团队在香港旺角的序言书室举行了第一场论坛，标志着团队的正式创立。这场在狭小的二楼书店举办的论坛，主题为刚刚发生的中国大陆当局因偷税名义试图取缔“公盟”的事件。而当事人许志永，也立即在第二场论坛中和观众进行了现场连线。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Co-China在港台和广州组织了几十场线下论坛，主题多涉及大中华地区的社运、青年、互联网，而参与者也包括媒体人，行动者，学院派。与Co-China同时的京沪与川蜀多地，也有不少文化和社会沙龙如火如荼开展起来。2009到2011的两三年间，媒体上还能经常看到“公民社会”的字眼。遍地生长的沙龙，不断被拓展的话语禁区，和年轻人踊跃的参与，被看做是内地公民社会发育的曙光。
才过了两三年，公民社会已经是“七不讲”之一，即使是私下发言，也无人再谈公民社会（编辑注：“七不讲”包括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权利、中共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和公民社会）。论坛的兴盛与其背后青年人的参与似乎只是特定年代的产物，灵光一闪便倏忽无踪。目前的Co-China团队，核心成员数量骤减，真正做内容的人只有个位数。由于人员不够支持定期的更新，团队不得不在2015年春节后暂停了周刊的发布。在此之前，团队的社交媒体账号屡次被删，每一年的夏令营都被骚扰，志愿者和夏令营营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甚至与Co-China合作的其他国内青年组织，也连带遇到麻烦。一来二去之下，固有的传播管道已经被打散，团队元气大伤，一來二去之下，内部也出现问题，最终消失在公众视野里。
在微信上，比起严肃的批判，秀学识的科普和抖机灵的反讽显然更有吸引力。读者们需要干货，而不是夹杂了政治立场，又缺乏足够经验证据的批评。这一点也得到了很多知识青年的认同。由于平台严苛的审查，整个微信平台极难寻觅到真正的政治批评。当然，即使是科普和政治隐喻，在全微信平台上都是绝对的支流。
专业讨论的另一个阵地，是与微信同样成立于2011年的“知乎”。作为问答网站，“知乎”天然促进了公共舆论的专业化。各行各业的人参与到自己所熟知内容的创作中，知识的圈子化进一步得到了强化。政治议题并非无人触及，但一经出现，便很快被抹去。
随着社交化的演进，海内外知识青年们形成一个个的在线线下的知识共同体。他们视野开放，经历丰富，擅长追踪各大公共议题，并附上专业的解读。在微信群中，他们交流最新的社会话题，也互换彼此的媒体资源。他们不仅开始占据旧的话语场，也开始涉足上一代公共知识分子鲜有涉猎，甚至未能拓荒的视角和领域，比如性别与族群议题，选举政治等。
相对来说，上一辈知识人和媒体人的智识资源即使尚未告急，也已经难以获得新一代人的认同。曾经的中国媒体重镇“南方系”，如今沦为了很多青年的嘲讽对象。曾经是文化沙龙宠儿的“启蒙”学者，也渐渐没有了新的青年听众。自由主义话语被视作简单化思维的产物，不少青年开始探寻更复杂知识架构的表述。比起看自由派媒体，参与文化沙龙，新一代大学生若不是扎堆创业，就是热衷于参加各个研究机构举办的学术型暑期班。而博客一代的写手们，还在坚持更新博客的已经是个位数，重新在微博和微信公开发言的更是寥寥无几。和菜头大概是最正面的例子，他的“槽边往事”从博客移到微信平台后，依然保持着一贯的水平和影响力。
大部分当初的博客写手都对新出现的青年论述者给出了积极的评价，认为他们作为后辈，理应比自己看得更远。“高端”、“精英”、“学术”，是不少博客一代对“政见”的总体印象。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满意于这样的变化。尤其是论坛时期就接触互联网的不少用户认为，政见内容总体很棒，但是自我审查还是太过明显，所以常常会发布被他们认为“过于五毛”的内容。然而悖论在于，如果不自我受限，青年组织根本就没有成长壮大的空间。
在之前的微信公众号停用后，几个公益和媒体青年干脆办了一个新账号，名字就叫“怎么办”。然而这样一个倡导与行动导向的平台，注定难以寻觅到新的话语空间。公众号的关注者一过五千，后台审核就总是通不过。在百般尝试无果后，印象笔记国际版（Evernote international）的公共链结功能，成了绕过审查的唯一工具。在此之前，中国版的公共链接分享功能已经被取消。所有人都知道，国际版被墙也只是时间问题。
不论大趋势掩盖了多少细微的张力，新知识青年的崛起已经成为过去两三年最重要的网络景观之一。人们为新一代青年的成长欣喜的同时，也逐步感受到另外一些人的退场，和一些粗糙刺耳的话语的消失。